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的调研表明，在稻谷、小麦生产总成本中，家庭用工折价、自营地折租进入生产总成本体现了种粮成本的真实性。有自营地的农民种粮现金收益有７５５元／亩／年，得益于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化肥、农药与机耕费等现金成本占了稻谷生产总成本的６４．２％，表明农民的种粮成本还偏高，种粮比较效益还偏低。而２００８年度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提高了农民的种粮成本，抵消了国家给农民的补贴收益。种植小麦，产量低、成本高、售价低，基本无利可图。
（三）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大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发展城市，是导致城乡差距，并且使其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战略上应当抑制城市的发展，加大力度去发展农村。这样城市化的速度放慢，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差距就会缩小。但是，客观现实并不这样。有的研究项目，也进行了城镇化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性分析，认为越是推进城镇化，农民收入增加越受到影响。这是一个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的分析结论。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是高度反向相关的：即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而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低，则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大。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表５－１７ 城市化水平与人均ＧＤＰ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地区城市化人均ＧＤＰ收入差距地区城市化人均ＧＤＰ收入差距
全国４５．７２２６４０３．３１－－－－
上海＊８８．７８７０３５２．３１山西＊４４．３１６８３５３．１６
北京８５．０６１８７６２．３０宁夏＊４４．０１３７４３３．４１
天津＊７６．３１４５８２９１．８７陕西４２．１１８２４６４．１０
广东６３．４３７５８８３．０８青海＊４０．７１３８３６３．８３
辽宁６０．０３１２５９２．５８湖南＊４０．５１４４０５３．１５
浙江５７．６４２２１４２．４５江西＊３９．８１２５６２２．７４
黑龙江５５．４２１７２７２．３８新疆３９．６１９８９３３．２６
江苏５４．３３９０８２２．５４安徽＊３８．７１２０１５３．２３
吉林５３．２２３５１４２．６０广西＊３６．２１２４０８３．７８
内蒙５１．７３２２１４３．１０河南３６．０１９５９３２．９７
重庆５０．０１８０２５３．４８四川＊３５．６１２９２６３．１３
福建＊４８．７２５６６２２．８４甘肃３２．２１２１１０４．５７
海南＊４７．２１４６３１２．９０云南＊３１．６１０４９０４．３６
山东４７．６３３０８３２．８９贵州２９．１８８２４４．２０
湖北＊４４．３１５０７４２．８７西藏２２．６１３８６１３．９３
注：表中数据为２００８年度，由于数据来源原因，带＊的为２００７年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８年或者２００７年全国和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般来说，在城市化４４．３％到８８．７％的省市区范围内，人均ＧＤＰ在１５０７４元到８７０３５元范围，城乡差距在１：１．８７到１：３．４８范围；而城市化在２２．６％到４４．０％范围的省区，则人均ＧＤＰ在８８２４元到１９５９３元范围，城乡差距在１：２．７４到１：４．５７范围。如图５－３所示。
图５－３ 城市化率与城市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图
其中一些个别数据中，如广东城市化水平６３．４％的情况下，城乡差距１：３．０８，主要是因广东产业向粤北转移不够，以及粤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形成的；而重庆城市化水平在５０％的情况下，城乡差距１：３．４８，则是重庆水库山区及其他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以及对水库移民补偿不力导致的。陕西在城市化水平４２．１％的情况下，城乡差距高达１：４．１０，则主要是当地农民外出务工比例比其他省区低造成的；而西藏在城市化２２．６％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城乡差距在１：３．９３的水平上，则是因中央政府对西藏农村的支持所致。总体上，除去特别因素，中国的实践也表明，在一个地区中，城市化水平与人均ＧＤＰ高度正相关， 而与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高度反相关。从城市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看，表５－１０中全部数据计算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６４，剔除广东、重庆、陕西和西藏四个特殊地区外，相关系数为－０．７９７。因此，要想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关键是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
而且，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实际上基尼系数也较高，也就是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表５－１８ ２００７年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
地 区城镇人口从业率基尼系数
上 海８８．７００．３０
北 京８４．５００．２８
四 川６３．１４０．４０
江 苏５７．２００．３７
浙 江５３．９００．３６
福 建５３．２００．３７
广 东４８．７００．４１
河 南４８．３４０．３９
黑龙江３９．８００．３７
重 庆３６．２４０．４１
江 西３５．６００．３８
甘 肃３４．３４０．４８
广 西３１．５９０．４５
１、基尼系数以城镇居民收入的７分法和农村居民５分法为基础，先采用人口等分法分别计算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依据城乡分解法求的该地区总的相关系数，
２、基尼系数计算时把某些数据不可得或计算不可比的省份已经剔除
３、数据来源：各省２００８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
图５－４ 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的相关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８５，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该相关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即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是那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因此，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战略重点是发展城市，推进城市化，将农民大量地转移进城市；而重点不是农村，如果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农村，城市化水平没有提高，实际上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
