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老百姓的事最重要，如果获得百姓的支持，人心所向，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了。这一思想，是孔子“和为贵”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虽然还不是民主主义思想，但它看到劳动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确是很有意义的。它在后来历史上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第二个观念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的状况取决于领导者自己。领导者的所作所为，领导者的道德人格从根本上决定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他说：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大意是，限制人民不必以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有德的君主帮助他的人就多，无德行的君主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连亲戚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拿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仁君圣主或者不用战争，若用战争，是必然胜利的。孟子还说：
“仁者无敌。”
孟子认为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相互感应的。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如果君主从不忍人之心出发实行仁政，那么，民众、臣属自然从心而发地拥戴你；反之，实行暴政、残害生灵，那么，不但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且要被推翻。孟子理直气壮地说，不行仁政而行暴政的君主，就不是民众的领导，而是“一夫”，完全应该被杀掉。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杀式君也。”
这就是说，获取“人和”的关键不在民，而在领导者自身，在于领导者能不能行仁政。
孟子的仁政，也就是领导者得民之政。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研究今人所谓行为科学的思想家。在他看来，百姓的事最重要，民心不可违，要研究怎样获得民众支持、获得民心。他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得天下之道在得民，得民之道在得民心，得民心之道，在于“所欲给之”，“所恶去之”。就是说获得民心的关键，是在“欲”字上做文章，从百姓的需求人手。这也就是现代管理的需求与激励的问题。孟子正确地看到了需求是行为的原动力，欲望的不满足是激起人们行动的普遍原因。要想使民众按领导的意志去行动，就必须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民众需要的就给他，不需要的就不给他，那么必然激发起民众站到统治者一边的动机和行为，否则，就要失去民众。
孟子认为，民众的最根本需求是物质利益的需求。人性中天然就有“大体”和“小体”，从“大体”成为大人的只能是少数人，对大多数民众说来，是从其“小体”的，他们最关心的“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的感官满足，让他们不去追求物质利益是枉费心机。为此，孟子主张领导者采取两方面的对策，一是在整个社会不要助长唯利是求的风气，从道德修养上教育人们少言利，不要整日把“利”放在第一位，以免发生争夺。
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有什么办法使魏国得到好处，孟子答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矣。”
在孟子看来，诸侯求利国，大夫求利家，士庶人求利身，那么就会压倒君臣、人伦关系，引起上下左右厮杀之祸。一定不能给见利忘义之徒以舆论的支持。
另一方面，孟子又主张领导者要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因为，百姓的物质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对统治者最紧要的稳定之心。他说：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莫不为已。已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如果百姓的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自然要为乱造反，社会难以安定。这里，孟子不是把百姓为乱归结为道德观念的不善，而是从物质需求的欠缺上寻找原因，确是难能可贵的。
聪明的君主应该从劳动者的物质需要出发，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这就是孟子的“制民之产”的观点。所谓“制民之产”，就是主张给每户农民以一定数量的土地，使之从事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黎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安居乐业，过上温饱的生活。百姓生活好了，人心自然安定。他说：“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主张领导者要时刻考虑民众的苦与忧。与民同忧，与民同乐，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与响应。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和忧并非只是精神的安慰，而是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内容。
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文王有囿方七十里，而我只有四十里，可是民都以为大，这是为什么？孟子答道：文王有囿“与民同之”，人民随便去打猎；而王之囿是“禁区”，独享其乐，“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这说明忧和乐都有实在的物质内容。孟子主张要从物质利益上考虑民众的忧和乐，与民同忧乐，以获取民心。
为了贯彻物质激励的思想，孟子主张税收要有节制。“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他反对“贡”，主张“助”。因为，贡税的税额以几年的平均年景收获为依据而制定。丰收的年景无所谓，可是灾荒之年，百姓的收获只能抵偿施肥的费用，没有办法只得东奔西走借债交税，这样，百姓怎么能有恒心呢？因此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助，就是百姓到统治者的土地上服劳役。孟子认为这样的办法，可以使百姓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孟子对那些不关心百姓疾苦，横征暴敛的君主极为痛恨。他说：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可以看出，孟子是企图从人的心理需要出发，以物质激励的办法，获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对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深刻掌握，的确很有见地。然而，当政者大多为急功好利之徒，他们唯恐搜刮的不多，谁人去关心百姓生活！因此，孟子的主张不得见用。
孟子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君主行仁政的原因是有一颗“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仁君圣主行仁政，是先天善性自然扩充发展的结果，不是外力强迫。仁政，也就是爱民之政，来源于人的善性。仁政的具体内容诸如“制民之产”、“敛从其薄”等等，也有人性的依据，就是人人都有的“小体”。孟子的观点，提倡弘扬、发展大体，但不能无视“小体”的客观存在，从“小体”的事实存在出发，便是物质激励的理论。可见，和谐统一的领导理论，从孔子至孟子这里，不仅内容更丰富详实了，而且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严密了。这是孟子的主要贡献。
