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提到的这些不读老杜诗的后生少年就是明证。事实上，江西诗派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诗歌理论，严羽将它概括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历代诗话》，第688页。，这一套理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江西诗派能够风行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特点诚然可在老杜诗歌中找到原型，但绝非老杜诗歌的主要特征。江西诗派其实不是真正学杜甫的，正因如此，江西诗派后生们才干脆把老杜放到了一边。四灵等人抬出晚唐诗人，其实并不是用来和老杜对抗，而是和黄庭坚对抗。事实上以晚唐诗人的成就也无法和老杜作抗，并且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老杜诗与晚唐诗也有些渊源，诗歌风格也不构成对抗，方回就说老杜的《早起》一诗是“此乃老杜集之晚唐也”方回评杜甫《早起》诗，《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四，第504页。，这样晚唐诗和杜甫诗也就成了一个系统的不同等级，于是从晚唐入手也可以上参到老杜：“予谓学姚合诗，如此亦可到也。必进而至于贾岛，斯可矣；又进而至老杜，斯无不可矣。或曰：‘老杜如何可学？’曰：‘自贾岛幽微入，而参以岑参之壮，王维之洁，沈佺期、宋之问之整。’”方回评姚合《题李频新居》，《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三，第960页。因此四灵只是抬出了晚唐人和江西派的宋人对抗，并非用晚唐人和老杜对抗。
黄庭坚认为：“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材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惠洪《冷斋夜话》，《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第15-16页。既然是陶潜、杜甫都无能为力，后生们更不用说了。那该如何呢？黄庭坚提供了方案：
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第15-16页。
黄氏大概认为这样做多少有些规则可循，不容易走弯路。但这种做法的负面影响也不少。首先，这样便将创作源头转向了故纸堆，要在古人的陈言旧意之中苦觅灵感，诗歌容易失去新鲜和活力，诗人也易失去创作兴趣；其次，进行“夺胎换骨”必须以对古人诗句相当熟悉为前提，即是说，只有在学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可操作，而对一般的学诗者而言，这显然已经太晚。四灵（整个晚唐体诗人）作诗显然没有这些顾及和讲究，他们“上下山水，穿幽透深，弃日留夜，拾其胜会”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1页。，在湖光山色中陶冶着情操，寻觅着诗材。江西派“意”在古人，在学问中寻觅诗材；四灵则“意”在自己，于山水间觅诗材。赵师秀说：“香烟思盛日，诗句记游时。”赵师秀《信州草衣寺》，《永嘉四灵诗集》，第231页。翁卷说：“中有渔樵影，吾诗咏不全。”翁卷《题武义赵提干林亭》，《永嘉四灵诗集》，第188页。徐玑说：“觅句行山影，披蓑钓月痕。”徐玑《题李商叟半村堂》，《永嘉四灵诗集》，第112页。风光旖旎的山水田园给了他们无限美感，激起心中无限的诗情，他们要做的只是徜徉于其中，静静欣赏、静静体会，然后用自己的诗笔，将感受作一记录而已。
黄庭坚认为：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黄庭坚《答冯驹父书》，《山谷集》卷十九。
如果不是黄庭坚过高地估计了杜甫、韩愈作品中的文化含量，那就是黄庭坚自己喜欢有浓厚文化内涵的诗歌，喜欢“无一字无来处”的作品，并将这种喜好托辞于杜甫、韩愈。因此江西诗派便特别注意在诗歌中“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黄庭坚《答冯驹父书》，《山谷集》卷十九。，在诗句中大量地用典使事，如黄庭坚的“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黄庭坚《咏猩猩毛笔》，《山谷集》卷九。、“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黄庭坚《戏呈孔毅父》，《山谷集》卷三。之类。这种做法虽然增加了诗歌的文化意蕴，但无疑使流畅性、可读性大打折扣，而且语义也由于用典过多而往往陷入游移状态。四灵则完全摒弃了这种在诗歌中增加文化含量的做法，或许他们觉得作诗就是自己的“志之所之”，因此在诗歌中“全用白描之笔，绝无使事之句”梁昆《宋诗派别论》，第141页。，以淳朴恬淡为高，以清新自然见长，用洗练的笔法模山范水，写山则“山高烧入云”赵师秀《送邓汉卿》，《永嘉四灵诗集》，第262页。，状水则“流处不知源”徐玑《题石门洞》，《永嘉四灵诗集》，第127页。，力图达到“要令曲少得香清”徐玑《酒》，《永嘉四灵诗集》，第146页。的境界。他们的诗歌没有江西派厚重，却以空灵轻巧、自然清新取胜。当然，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无论是哪种做法，一旦过头，便为败笔。正如刘克庄所说：“古诗出于情性，发于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刘克庄《韩隐君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江西诗派刻意追求诗句的超凡脱俗。黄庭坚告诫学诗者：“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黄庭坚《题意可诗后》，《山谷内集》卷二十六。他自己就做了一个榜样，在他总共371首七律中，拗体占了153首此数字引自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206页。江西后学自然也大量作拗体，如孝宗时人傅子云《赠桂琴隐先生》：
