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曾亲选四灵诗为《四灵诗选》（是书已佚，其详见许棐《跋四灵诗选》），这是个很有意味的举动，至少可说明叶适很看重四灵诗。叶适卒于嘉定十六年（1223），此前徐照（1211年卒）、徐玑（1214年卒）、赵师秀（1220年卒）已相继去世，叶适为徐照写了墓志，为徐玑作了墓志及祭文。在祭文、墓志里，叶适高度评价四灵的诗歌创作，《徐道晖墓志铭》说：“有诗数百，斫思尤奇，皆横绝欻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踔憀栗，肯首吟叹不已。然无异语，皆人所知，人不能道尔。”除从诗歌风格和读者接受的角度对徐照诗作褒扬外，叶适还就当时非议晚唐诗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夫束字十余，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应，岂易工哉！故善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豨岑桔梗，时而为帝，无不安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顺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厌之者谓其纤细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庭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以浮响疑宫商，布缕缪组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肯定了四灵的首创唐诗之功：“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1页。而在《徐文渊墓志铭》中，叶适更赞叹说：“君每为余评诗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郁流瓒中，神洞形外，余则俯仰终日，不知所云。然则所谓专固而狭陋者，殆未足以讥唐人也。”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叶适集》，第410页。为抬高徐玑地位，不惜贬低自己，说徐玑是“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郁流瓒中，神洞形外”，而自己则“俯仰终日，不知所云”，提携之情，令人感叹。
二、诗学观念的契合
叶适身为一代巨儒，位高名显，却对四灵诗大加叹赏，甚至不惜屈己，实在有些奇怪。因而，叶适这样做的原因，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最早提到这个问题的是周密，《浩然斋雅谈》说：
水心翁以抉云汉、分天章之才，未尝轻可一世，乃于四灵若自以为不及者，何耶？此即昌黎之于东野、六一之于宛陵也。惟其富赡雄伟，欲为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见之，若厌膏粱而甘藜藿，故不觉契于心耳。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抄·云烟过眼录·澄怀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周密从诗歌风格互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用韩愈欣赏孟郊、欧阳修夸赞梅尧臣的故事作类比，说叶适见了四灵诗“若厌膏粱而甘藜藿”，不知不觉就“契于心”。这解释有些道理，叶适的诗作多“富赡雄伟”，气魄远过四灵，然而叶适也并非真如周氏所说，是欲为“清空而不可得”，如其《宿觉庵》云：“宿觉名未谢，残山今尚存。暂开云外宅，不闭雨中门。麦熟僧常饿，茶枯客谩吞。荒凉自有趣，衰病遣谁言。”全诗萧远简散，还是有些“清空”味道的。
方回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说：
叶水心适以文为一时宗，自不工诗。而永嘉四灵从其说，改学晚唐诗。方回评翁卷诗《道上人房老梅》，《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第771页。
说叶适“自不工诗”，似乎不太符合实际，前文已说过，刘克庄对叶适的诗是赞不绝口的；况且“叶氏若真如方回所言‘不工诗’，则以其作文之经验，何以能说动四灵‘改’学晚唐诗”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198页。？
方回与周密都是从诗风差异、互补的角度来找原因。应当承认，这种思路有其合理的成分，然而诗歌风格千差万别，叶适何以在诸多诗风中独钟情四灵这一种？周密等人就无法解释了。当代学者将目光转到同一角度，试图有所发现。
齐治平在《唐宋诗之争概述》一书中说：
水心论诗，贵精确而贱泛滥，与四灵之刻意雕琢，宗旨相合，故有水乳之契。观其所为二徐墓志，可以知之。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1年，第14页。
叶适在《徐道晖墓志铭》中赞唐诗“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豨岑桔梗，时而为帝，无不安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顺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在《徐文渊墓志铭》中亦赞“君每为余评诗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郁流瓒中，神洞形外”，确是“贵精确而贱泛滥”的；而四灵也说“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叶适集》，第410页。，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为《风》、《骚》精华。可见齐先生所言不虚，叶适与四灵在诗歌理念上是有一致的。
四灵与叶适的契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程千帆先生在其《两宋文学史》中提出：“作为永嘉学派的宗主，叶适的文学思想无疑地对四灵有直接的影响，他既反对朱熹的贬抑唐诗，又不满于江西诗派只学老杜一家的局限，因而大力肯定四灵的复尊唐体。……所以四灵的出现，实是对江西诗派的反动；但就其思想根源而言，却又和永嘉学派对抗程朱理学有关联。”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448页。
我们还记得叶适在《徐道晖墓志铭》中曾说过：
然厌之者谓其纤细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庭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以浮响疑宫商，布缕缪组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
