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阴道宏的路径，其后出现了著名的唐代易学者李鼎祚，他的代表著作是《周易集解》。李鼎祚为资州人，据他《周易集解序》称，他曾官任秘书省著作郎；明代朱睦桔说他官秘阁学士（朱睦桔：《周易集解序》。），《四川通志》综合二家之说，并说他“常集子夏、孟喜至孔颖达三十余家，为《周易集解》十七卷，以经术称于时，州旧有鼎祚读书台”（《四川通志·人物》卷一五一。）。很显然，阴道宏的著作是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先声，而李鼎祚的著作则是《周易新传疏》的发展。据朱睦桔的《周易集解序》统计，该书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应、张坛、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献、何妥、崔憬、沈骏士、卢氏、崔觐、伏曼容、孔颖达三十二人，及《九家易》、《乾凿度》等总计三十余家之说。因该书主要集众家之说，故名集解。
两汉传《易》有数家，施、孟、梁邱为今文《易》，费氏为古文《易》。今文立于学官，古文在西汉阴行民间，东汉马融、荀爽等多有发挥，三国虞翻以六爻升降之义注《易》，遵荀爽之法。东汉末，郑玄混今古文两家注《易》，郑注一出就盛行于学术界。三国王弼一扫象数，全释人事，给《易》以全新解释。六朝时，郑、王二家为《易》之两大宗。唐孔颖达《五经正义》，于《易》专用王氏，郑玄、荀爽、虞翻等汉义皆淹。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则取子夏以来迄唐孔颖达三十余家之说，其中主要是汉代、三国南北朝时的《易》说，又尤以荀爽、虞翻两家最多，著成此书。这对于保存唐代以前的易学资料，尤其是汉代易学的资料，具有独特的价值。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并不是简单的集汇，而是有他的见解贯穿其中的。他说：“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竟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磕然而笑，方以类聚，其在兹乎？”（《周易集解序》。）在他看来，先前注《易》有二大派，一以郑玄为代表，重天象而忽人事；一以王弼为代表，重人事而略天象。而《易》道是包容天人的，所以，郑、王二派都各有偏滞。他的目的是救王、郑的偏滞，揭明《易》道包容天人的精义微言。因而，他在书中“刊辅嗣（王弼）之野文，补康成（郑玄）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元宗。先儒有所未详，然后辄加添削。每至章句，佥例发挥”（《周易集解序》。）。《周易集解》能流传千年，并被历代易学所重视，不仅在它保存了珍贵的易学史料，还在于李鼎祚在书中有自己精深的易学见解。
道教尊老子，老子姓李。自魏晋以来，社会尤重门阀，唐代的创立者李氏门阀不高，因而攀老子为始祖，并因而尊道教，甚至皇帝出面定道教为国教，居儒释之先。四川本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道教在唐代的巴蜀自然再度盛行。
隋唐时期的四川道教兴盛，不仅体现在信道人数增多，著名道士不断涌现，道观与道教石刻等大增，还体现在对《老子》这一经典所作的众多的道教理论的阐发。
道教徒将著名道士视为得道的仙人，仙人的多少，常反映道教的盛衰变化。在《太平广记》中，唐人说：“成都乃神仙所聚之处”；而《舆地纪胜》关于唐代的巴蜀则有如下记载：阆州“多仙圣游焉”；涪州的“尔朱、兰、王三仙之迹可考”；夔州的“瞿法言、杨云外之徒，相继而出”；果州“以神仙、浮屠显”；蓬州“多神仙隐士”；资州有“李、傅、侯、张四仙之流”；青城山更是“神仙都会之府”。而广汉什邡的刘珍，果州南充的谢自然，梓州郪县的王杞，成都的尔朱洞等，更是唐代著名的巴蜀道士。
在《四川通志》中，还可以考见以下隋唐时期的著名道士：
成都府：李珏，青城山道士；赵昱，李珏弟子，青城山道士；王仙柯，青城后山道士；益州老父，以卖药为业；罗公远，在巴蜀黑水修道；徐佐卿，青城山道士；杨通幽，什邡人。共七人。
重庆府：蔺冲虚，道士，涪州人；韦昉，得道后充北海水仙。共二人。
保宁府：王法进，剑州宁津人。
顺庆府：袁天罡，唐代著名道士；谢自然，南充道士；程太虚，西充道士。共三人。
夔州府：翟干佑，云安人，学道黄鹤山；杨云外，云安人，汉城宫道士；岑道愿，江陵人；王法元道士。共四人。
龙安府：窦子明，昌明县人，窦圌山道士；张真人，平武县人；景知果，窦圌山道士。共三人。
雅州府：刘无名，成都人，后入青城山成道；黄观福，百丈县人，相传为仙女，因小过谪入凡尘。共二人。
潼川府：董上仙，遂州人；王杞，号保和道人。共二人。
眉州直隶州：杨昭庆，青神县游仙观道人；张远霄，眉山人。共二人。
邛州直隶州：杨正见，本眉州通义县人，后在蒲江县修道成仙。
泸州直隶州：刘珍，合江安乐山道士；落魄仙，曾点化梓州狱吏王昌成仙；韩飞霞，后被赐号抱一守正真人；秦真人，于州东龙马潭得道。共四人。
资州直隶州：傅仙宗，资阳人；谭宜，成仙后被乡人立庙祭祀。共二人。
从上可以看出，四川在隋唐尤其唐代，几乎各地都有著名道士。至于成仙飞升的传说，更是遍布巴蜀各个角落。
