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生活是寡淡的，我们却偏能从中咂摸出一种滋味来。耍骨头节，打四角，唱戏，最常玩的是娶媳妇。九菊生得好看，我们都喜欢让她做新媳妇。在喇叭唢呐声中，新媳妇顶着红盖头，推着一辆棉花秸秆做成的自行车，羞羞答答走在弯曲的乡间小路上。筵席之后，就是入洞房，这是我们最热切的时刻。新娘新郎对脸坐在炕上，窘迫，慌乱，手足无措，我们在旁边看着，装作闹洞房的人，咋咋呼呼地喊着，心里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兴奋。有一回新娘九菊把当作盖头的红围巾掀起来，对着闹哄哄的人群，很沉着地说，你们，先出去。
春日的阳光照下来，懒洋洋的，院子就在这阳光里恍惚了。我们几个用口水把窗纸濡湿，捅破，往屋里偷看——九菊躺在炕上，对在一旁呆坐的山子说，来呀。山子一脸茫然，九菊就急了，一把把山子拉过去，山子坐在九菊的腿上，看着她，很无辜的样子。九菊轻蔑地撇了撇嘴，还新郎呢，苯枣。山子委屈地哭了——山子五岁，睡觉时还老摸他娘的奶。
我们在窗户外面哗地一下笑出来。
是该上学的年龄了。我背着娘用碎布头缝成的书包上学去，九菊在旁边站着，看着我，还有我的书包，怀里抱着欣欣，国国在她脚边蹒跚着转来转去，一不小心，跌倒了。
晚上，听见九菊娘在院子里骂，念书，也不掂量自己是不是那块料。九菊的哭声很低，一抽一噎，像是嗓子里憋着东西。
在乡下，女人们分为两种。闺女和媳妇。嫁人，似乎是做女人的一道门槛。做闺女时，大都是一个样子，羞涩，矜持，保守得近乎执拗。穿着特制的背心，窄而紧，把蓬勃的胸脯束得平坦空旷。倘若谁挺着高高的胸脯在街上走过，老人们就像看见了瘟神，连连说，丑，丑死了。回到家，爹娘也不给好脸色，觉得闺女的胸脯给自己丢了人。一旦嫁了人，做了媳妇，先是拘谨几日，慢慢就放开了。人们开着热辣辣的玩笑，有的还动手动脚，都是无妨的。夏天，天热，媳妇们就索性在家光了膀子。男人们，辈分大的，串门的时候就格外谨慎，通常在院子里咳上几声，算是招呼的意思，屋里的女人就赶紧披了衣服，或者避一下。辈分小的，就自在多了，少不了嘴上手上都占了便宜。按说，有九菊大伯在家，九菊娘就该穿衣谨慎些。大伯哥和弟妹，原是很奇特的一对矛盾。可是九菊娘不。麦子一泛黄，天刚刚热起来，九菊娘就开始光膀子了。九菊娘胖，而且白，一对布袋奶在胸前晃来晃去，晃得九菊大伯睁不开眼。
那时候，露天电影是最吸引人的事物。镇上的放映队挨着村子串，总要一个月左右才能轮上一回。放电影前几天，消息就传开了，什么片子，哪天放，几点。地点却是不变的，在村子中央的场地上。这几天，村子里的空气都不一样了，热切，黏稠，蠢蠢欲动，夹杂着一种隐秘的渴望和莫名其妙的心神不宁。到了那一天，人们早早吃过晚饭，搬了板凳去占位子。一块大的白布挂在两根木桩上，风一吹，就微微皱了，画面上的人也就皱起来，变了形。放映机的光打在白布上，无数个灰粒子在光里快乐地舞蹈着。忽然，银幕上出现了小孩子的一只手，就有人喊，小混蛋，放下。旁边是老灶头的货车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爆米花的焦香和芝麻糖的甜腻。
银幕上的故事扣人心弦。少林寺的小和尚和俊俏的牧羊女四目相对，空气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发酵了，浓得化不开。我憋着尿，心里像有一根羽毛掠过，毛茸茸地痒。人们都探着脖子，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银幕。旁边墙根传来哗哗的解手声，我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就往家跑。
解完手，我一身轻松，心里惦记着那个俊俏的牧羊女，就心急火燎地往场地跑。月亮很大，很白，有着一圈毛茸茸的光晕。街上到处都像流淌着白花花的水银，风吹过来，村庄在这水银里一漾一漾，像一场梦。刚收完秋，玉米秸子被垛成一堆一堆，黑黢黢的，散发着庄稼和青草的气息。我忽然听见玉米秸子里面悉悉索索的声音，细碎，激烈，不可开交。我停下脚步。月光下，玉米秸子微微颤动着，仿佛风吹过水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候，一阵歌声传来，场地上的电影正如火如荼，我撒腿向歌声跑去。
小学校在村子的最西头。是一个大院子，有着两排平房。一排是教室，一排是老师的办公室。院子里种着白杨，高大，挺拔，就算是操场了。九菊常常带着国国和欣欣来院子里玩。夏天，蝉声热烈，雨点一样落下来，把满院子的树影砸得零零落落。九菊坐在一捆青草上。国国和欣欣正把尿和成泥巴。教室里，我们的读书声参差不齐，笨拙，却认真。矮矮的土墙外面，是大片的庄稼地，经了太阳的薰烤，蒸腾着一片淡淡的青雾，教人恍惚。这时候，九菊的神情就有些辽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