其中“厌之者”当是指理学家，因为“庭设九奏，广袖大舞”，正是理学中人的形象。理学家从维护道统的角度出发，一味抹杀诗歌特性，连杜甫的咏物诗也被认为是“闲言语”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即便号称开明的朱熹也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3319页。要“刮落枝叶，栽培根本”朱熹《朱子语类》卷八，第144页。，要求诗歌维护道统。而在叶适看来，这些都是迂腐可笑的见解，他驳斥说：“邵雍诗以玩物为道，非是。孔氏之门，惟曾晰直云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与之。若言偃观蜡，樊迟从游，仲山揖观射者，皆因物以讲德，旨意不在物也。此亦山人隐士所以自乐，而儒者信之，故有云淡风清、傍花随柳之趣，其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何以较重轻，而谓道在此不在彼乎？”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第706页。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让理学诸人无言以对，在此基础上，叶适提出：
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于物，不使散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第702页。
所以诗作当以摹写物象而非说道谈理为基础。而（晚）唐人诗作“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叶适《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1页。，这正是“因物以讲德”、“以物立义”，契合“古诗作者”，也契合他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的理论。叶适也因此才提倡唐诗、提携四灵，才会嘲讽理学诸人贬抑唐诗是“以浮响疑宫商，布缕缪组绣。”（朱熹之父朱松说，“至汉，苏、李浑然天成，去古未远。魏晋以降，迨及江左，虽已不复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丽，亦各名家，而皆萧然有拔俗之韵。至今读之，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诗人皆废。自是而后，贱儒小生，膏吻鼓舌，决裂章句，青黄相配，组绣错出”朱松《上赵漕书》，《韦斋集》卷九，四库本。，不知叶适提到的“组绣”是否与朱松这段话有关。）讥笑他们对诗歌的理解是“布缕”，是本末倒置，“失其所以为诗矣”，把作为诗歌的必要条件也丢了。
至于说叶适“又不满于江西诗派只学老杜一家的局限”，可参看叶适的《徐斯远文集序》：
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诗 ，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浅，才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鸣吻决，出毫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叶适《叶适集》，第214页。
从这段话可知，叶适不满江西诗派，并不是嫌他们只学杜甫，而是不满意那些“汗漫广莫，枵然从之”的“格下”、“技拙”、“趣浅”、“才小”者。我们知道，宋南渡后，江西诗风广为流行，规模之大，前无古人。但诗派壮大后泥沙俱下，弊病丛生：“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情性之本意。”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第70页。而四灵的诗歌，以近体为主，专意白描，力避用事，绝无议论，“脰鸣吻决，出毫芒之奇”，“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叶适集》，第622页。，展现出与江西诗迥异的清新，实在是疗救江西的好药方，故此受到叶适的喜爱。
三、分歧
不过，叶适与四灵诗歌观念的终极指向并不一致。赵师秀选有《二妙集》及《众妙集》，所谓“二妙”，是指姚合、贾岛；“众妙”也仅是中唐以下之“妙”。因此四灵的诗歌理想并未超出中晚唐；而叶适的诗歌理想要高于中晚唐，他在《徐道晖墓志铭》中说，“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对四灵诗是抱有遗憾的。
正因如此，后来叶适《题刘潜夫南岳稿》一出，便引起了波澜。这篇题跋说：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脱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于时刘潜夫年甚少，刻琢精丽，语特惊俗，不甘为雁行比也。今四灵丧其三矣，冢巨沦没，纷唱迭吟，无复第叙。而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惜谢显道谓陶冶尘思，模写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悲夫！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叶适《叶适集》，第611页。
仔细看看，叶适这段话似乎并无指责四灵之处，他哀叹四灵“冢巨沦没”，应该是很高的评价了。即使末尾说了“何必四灵哉”，也只是勉励刘克庄，要他自出机杼，不必局于四灵域中，并无贬低四灵的意思。所以齐治平先生就说：“即就此跋观之，水心惜四灵冢巨之沦没，后学之无所师法，乃勉后村以建大将旗鼓，重振唐人之学，其意因非菲薄四灵，使遁而之他也。”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第16页。然据吴子良说：“此论既出，为唐律者颇怨。”吴子良《跋四灵诗》，《荆溪林下偶谈》卷四。那么，“为唐律者”为什么不高兴呢？问题可能出在这句话：“今四灵丧其三矣，冢巨沦没，纷唱迭吟，无复第叙。”因为“四灵丧其三矣”，故所谓“纷唱迭吟，无复第叙”只能是指向四灵的追随者，指责他们只知一味因袭，不思进取，不能发扬其师之学。如此指责，“为唐律者”当然会“颇怨”。据王绰说：“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认，则又有瓜庐隐君薛师石者焉。……继诸家之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亦笃。”王绰《薛瓜庐墓志铭》，《瓜庐诗》附录，四库本。这些人虽为数众多，然确如叶适所批评的，无一人有大成就，更谈不上超越四灵了。
吴子良以为“诗之意义贵雅正，气象贵和平，标韵贵深远，才力贵雄浑，音节贵婉畅”吴子良《石屏诗后集》，《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因此对四灵诗风颇为不满。这位叶适的后期弟子借师父的名义攻击师兄说：“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铭》，而末乃云：‘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物外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其要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吴子良《跋四灵诗》，《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关于吴氏这段话，齐治平先生评价道：“其谓水心先生于四灵爱而能知其恶则是，谓水心不尚晚唐则非。”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第15页。此评很有道理，水心称赏四灵诗歌就已说明他对晚唐诗的喜爱。但叶适的诗学理想并不仅止晚唐，所以他可惜四灵没有上追开元、元和，肯定王木叔对晚唐诗的正反两面的评价。至于《跋刘潜夫诗卷》中说的那番话，我们已在上文说过，叶适只是不满四灵之后学，并非不满四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