君论
对领导者的素质和品格，孟子给予极大的关注，阐发了十分丰富的思想。
孟子以神秘的形式论证了领导者立足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他继承了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赞成《书》中所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是君权得与失的决定者。但天给予君权与否的意图是通过民众的行为和意愿而实现的，“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旧君逝去，新君继位，其决策举措使事务得到治理，民众安居乐业，那就意味着“民受之”，而“民受之”也就是“天受之”；反之，决策无法实行，民众走之四方，就是民众不接受，也是天不同意，那么，君主的权力便会得而复失。
孟子的天民一体观点，把民意升格到天神，极大地提高了民心民意的权威性，为君主自身建设设置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检验标准，就是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为获取民心民意，孟子认为，领导者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珍视“正己”。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乏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正君而国定矣。”
君主“正己”的关键是有一颗爱民之心。大到天子，小到普通百姓，都应有一颗爱人之心；人都是相互感应的，君主爱人、爱民众，民众反过来也会爱君主；感情的互动效应，带给君主的是民众的拥戴和整个天下；反之，会因此失去天下。孟子说：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君主还要善于学习。孟子说，尧舜都是善于学习而成为圣人的。舜“善于人同，舍已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大意是，舜极好学习，能舍弃自己的不正确的东西，接受别人正确的东西，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从种庄稼，做陶器，捕鱼，直到做天子，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别人那里学习的。
在学习问题上，孟子主张君主要丢掉权势，放下架子，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
古代的贤王好善而忘记自己的权势，而古代的贤士也能乐于行道而忘记别人的权势。贤王和贤士的密切配合，关键取决于贤王能够忘掉自身的权势，只有贤王“忘势”，贤士方能“忘势”，也才有贤士乐于道，贤王达到好善的目的。
孟子特别强调放下架子、忘掉自身权势的君主俯首听教于臣，并且态度要十分谦虚诚恳。他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以他为臣，于是天下不太费力气地统一了；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力气而称霸于诸侯。商汤和齐桓公是领导者的榜样和楷模。
孟子又前进了一步。因为臣子的道德学问可能高于君主，为了保证君主的地位最终不受损害，应该允许臣子采取非常的手段，使君主得到教育。
《孟子·万章下》记载：“齐宣王问卿。孟子日：‘王何卿之问也？’王日：‘卿不同乎？
日：’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日：’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看来，有为之君主，应该允许臣子在必要的条件下，采取暂时易位，放逐君主，最终使君主改弦易张的办法，教育君主。
当然，孟子强调前提有两个，一是易位是暂时的，二是不是为了篡位而是教育君主。暂时失位是为了长久保住君位。孟子的主张反映了个体独立性得到弘扬的士阶层，设计管理模式时的理想化色彩。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这种设计只是幻想而已。但孟子想借用道德和才能的力量制衡君主的贪欲和无能，以实现管理活动的良性循环，这种思路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还主张圣主仁君要有敏锐的鉴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有高超的理性思维。孟子具体论述说道：
“设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要善于分析各种言论和观点，对片面的观点知道它蒙蔽了什么，对过了头的言论知道它陷溺于什么，对邪辞知道它如何叛离正道，对遁辞知道它如何理屈辞穷。孟子还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聪明的领导者应该能够理智地判断各种观点、言论，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种能力，也叫做“知言”。孟子自我认为具有这种能力：“吾知言。”
孟子还认为圣主仁君应该有一种“气”，气魄和气势。他称之为“浩然之气”。这种气，不是通常理解的物质性的气，而是人气，是类似于“勇气”“士气”的，那种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无坚不摧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对于领导者说来，是十分重要的。气需要培养。孟子本人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的根本途径之一是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外物的引诱容易使人追逐感官欲望的满足，丢失先天的善良之心，走向迷途，必然气馁，哪里还有浩然之气！孟子特别强调“存夜气”，养“平旦之气”，因为夜间或平旦很少与外界事物接触，比较能“寡欲”。养气的途径之二，是坚持不懈的道义积累。浩然之气是精神力量，是“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由“志”帅领，由道义积累而成。符合道义的思想和行为，日积月累，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最终就成为“浩然之气”。孟子尤其强调养气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心匆忘，匆助长也”。不要中止努力，也不要象“拔苗助长”一样，过于性急。长此以往，坚持下去，必然有浩然之气的结果。
孟子是以德服人的力倡者，主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君主之“德”“道”，取决于君主能否实行“仁政”，能否善于识人、选人、用人、选贤任能、俊杰在位等等，还取决于君主的自身修养。君主的治政和用人，最终都转化为君主的素质和品格，并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孟子希望君主加强自身的素质和品格建设，影响、感化、吸引民众，让民众从心而服，“天下之民至焉”。
臣道
孟子十分重视臣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没有臣的辅佐，任何有为之君也难以成事，“不用贤则亡”，他劝君主要以求贤用贤为急务，“急亲贤之急务”，各级官吏应由贤者当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何谓贤者、能者，在人臣标准这一问题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德至上的观点。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仁德是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贤者的最高标准。
孟子还把爵位、年岁和道德加以比较，说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说，在世人的眼里，爵位、年岁和道德，是三个受人尊敬的东西。一般在朝庭重视爵位，在乡里看重年岁，而对于辅助君主统治百姓来说，道德是最高的、最上的。这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理想的臣子，关键不在爵位多高，年岁多大，而在于道德境界的高低。通过爵位、年岁和道德的比较，充分肯定道德的重要意义。这对以爵位论人才和论资排辈的现象是一个有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