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淡，晓风淡，
淡去青山几层鲜，
叶度秋无边。
长漫漫，思漫漫，
嘈切人群强忍观，
只怕偶一见。
——《长相思》
中鼎号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1日，一个萧瑟清冷的冬日，一艘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悄地驶进了南京下关码头。恰是11年前的下关码头，日本人的尖刀冷炮，逼走了南京朝天宫的大批文物，虽然时空尽变，可此时此景，还是生生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中鼎号”是一艘由登陆艇改装过来的平底船，这样的船经不起大风浪，在海上航行很危险，此次来运送文物故宫同人都很担心。徐蚌战事吃紧，国民党军几乎全线崩溃，作为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也实在没有办法派出比这更好的船了，唯一的这一艘也是原定运输物资的，由桂永清亲点改为运输文物。由于以往这样的船是输运海军家属及物资的，所以早早就有家属们聚集在了码头，船一到蜂拥地登了上去。文物运到码头的时候，船上已经没有了位置，中鼎轮的官兵，故宫的押运负责人，纷纷上去劝说，却没有结果。
这是一个难得逃难的机会，谁都不肯放弃。眼见着文物就是运不上去，这可急坏了大家，只好打电话到海军司令部请示。桂永清知道事情的紧迫，亲自赶到码头劝说。已经上船的海军家属被迫下船，文物运上去，船上除了航运的人员之外，只有押运员和他们的家属了。
中鼎轮12月22日清晨起航，船上装了712箱各馆院精心挑选的文物。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着油布。由于船是平底的，起初在江上的时候还很平稳，到了海上全不是那个样子了，船体随着海浪在跳，船上的噪音又大。海军司令托舰长带着一条大狗到台湾去，这条狗也是受不了船的摇摆整日地吠叫，更让人心烦了。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到文物的箱子上睡觉。有时候船左右摇摆箱子没扎紧会随着船左右地滑动，睡在上面很危险。押运的总负责人是李济先生，其他随行的分别是故宫的庄尚严、刘奉璋、早若侠、黄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谭旦冏、麦志诚，中央图书馆的王省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李光宇。此时时局紧张得不得了，船上的亲属们都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在他们登船之前就在名单里加上了押运员的称呼，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是庄尚严的小儿子他才不过十岁，也是故宫文物的押运员。
船在海上行驶了四天，时而有大雨，每天的风浪也都不小，特别是夜里，海风呼啸海浪轰鸣。那条桂永清司令托付上来的狗，晕船晕得比人都厉害，人晕船了可以找个地方蜷着，它晕起来随处乱跑乱叫乱吐，昼夜不停，害得舰长只好吩咐一个水兵做专门的护理。中鼎轮到达台湾基隆港的时候，是个出奇的晴天，那个摇摆、惶恐、嘈杂、处处存在不安的四天终于过去了，太阳都分外地大起来，照得人心暖洋洋，站在陆地上更是有种起死回生的感觉，而且顿觉困顿起来了。
庄尚严的儿子庄灵回忆说：“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船停泊在港湾里，大太阳底下，山峰翠绿，海水碧蓝。从风雨飘摇的海上到达这么一块宝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向周围划着小舢板的渔民买香蕉吃。庄尚严的同事，画家刘士贤喜欢吃香蕉，看到基隆这么多便宜又新鲜的香蕉，很高兴，连吃好几天。结果吃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吃伤了，不想再吃。”
船到了基隆，早有杨师庚和芮逸夫两位先生在那里接洽，并且已经定下了通运公司在杨梅镇的仓库作为文物的落脚点。中鼎轮到达基隆的第二天（27日），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车，傍晚时分即到了杨梅仓库。
杨梅镇是个小镇，两位先生并没有事先给随行来的押运员家属准备住的地方。但随着这批文物进库，人也就跟着住进了库房。当时条件比较简陋，仓库里除了放文物的地方，其余的地方用捆行李的绳子拉出格子，再在上面搭上油布，分出来的就是各家的房子了。很简单，连彼此各家喘个气都会听得清楚。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各家的女主人就会围在一起生炉子做饭，烧煤球、扇竹扇子，往往都是仓库外弥漫着浓浓的烟雾。
杨梅的仓库很小，放下这七百多箱的文物，可以勉强应付，要是陆续有文物迁来就要受不住了。杨师庚、芮逸夫和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三位先生，趁着这一批文物稳妥下一批还没有到的间隙，前往气候干燥的台中地区考察，打算另选他址，当时由杭立武电请台中市市长陈宗熙先生协助。在此之前为了文物的存储事宜，杭立武已经做了多番的调查，台湾地区各地具体气候情况，已经从广州那里生活的台湾人那得知了。当时台湾的几大城市包括新洲、基隆、高雄、台南都不太合适，要么雨水大要么气候炎热，只有台中气候温和又干燥是合适的地方，加之台中市的市长是杭立武金陵大学的同学，就电请协助了。三位先生到了以后很快就发现台中糖厂的仓库不错，交涉的时候又有个意外，原来这糖厂的厂长居然是谭旦冏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很快就商谈下来两栋仓库，而且糖厂还特意批了一块空地给故宫，希望能作为专家及工作人员的宿舍地基。杨梅的文物存放了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9日，除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管的箱件，其余全部运到了台中的糖厂仓库。
海沪轮
