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是西汉末年著名哲学家扬雄的代表著作之一。它的基本精神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阐发。人是伦理的主体，关于人的理论，自然成了《法言》一书的重要内容。
一、人禽之分
扬雄论人讲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禽之分，讲人之为人的根本；二是对人内部等级的划分，讲众人、贤人、圣人的差别，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这两个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前一观点是后一观点的基础，后一观点是对前一观点的深化。因此，人禽之分是扬雄人论的逻辑出发点。
人从动物经过千万年进化发展而来。随着人对自身认识的加深，和人的自我觉悟的提高，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即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日益引起了人类的思考和探索。
在扬雄之前，有不少论著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释。有的认为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但更多的是把伦理看成人的本质属性，如《春秋穀梁传》定公元年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是舍其所以为人也”；《礼记·丧服》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与这种对人的本质属性认识相联系，有人把有无伦理看成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如《礼记·郊特牲》说：“无别（指男女之分）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也。”
这种把伦理看成人的本质属性，以有无伦理来分别人禽的观念，是先秦以来的儒家大师关于人的基本认识。孔子曾教育他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认为礼是做人的根本。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赵岐注：“几希，无几也，知义与不知义之间耳。”这是说人与禽兽的不同，在于有无义的观念。因此，孟子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并攻诋墨子、杨朱：“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同上。）荀子进一步明确指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他还从人与水火、草木、禽兽的本质属性的比较中，得出人贵于万物在于有义的结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董仲舒更从天命论的高度，论证人的伦理是人贵于万物的根本所在：“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着老长幼之施，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可见，从孔子到董仲舒，虽然具体说法不同，但无不是把人的伦理看成人的本质特点，并以有无伦理来判定人禽之分的。
扬雄继这些儒学大师之后，对人作了如下定义：
或问：“何如斯谓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轻，则可谓之人。”曰：“何谓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敢问四轻？”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法言·修身》。）
所谓四重、四轻，是指言、行、貌、好四个方面合不合礼义。言、行主要指内在方面，因此说“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好主要指外在方面，所以说“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这是说只有内在、外在两个方面都能照礼义来行动，才可配称人。
扬雄强调取、去行为的不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较先儒仅以伦理判定人的本质属性是有所不同的。扬雄对人的规定，不仅看到了人具有伦理的属性，更看到了取、去的道德实践的作用。他以取四重、去四轻作为判定人的标准，实际上是以道德实践作为判定人的准绳。按此规定，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人，并不在于他有无道德观念。而在于他能否把礼义付诸言、行、貌、好，在生活中去实践它。因此，他说：“人而不祭，豺獭乎？”（《法言·孝至》。）在扬雄看来，讲孝没有实际行动，不祭祀祖先的人，不过是豺、獭一类的禽兽。扬雄这种强调人的道德践履，并以此来判定人的本质的观念，较先儒对人的规定，是在更高、更深层次对人的判定。
同时，扬雄对禽兽也有所定义：“鸟兽，触其情者也。”（《法言·学行》。）所谓触其情，是径直按情欲来行动。这是说禽兽是根据情欲来决定行为的动物。先儒讲禽兽无伦理，这是从否定方面来判定禽兽不具备某种属性，它是一种排除，而排除不能正面说明禽兽之为禽兽的根据。扬雄以径直按情欲来行动为禽兽，则是从肯定方面，判明了禽兽之为禽兽的根本属性。因此，扬雄的定义并不一定全合于今天科学的观念，但较先儒的禽兽观，显然是理论上的进步。
依据对人、禽的定义，扬雄进而认为：“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法言·修身》。）圣门是以人门为基础的，所以，这里讲三门实际上主要是讲人禽之分。一个人如由情欲而动作，就将堕入禽门，成为鸟兽一类的动物；如能循礼义，则进入人门，才够得上人的资格，然后，精而又精，方可言圣门。扬雄这段话的要义，是把由情欲还是由礼义两种相反的行动方向，归结为人、禽之分的根本点。在这里，扬雄同样十分强调道德实践的意义。不是以有无伦理，而是以能否实践道德作为人禽之分的根本，这是扬雄关于人禽之分的特点。
扬雄的人禽之分，正面地论述了人禽的特质，并据以区分二者，这就使先儒的人禽之分理论得以基本完善。同时，扬雄的人禽之分，特别突出道德实践的评判意义，这又远远高于先儒的人禽之分的理论。但扬雄所谓能按礼义行动的礼义，在本质上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伦常观念，因而，他以按礼义行动来判定人的资格，这不仅犯了把统治阶级伦理观念说成是人类共有观念的错误，而且带有明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偏见。这是所有儒学思想家的通病，不能苛求于扬雄。
二、圣人、贤人、众人
人禽之分是扬雄对人最一般的理解，他还有对人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看到了人的内部差异性而对人进行的等级划分。这种划分有两种情形，一是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一是把人分为圣人、贤人和众人。
扬雄以前的儒学大师已论及众人、贤人、圣人。在他们的论述中，众人指的一般是老百姓，《荀子·儒效》说：“众人者，工农商贾也。”即是此意。先儒都认为众人是不值得称道的，因此，他们对众人很少论及，并往往带有轻视的意味，如《孟子·告子下》：“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先儒论述得最多的是圣人、贤人。圣、贤两个概念，先儒时而混合言之，时而分开言之。当混合言之时，圣人、贤人是一回事，如先儒称尧、舜等人，既称圣人，亦称贤人。当分而言之时，圣人和贤人就是两个层次的人，圣人高于贤人，贤人次于圣人。但二者都是先儒所称颂的人格。这两种人格皆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方面的含义，圣人指帝王，贤人则是辅佐帝王的重臣；二是智慧方面的含义，圣人指具有超人智慧的人，贤人是才智仅次于圣人的人；三是伦理方面的含义，圣人是指具有最高德性的人，贤人则是德行稍差一点的人。
先儒讲众人、圣贤多分而言之，而且，他们讲圣人、贤人往往从不同含义来讲，如三种含义的圣人、贤人，在《论语》、《孟子》、《荀子》、《春秋繁露》中都可以找到。如《荀子》的《修身》说：“齐明而不竭者，圣人也”，这是智慧含义的圣人；《儒效》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这是伦理含义的圣人；《荀子》中称尧、舜、禹、文、武古帝王为圣人，又是政治含义的圣人。这说明先儒虽然对众人、贤人、圣人有所区分，但区分却不是严格的，也不是划一标准的。
扬雄论人，则把圣人、贤人、众人联在一起，作为人的三个等级来讲，而且，完全是从伦理的意义来划分这三个层次。《法言·学行》：“鸟兽触其情者也，众人则异乎！贤人则异众人矣，圣人则异贤人矣。”李轨注这段话说，众人异于禽兽，是因“人由其礼义，闲其邪情”；贤人不同于众人，在于能“奉宣训诲”，传扬礼教；圣人不同于贤人，在于能“制立礼教”。李氏的注是合于扬雄的本意的，扬雄这段话是从伦理上把众人、贤人、圣人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圣人是最高层次，贤人次之，众人又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