唐末五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中，统计历代注释《老子》的著作共有六十余家，而唐代就有二十九家之多。在这二十九家中，四川就占有六家：洪源先生王祺（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诀》二卷）；任真子李荣（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兴（作《注义》四卷）；通义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岷山道士张君相（作《集解》四卷）；汉州刺史王真（作《论兵述义》上下二卷）。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李荣与王祺二人。这里只简要地介绍一下李荣对道教理论的贡献。
李荣是绵州巴西人，任真子是他的道号。他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唐高宗（公元650—684年）时期。他早年在四川修道炼丹，成为蜀中道教的著名人物。后到京师，常与佛、儒两教的代表人物论辩，使他成为“老宗魁首”，博得了很高的声誉。
李荣的主要著作是《老子注》。但其书早已散佚残缺，到20世纪40年代，经蜀中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据《道藏》残本、北京图书馆及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本所辑李荣《老子注》，加以整理，才大致恢复了李荣此书的原貌。在这本著作中，李荣以其“重玄”理论来注释《老子》，因而，道教史上，李荣是唐代道教重玄理论的代表人物。
所谓重玄，即老子所讲的“玄之又玄”的“又玄”。重玄理论在李荣稍前的成玄英那里，就有了较系统的阐发了，李荣的重玄理论是对成玄英的继续与发挥。因而，蒙文通先生疑李荣为成玄英的弟子。
李荣的重玄理论，集中体现在如下一段话中：“道德杳冥，理超十言象；直宗虚湛，事绝于有无。寄言象之外，论有无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犹恐迷方者胶柱，失理者守株，即滞此玄以为真道，故极言之非有无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无，有无即遣，玄亦自丧，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极，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无端，虚通不碍，总万象之枢要，开百灵之户输。达斯趣者，众妙之门。”（《老子注》卷上。）借玄以遣有无，是说玄是“非有非无”的境界。又玄是玄的自丧，玄的自丧就是对“非有非无”的否定，即非非有非无的境界。在李荣看来，这就是道教追求的“重玄”最高境界。这一重玄的思维历程，是以玄否定有无，所以说玄是非有非无；再以重玄对否定有无的再次否定，所以说是非非有非无。
以他的重玄理论为根据，李荣认为《老子》的道乃是虚极之理：“道者，虚极之理也。夫论虚极之理，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真，是则玄玄，非前识所识；至至，岂俗知而得知。所谓妙矣难思，深不可识也。玄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曰道。”（同上。）在李荣看来，道是不能用有无、上下来体认的虚极之理；只有将有与无、上与下等对立的两面都否定了，才可以体认到道的虚极之理。
道既是否定了有无等具体规定的虚极之理，因而是“寂然不动”、“湛然不动”的（同上。），是具有静而不动的特征的。那么，如何由这静止不动的道生发万物呢？李荣的解释是，道的本身虽静而不动，但其应物时就会“虚中动气”，并由此生发出万物来。
李刚教授指出，李荣的重玄思想受到佛教三论宗的中观和儒学的中庸之道的深刻影响。这特别体现在他对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的解释上。李荣说：“冲，中也；盈，满也。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恶盈，满必招损，故曰不盈。盈必有亏，无必有有。中和之道，不盈不亏，非有非无。有无既非，盈亏亦非。借彼中道之药，以破两边之病，病除药遣，偏去中忘，都无所有，此亦不盈之义。”（《老子注》卷上。）所谓“用必在中”、“中和之道”，都是儒家的术语与思想，而“偏去中忘”、“中道之药”则是三论宗的中道学说。李荣将其糅合在他的重玄学说中，表现了儒、释、道三家相斗争又相融合的时代学术特征。从道教的立场，李荣吸收佛、儒二家的思想养料来丰富道教理论，是做得较为成功的。
经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大传播，佛教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众多的派别，并且中国化，使外来的佛教变成与中国土壤相适应的宗教。因而，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虽因三教之争和李氏王朝的政治需要，对佛教曾加以打击，但并没有真正削弱佛教。相反，佛教却继续发展，使唐代成为中国佛教最兴盛的时期，这在巴蜀也没有例外。
据《续高僧传》与《宋高僧传》的记载，隋唐时期仅益州的高僧就有二十八人，是除长安、洛阳外全国各州高僧数量最多的地方。而三论宗、禅宗、净土宗、密宗都在四川有较大影响，尤其是禅宗，四川几成为该宗的重镇。