六、与推进城市化有关的工业化道路的争论
保持一个什么样的ＧＤＰ结构，实际反映了一国工业化的模式。转变发展模式，从大的格局看，就是调整国民经济ＧＤＰ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上，有２００５年影响较大的吴敬琏和樊纲之争。
（一）吴敬琏和樊纲之间的争论
以樊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一是重化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绕不过去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到５０００美元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重型化程度加强，因此，目前的高消耗能源和资源的发展模式是不容易转变的。二是从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竞争能力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进占产业链的高端，无论是提升服务业比重，还是大力发展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暂时我们都不具备条件，必须要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道路。
吴敬琏则认为，第一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他论述说，霍夫曼理论中，由于当时服务业（第三产业）并未被承认为一个基本产业，在只有农业和工业这两个基本产业的分析框架下，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占支配地位，也就意味着资本品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其实，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所以后期工业化又被称作服务业－工业化。他认为，上述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不是一个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它是很早期就发生了的事情。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去年我国服务业只占ＧＤＰ的３２％，全世界很少有服务业比重如此之低的国家。他还反驳了一种说法，认为经济发展的顺序应该是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他指出，这个说法没有历史根据，服务业的大发展从２０世纪初期就开始了，２０世纪早期在英国、美国，服务业的比重都占了ＧＤＰ５０％以上，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显然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产业为主要方向。
（二）我的看法：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深层次原因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从思路上讲，可能要进行更加复杂的分析。首先，ＧＤＰ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内的需求结构，即产品和服务的比例，中国消费需求中服务消费的比例是较低的，从而导致了服务业产业比例的过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中国的需求结构看，由于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被滞后在农村中，这部分人口和劳动力由于收入和机会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对服务业的需求水平较低；而由于对服务业的管制过度，对大量的第三产业中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观念、战略、体制和政策忽视和缺失，对许多服务业的党政事业化等等，也限制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中，服务业消费不足和服务业供给提供不足同时存在。服务业消费不足，导致了服务业的市场容量过小，成本分摊能力差，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市场容量不足决定的服务业发展不足，加上政府对服务业发展实际上的严格控制和体制政策扭曲，则更是服务业供给发展与需求扩大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城市化的滞后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不足，又导致了农民被城市所吸收转移的能力。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从阶段上看，确实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然而，中国即使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同样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扭曲的多，即第一产业中剩余的劳动力比率太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劳动力比率都太低。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有这样一些因素可以使现在的重化工业化比发达国家走过的重化工化阶段降低能和资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其来源和决定于：节能和节约其他资源的技术和工艺大规模被应用，许多经济环保的替代材料的出现；计算机、网络、移动通讯等新技术的出现，拓展了节约环境和资源的新的财富生产和消费领域；人类发展观念的改变，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的创新，生态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也改善了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生态环境。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很大的拉动力来自于出口，到２０００年以后，几乎增长中１／３的贡献来源于出口增长。那么，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是，出口的内容是什么？出口类型大体可分为劳务输出型、劳动密集型产品、能源和其他资源密集型产品、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四类。第一类纯粹的劳务出口，几乎不消耗国内资源，其从国外向国内转移的收入，还会增加国内国民收入；第二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国内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较少；而第三类高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如出口钢铁和其他有色金属等产品，则这样的重化工工业化，则为国外需要服务了，是非常不值得的；第四类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是，也受到国内技术知识进展的制约，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如果我们加大劳务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有利于调轻我们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化工业化程度。