民国三十七年年底，第二批运台文物已经挑选出来，仍然是按照第一批的模式，每个机关各出一个人负责，大家每天见一次面，共同商讨。这一次因为并不着急，所以较之上一次可以在文物里好好地筛选。故宫决定运台的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宋元瓷器和全部的铜器，箱数上希望能和第一次的合计成2000箱。故宫运出的文物在这一次里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有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这两部书在前面都介绍过，《四库全书》共7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提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分为经、史、子、集4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摛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成为世上仅存的一部了。此次运台文物中的铜器，有些是稀世珍宝，因为这些宝贝的原因，中华民族的历史可再上溯3000年之久，其价值不可估量。
第二批文物运台的时候，徐蚌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近乎瓦解，南京城人心惶惶，人民解放军随时可能解放南京城。此时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派不出任何一艘军舰了。杭立武背负着文物转运台湾的使命，不得不再用回当年的老办法，联系招商局，包租招商局轮船。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得知招商局的“海沪号”承运这批文物，1月3日船可到南京的下关，准备的工作紧张起来。
第二批文物的押运员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周凤森、高仁骏；中央图书馆的苏莹辉、昌彼得、任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高仁骏先生晚年的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昌彼得先生（后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当时正负责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的装运工作，晚年也有回忆，他说：“善本书籍很多，当时在南京都摆在书架上面。现在要运，当然要装箱，关键是订制木箱，我们要装箱还要抄册子，所以那个工作也蛮繁复的。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装好箱才能运。”
各机关运台文物箱数分别是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468箱、中央图书馆462箱、北平图书馆18箱、中央研究院856箱，共计是3484箱。此次运输本定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鸿宝先生做主要负责人，不料徐先生临时有事不克成行，只好改由所有押运员共同负责。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6日海沪轮由南京的下关开出，就在前一天，国共和谈，民国政府希望同中共划江而治，毛泽东钦定了43名战犯，声称除非接受共产党的审判，并喊出“国人皆可杀”的口号，国共和谈随之破裂。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1.蒋介石2.李宗仁3.陈诚4.白崇禧5.何应钦6.顾祝同7.陈果夫8.陈立夫9.孔祥熙10.宋子文11.张群12.翁文灏13.孙科14.吴铁城15.王云五16.戴传贤17.吴鼎昌18.熊式辉19.张厉生20.朱家骅21.王世杰22.顾维钧23.宋美龄24.吴国桢25.刘峙26.程潜27.薛岳28.卫立煌29.余汉谋31.傅作义32.阎锡山33.周至柔34.杜聿明35.桂永清36.王叔铭37.汤恩伯38.孙立人39.马鸿逵40.马步芳41.左舜生42.曾琦43.张君励
这次文物运输很顺利，码头上没有海军的眷属抢占船舱。虽然台湾海峡还有风浪，不过海沪轮本身宽大平稳，晕船的人很少，恼人的狗吠也没有了。9日清晨海沪轮抵达基隆港，那天港内围了很多卖香蕉的小木船，生意红火。上午10时，早在台湾的谭旦冏先生过来，告知火车的车皮不敷分配，文物先得在基隆候着，并要求押运负责人到台北商谈。当时那志良、董同和随同谭先生到了台北，又见了杨、芮两先生，一同商量了文物接运的事宜。
1月12日基隆的文物开始卸船转运，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留在杨梅外，其余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昆仑舰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共产党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紧急召开理事会，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骅、张道藩、徐鸿宝、萨本栋、傅斯年、胡适、翁文灏和杭立武。会议决定尽量将留在南京的文物全部运到台湾，并聘请代理主任杭立武为中博筹备处的正式主任。
第三次转运文物，参与的机关有三家，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图书馆。1月9日，也就是第二批文物运出去的第三天，三机关代表在中央博物院开了临时会议，初步决定运送文物的数量：故宫博物院1700箱，中央博物院150箱，中央图书馆150箱。
这批文物的运输，原计划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先生总负责，由于姚从吾先行赴台布置工作，后改由各机关共同负责了。
参与此次押运的人员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的张德恒、吴凤培，中博筹备处的索予明和中央图书馆的储连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