三论宗盛行于初唐的巴蜀，据《大正藏》第五十卷《续高僧传》所载，释慧暠为三论宗和尚，曾在成都、绵州、梓潼等地宣讲三论宗，时间是隋末唐初；释灵睿为三论宗高丽印公弟子，在唐初时讲论三论宗于绵州隆寂寺；贞观年间，大悟三论宗的释世瑜，在绵州大施寺宣讲三论宗。《中国道教思想史》一书认为，唐初三论宗在巴蜀的流行，对李荣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见该书第二卷第191－192页。）。
在今存四川境内的佛教石刻中，唐代石刻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净土宗的造像或图画。净土宗以口念阿弥陀佛，就可升入净土天堂，极为简便易行，因而在唐代民间极其流行，巴蜀也无例外。现存四川大量唐代净土宗石刻，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唐代后期，密宗得以在巴蜀传播流行。最著名的人物是柳本尊，在大足石刻、安岳石刻中，都有柳本尊的佛像及十炼图，足见其影响。
柳本尊，名居直。据大足宝顶小佛湾石刻的宋祖觉所撰《唐柳本尊传》，柳本尊卒于天复七年（907），享年六十四岁，则柳本尊生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宝顶石刻》第87页，误作公元855年生。）。他在二十多岁时，练习密法，化水治病，驱除邪怪，其后一直奉行宣扬。在大足石刻的十炼图，就是根据柳本尊一生修行密法的事迹或传说来塑造的，从他二十三岁时至去世前一年，柳本尊的十炼为：第一炼炼直，第二炼立雪，第三炼炼踝，第四炼剜眼，第五炼割耳，第六炼炼心，第七炼炼顶，第八炼舍臂，第九炼炼阴，第十炼炼膝。在柳本尊去世后，由于他的十炼及关于他的神话，使密宗在巴蜀仍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
唐代巴蜀佛教最有影响与流行最广的当推禅宗。当代巴蜀著名佛教居士贾题韬说：“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而言禅者不可不知蜀。”（《巴蜀禅灯录序》。）唐代巴蜀禅师宗密说：当时全国的禅宗派别有八家：洪州、荷泽、北秀、南诜、牛头、石头、保唐、宣什（密宗：《禅源诸诠集·都序》。）。除北秀、牛头、石头三家外，其余五家都在巴蜀。荷泽是指宗密自己，洪州是由马祖开创的禅派，南诜是四川资州德纯寺的智诜，保唐是成都保唐寺的无住，宣什是在南充、阆中流传的禅派。在这些禅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智诜、无住、马祖、宗密等。
智诜（609—702）（据《历代法宝记》智诜卒于长安二年（702)，年九十四，则生年应为公元609年。有的作公元618年生，似误。），俗姓周，本汝南人。十三岁出家，先师从玄奘法师学习经论，后投师禅宗五祖弘忍法师门下。与神秀、法如、惠藏等共事弘忍。后到四川资州纯德寺，化导众生。智诜禅师晚年因名声甚大，被武则天敕张中昌于万岁通天二年（697），请迎至京师道场供养，在京师，连武则天也敬重的西国三藏婆罗门，也因敬服智诜的佛教修养，而皈依座下。不久，智诜禅师请求返乡，被武则天赐以达摩祖师的袈裟，及新刻翻《华严经》一部。智诜回到资州纯德寺，于长安二年（702）七月六日坐化。
关于智诜的禅法，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讲，智诜“说众生虽有佛性，而无明覆之见”。因而，要“依师言教，背境观心，息灭妄念。念尽即觉悟，无所不知”。其方法是远离热闹，住在清静之处，调身调息，静静默坐，舌顶上腭，心注一境，不生杂念，基本上与神秀的禅法差不多。
无住禅师（714—774），俗姓李。年二十弃尘世，寻师访道。先在太原自在和尚处，闻顿教法。后至成都净众寺，拜无相禅师金和尚门下，并主持保唐寺。无住在金和尚那里得到的三句法门是：“无忆、无念、无妄。”但无住认为，三句法门只对初学佛者而言，若“澄停识浪，水清影现。悟无念体，寂灭现前，无念亦不立也”（《历代法宝记》。）。由此来看，金和尚虽为智诜的再传弟子，保唐无住又是金和尚的弟子，但无住的禅法已经同智诜大不相同了。
马祖（709—788），俗姓马，汉州什邡县人，法号道一，佛教徒因他对禅宗的巨大贡献，尊称他马祖，因而，多称他叫马祖道一。他早年就从资州唐和尚（唐和尚为智诜禅师法嗣，法号处寂）出家，又在衡岳山中受禅宗六祖慧能禅师法嗣怀让之法，后在江西开堂说法。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其风格，而真正将此全面确立并在禅宗内迅速推广的，就是马祖道一。
在传授其佛教理论中，马祖更创造了一套称之为“机锋”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用一般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用某些看似反常的乃至非逻辑的奇怪语言形式，来使问学者猛醒，达到直悟心性的作用。马祖甚至采用“打”、“喝”、“踏”等令常人感到怪诞而极刚烈的手法，来诱发问学者的心性直悟。如他扭弟子百丈禅师的鼻子，百丈禅师被马祖一喝三日聋，水潦和尚被马祖当胸踏倒等，都是佛教中津津乐道的禅宗公案。正是由马祖创立的这一套禅宗的教育方法与佛学理论相结合，使禅宗真正变成了中国风格的佛教，从而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宗派。这是巴蜀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