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在中国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除了在工业内部节约能源、资源和减少排放外，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第三产业生产和就业的比重，并且，立足于中国劳动密集的国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才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中走新型工业化的正确的道路。
七、简短的结论
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建国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走了一条工业化超前，而在人口布局上走了一条反城市化的道路。１９７８年以后，我们对城市化规律仍然是认识不清楚的，犹豫不决和半推半阻，虽然政府推动的建设和建成区面积方面的城市化似乎也不慢，但是，农村人口较为永久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的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还是很慢，城市化进程还是慢于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了服务业领域的狭小和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严重困难，分散的发展形式造成了土地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严重浪费，城市化推进缓慢对生态和环境也形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城市化水平低也是造成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深层次原因。这不能不是我们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较为遗憾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参考文献：
１、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２、张鑫：“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金融博览》 ＜ｈｔｔｐ：／／ｃｎ．ｑｉｋａｎ．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ｓｐｘ？ｉｓｓｎ＝ＣＮ１１－４１１８＆ｙｅａｒ＝２００６＆ｐｅｒｉｏｄｎｕｍ＝６＞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３、赵志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ｉｂ．ｃｎ／Ｃｌａｓｓ．ａｓｐｘ？Ｑｕｅｒｙ＝％Ｅ８％Ｂ５％Ｂ５％Ｅ５％ＢＦ％９７％Ｅ９％ＢＥ％９９＞，：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一个概念结构视角的分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ｉｂ．ｃｎ／Ｐ－ＱＣｏｄｅ￣ｎｘｄｘｘｂ－ｒｗｓｈｋｘｂ．ｈｔｍｌ＞》２００６年 第２８卷 第０５期；
４、王碧峰：“ 城市化问题讨论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５、杨世松：“谈“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理论月刊》２００８年０７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ＪＦＤＴＯＴＡＬ－ＬＬＹＫ２００８０７０５１．ｈｔｍ＞；
６、钱纳里（美）等著，《发展的格局１９５０－１９７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７、樊纲：“不走重化工业道路于我们不利”，见《经济学消息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发表题的为《樊纲反驳吴敬琏重化工之论》的报道；
８、访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和扭曲”，《商务周刊》２００５年０８月１９日 ；
９、唐青（江阴市粮食局）：“江阴农民种粮成本效益剖析与扶农政策建议”，江苏粮网，２００９年２月２日；
１０、环境保护部：《２００７年全国环境状况统计公报》、《２００８年全国环境状况统计公报》。
《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报告之六
中国房地制度的扭曲与其经济社会后果
周天勇
摘要：本研究报告分析了目前中国土地管理体制和制度、房产体制和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财政体制，认为这种制度供给结构与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节约使用耕地、保证粮食安全等等需求，极不适应，有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目前的体制和制度，对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居民收入、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负面的影响。
过去的３０年，农村居民居住条件改善，村庄扩大，占用了２０３０９万亩土地，但是农村人口减少了６２６４万人；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５０４３万亩，但是承载了从农村转移，加上城镇增加的，共４２１３４万人口。未来３０年，假定农村即使剩下５亿人口，每人住宅面积达小康１００平方米，还将用掉２亿亩土地。而城市化方面，将有５．６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再用１亿亩城镇建设用地即可。因而，控制用地的重点不是城镇，而是农村。从城镇用地的结构上讲，产业结构上，应当控制工业和开发区用地，而放宽住宅用地，这样才能将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实际上，第三产业和住宅用地是重合的，在同样的ＧＤＰ产出下，服务业用地要比工矿用地少得多。从区域结构上讲，建设用地应当偏重于向农村人口流动集中的地区分配。
未来节约利用土地的一个关键是，除了不能继续加大村庄用地分配，控制农村住宅用地数量外，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让农民在城市中固定和永久的转移，而将人口减少的村庄，逐步地撤村，使土地整理和复垦出来。这将是中国耕地挖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作者在研究报告中认为，居民的城乡两栖率、农村人口的代际萎缩率、农村土地的整理、城镇居民住宅的多套率、城乡人口居住别墅的比率、城乡居民居住面积等等，对耕地占用的多少至关重要。如果进城农民不能永久转移到城市，在城乡两地居住的两栖率越高，如果农村人口代际萎缩（就是上一代或者两代人在农村中居住的时间较长）速度很慢，甚至因回乡农民过多而不萎缩，如果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奔小康达１００平米，如果城镇居民拥有多套住宅，并相当多的城乡人口居住在别墅中，那么，中国１８亿耕地，可能还要用掉６到８亿亩！因此，保１８亿亩红线，不应当是控制城镇住宅建设用地，而关键要控制两栖率、农村居民的居住面积、城镇居民的住宅多套率、别墅居住比率，包括住宅面积，尽快撤村并村整理出土地。当然，不能用行政的办法，而是用开征房产税收的办法，特别是累进税，控制上述因素，才能将中国未来的耕地存量保护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