五载飞鹰迅，孤踪病马羁。（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望东尝把酒，倾盖便论诗。（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
玉在山俱润，泉寒练正垂。（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二雏方刷翼，行矣陟天池。（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
诗歌之第四句第四字、第五句第四字均失律，平声较舒缓，仄声较紧迫，作者在该平处用仄声，显然是为了追求语音上的气势，是为了“不使句弱”。江西派的另一个大家陈师道也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第311页。在他看来，拙、朴、粗、僻虽不让人满意，但要比巧、华、弱、俗强得多。于是江西诗派的后生们，便拼命往拙、朴、粗、僻方向发展，如“蚊虻过耳蛮音恶，虾蟹熏人海气腥”刘过《过西兴》，《龙州集》卷六，四库本。、“钳像蜈蚣钳，嘴像狮子嘴。头像蜻蜓头，腿像蚱蜢腿”贾似道《论形》，《全宋诗》册64，第39968页。之类。许印芳说得好：“《雨村诗话》云：‘西江余素不喜，以其空硬生凑，寒酸气太重也。’夫空硬焉得不为粗犷，生凑焉得不为杈枒，是病诸人皆未能尽免。依山谷意旨，得之者自然为瘦硬浑老，失之者遂似浑老而实粗犷、似瘦硬而实杈枒。其失之尤者，或竟有粗犷而复流之直俗，由杈枒而复流之拗涩。”许印芳《诗法萃编》，丛书集成续编本。与江西诗的这些弊病不同，四灵诗以属对精工、自然浅易闻名，我们记得四灵曾经说过：“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叶适集》，第410页。他们认为诗歌最重要的便是音韵和谐、字句工警，因此很是注意声律。如徐照的《移家雁池》：
不向山中住，城中住此身。（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家贫儿废学，寺近佛为邻。（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雪长官河水，鸿惊钓渚春。（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
“身”、“邻”、“春”、“人”均为平声真韵，诗歌平仄也极严谨，在可平可仄处亦多守原格，与江西派的风格截然不同。在字词的选择上，四灵的诗歌是偏向于浅易、清雅，不像江西诗那样出现许多粗野、恶俗字眼，所以曹豳说：“予爱读四灵诗，爱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曹豳《瓜庐诗集跋》，《永嘉四灵诗集》附录，第308页。四灵这种风格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或者说，他们就是为了抵制江西诗的粗野而有意选择了这种写作风格。叶适在《徐斯远文集序》中指出：
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浅，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鸣吻决，出毫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所获焉。叶适《徐斯远文集序》，《叶适集》，第214页。
“脰鸣吻决，出毫芒之奇”无疑是针对江西派的“汗漫广莫”而发，要求做到从字句到意境、从构思到创作的精练；“运转而无极”则是针对江西派的“枵然”而发，力求诗歌语言的行云流水和诗歌内蕴的圆融浑成。四灵在诗歌中多次提到“圆”字，如“诗篇老渐圆”赵师秀《寄薛景石》，《永嘉四灵诗集》，第234页。，“诗因圆解堪呈佛”徐照《赠从善上人》，《永嘉四灵诗集》，第11页。，“善诗如善韵，警响间圆熟”徐玑《奉和翁千四知县千十四隐居山中作》，《永嘉四灵诗集》，第100页。钱钟书说：“乃知圆者，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非仅音节调顺，字句光致而已。”钱钟书《说圆》，《谈艺录》，第114页。可知“圆”也就是“运转而无极”这一审美理想的代名。
黄庭坚很不赞同以诗歌作为相互攻击的工具，其《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说得明白：“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之也。”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山谷内集》卷二十六。不料，江西派的后进们竟反其道而为之，“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历代诗话》，第689页。如姚勉《赠饶春卿》说：“护疽养疾谁见忧，彼何人斯甘吮舐。”杜范说：“世道就浅狭，人心竞功利。俗子不足言，志士或窘匮。”杜范《送石宰》，《清献集》卷一，四库本。程公许说：“世不有先觉，谁当警群昏。”程公许《逢源堂》，《沧洲尘缶编》卷三，四库本。确实很有些“殊乖忠厚之风”，这是黄氏始料不及的，而究江西诗派“以骂詈为诗”的根源，还在于山谷创立的以议论为诗之上。既然是议论，自然要进行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只要稍微激烈一点点，便会流于责骂的形式。