“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远近亲疏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上德》说：“严刑厚赏，此衰世之政也。”《用民》说：“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那么，赏罚恰到好处的度是什么呢？这就是爱民。《用民》说：“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甩，有所托（依托）也，不适则败，败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也。”就是说，赏罚的合理限度是不危害君主对民众的爱利之心。
这样，可以发挥赏罚的正强化和反强化的激励作用。如果赏罚超过这一限度，失去爱民利民之心，就会引起民众的反抗心理，官逼民反，恶果丛生。
为此，《吕氏春秋》主张，赏罚的实行，必须紧紧伴随仁爱精神，同仁爱方略结合在一起。《义赏》说：“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彰，久彰而欲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已经将仁爱方略和法治方略彼此综合在一起了。这种综合反映了先秦时期管理思想的深化和成熟，表明人们对如何管理民众的问题已经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
无为和有为
先秦时期的领导行为论，有“无为”和“有为”的两种观点。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道家鼻祖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之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讲的领导职责问题。老子强调“俭”，要领导尽量减少作为，不要事必躬亲，不要介入下属的职责范围。只有“无为”，方能“有为”。然而他过分夸大了“无为”的一面，对领导者自身职责的认识，即对“有为”的一面，论之较少。孔子、孟子、荀子、商鞅、韩非等人则对领导者自身职责，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如：
韩非的所谓因任授官、循名责实、生杀赏罚之术，就是对领导职责的精辟概括。然而，他们的论述，又大多限于“有为”的一面，忽略了无为方面。这样就难以更好地认识领导的职责。《吕氏春秋》在此基础上，将“无为”和“有为”综合起来，将领导不应该做的和应该做的统一起来，一反一正，一破一立，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全面的领导职责的思想。
首先，领导者不应该代办下属的事情，不要去做、去想不属于自己的事情。《贵公》载管仲病重，桓公询问，管仲死后，谁可为相。
管仲认为，隰朋可以。因为他“对于国事，有不必管的，就不与闻；他对于事物，有不必知的，就不过问；他对于人，有可原谅的，就装着没看见。”然后作者议论道：“相，是大官啊，当大官的人，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小事情上，不应该玩弄小聪明。”所以说，“大匠人不自己动手砍削，只规划示范；大厨师不自己动手宰割，只调和五味。”《知度》也说：“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
《当染》《分职》说：
“古之善为君者，劳于治人，而佚于治事，得其经也。”
“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功，则知所乘也。”
事事亲为，不但使领导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使下属无所适从，难以正常工作。《具备》说，宓子贱治理亶父（地名），担心鲁君相信左右之言，干扰政事，欲辞职而去。临行前，做了个“掣肘”
的例子给鲁君看：
“请近吏二人于鲁君，舆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日：’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两吏归报于君，……鲁君太息而叹日：’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告宓子日：’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矣。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
这个故事，以形象生动的情节，说明君主事事亲为、干预下属的害处。
为了强调不干预下属，不凡事亲为的重要性，《分职》等篇主张：君主要做到“无智”、“无识”、“无为”：“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其实，这里的“智”、“为”等，都是相对于下属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言。无智、无识、无为的意思是不必有“雕虫小技”，不必有小智小识，不要去做具体的事情。绝不是说做傻瓜，也不是无所事事。
那么，领导者的作为应该在何处呢？领导者的职责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发现识别贤人。《士节》说，“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第二，合理安置人选，制定职责、权力、地位，即“定分”。《慎势》说，“制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处方》说，治国有本，“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定分的过程，是使下属明确自己的位置和任务的过程。第三，考绩，考查下属的工作绩效。《审分》说：
“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缰绳），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也？正名审分是治之辔也。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
王良（著名的驭手）驭马的诀窍，是抓住马缰绳。君主驭使臣下的“马缰绳”是考绩（正名审分）。考绩的办法，是根据下属履行职责的具体情况（实），对照应该完成的职责（名），看看是否完成了任务。听下属的汇报，看看是否合乎情理。
考绩的主要内容是督听，审查下属的言论。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君主要了解下情，可能大多是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言论进行的，审言也就成为君主的要事之一。
语言的价值是反映信息，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可是，因为人们之间的复杂利害关系，有可能使语言失去本来的功能，与实际发生分离。《离谓》说：
“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也又况乎不肖者乎。”
另外，语言在转述过程中，也会失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可见，“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
那么，怎样听言呢？
首先，“缘物之情及人之情”，即根据事物的实际和人之常情去判断。
其次，排除主观好恶的干扰，一切以是否合于实际为依据。
“善不善本于义，不于爱也。”
第三，要有知识准备，了解相关资料，掌握事物的一般规律。
听言必须进行分析判断，没有知识准备是不行的。《听言》说：“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为了有分析地“听言”，为了说话符合实际，必须“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
从上述可知，《吕氏春秋》对领导职责的“有为”和“无为”两个、方面的认识是清晰明确的。与先秦诸子比较而言‘，是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当然，用现代管理理论去分析，仍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这样的认识，已经足够了，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吕氏春秋》是先秦诸子管理智慧的综合性、总结性的著作c从思想认识的发展来看，为了澄清一种认识，建立一种思想体系，常常限于一隅，困于一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对学术的发展有一定益处，但对于管理实践来说，片面地执着于门户之见是不行的，这就像一个人体的行动，需要眼、耳、口、鼻、舌、身的配合，只有一眼、一口或一舌，都不行。对于管理实践来说，法家的法治，儒家的仁治，道家的无为而治，都不可缺少。因此，《吕氏春秋》超出门户之见，批判地继承和综合诸子百家的管理智慧，建立了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管理智慧体系。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尽管口头上标榜儒家，实际上实行的是《吕氏春秋》的综合性路线。
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旨在改变秦国片面尊法的路线，一可以统一天下，二可以长治久安。这不能说不是真知灼见。然而秦始皇过于重视法家，以至于排斥法家以外的各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尽管以“挥剑斩残云”的气魄统一了中国，但终于二世而亡，教训极为惨重。汉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儒法兼施，道、墨等家亦熔其中，使封建大帝国的统治维持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制度何以如此漫长？与统治者实行兼收诸子百家的策略不能说没有关系。
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造就了智慧之火。
智慧之火使得“百足之虫，死而不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