因此江西诗派的好骂，自黄庭坚等人在诗中以议论代替描写和叙述之时，就已埋下了伏笔。四灵显然也深刻认识到江西诗的这一“弊病”，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尽量不涉及社会现实，尽量不去评判是非；诗歌以描写自然为主，而且尽量不进行议论。为了让诗歌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四灵提出了“和”的概念，如“《楚辞》休要学，易得伤怨和”翁卷《送蒋德瞻节推》，《永嘉四灵诗集》，第185页。，“莫因饶楚思，词体失平和”赵师秀《送徐玑赴永州掾》，同上，第234页。所谓的和，应当既包括心态的平和，也包括辞气的平和。也就是一方面要陶冶自己的性情，涵养自己的气质：“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赵师秀语，《梅涧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562页。另一方面是要在诗歌中尽量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地理性，尽量少地倾注热情。叶适说他们作诗是“敛情约性”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叶适集》，第611页。，这一评价是非常准确到位的。四灵的诗歌总是写景叙事、叙事写景，没有过多的情感投入，以至方回屡叹四灵诗没有“远味”，曹东亩也说：“四灵诗如啖玉腴，虽爽不饱。”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笔记小说大观本。这些其实都是四灵“敛情约性”的结果，也是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因为诗歌缺乏感情的投入，四灵诗读起来便让人觉得浅淡，甚至有些遥远，不如贾岛、姚合等人的诗歌那么亲切，那么动人。
§§§第三节 叶适与四灵
“盖自叶水心喜晚唐体，世遂靡然从之”俞文豹《吹剑四录》，《吹剑录全编》，第130页。晚唐体之所以得以流行，四灵之所以能得到诗坛承认，与叶适的提携有着相当的关系。叶适与四灵有何交往？他为什么要褒扬四灵、仅仅出于乡曲之私还是另有原因？叶适对四灵是否也有不满？这些问题，成为历来关注的焦点，也是本节要论述的话题。
一、叶适与四灵之交往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名，先后任权兵部侍郎、宝谟阁侍制等职。开禧三年（1207），叶适被劾罢官，回到家乡水心村（永嘉城外），潜心著书立说。嘉定十六年（1223）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叶适是著名的哲学家，提倡事功之学。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龈龈其间，遂称鼎足。”《水心学案》按语，《黄宗羲全集》第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6页。叶适的散文写得很好，《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提要》说他：“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犹可追配作者。”叶适的诗不能与文相比，然亦有佳处。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水心，大儒，不可以诗人论。其赋《中塘默林》……《后篇》……此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诗人寒俭之态矣。”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第71页。此语虽有溢美之嫌，但这两首五古确实很有气势，与注重近体的四灵、江湖诗人的古体相比，要略胜一筹。
叶适比四灵早一辈。今四灵诗集中，徐玑有《上叶侍郎十二韵》诗、赵师秀有《叶侍郎寄芍药》诗，叶适曾于嘉泰三年（1203）权兵部侍郎，故四灵与叶适之交往当在1203年前后。黄亦珍在其《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一书中说：“估计四人（四灵）集结从事文学运动的时间当在1180年以后。”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208页。按赵师秀生于1170年，1180年他才10岁（徐玑也才18岁），断不可能“集结”。从理论上说，至少到1190年（绍熙元年）以后（赵师秀中绍熙元年进士），四灵才有可能“集结”；又四灵得名与叶适的揄扬有关，故其成名很可能在嘉泰三年（1203）以后。
叶适于开禧三年（1207）被罢官后，居于永嘉著书，与四灵保持着联系，徐照有《净光山四咏呈水心先生》（净光山亦名松台山，位于今温州市内）诗可为佐证。
据吴子良说，四灵曾从叶适学：“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四库本。吴子良乃叶适晚年的弟子，他的记载应该可信。但清代温州学者孙衣言（《瓯海轶闻》）、当代学者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都较为谨慎，仅将徐玑算作叶适的弟子，理由是叶适在文章中只提到徐玑是自己的学生 “君与余游最早，余哀甚，朋曹亦落。君将请于朝而终从余，未及而死。”见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叶适集》，第410页。，却并未提到其他三人。其实叶适对四灵极为关照，而四灵也趣味相投，形同一人，故吴子良所言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