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为了去看、去体验我们意料之中的事？还是意料之外的事？
其实热爱的旅行的人都是“选择性失忆者”。旅行，就是那个理由，让我们可以“择其善者而忆之”，让我们可以挣脱被小圈子和眼前事束缚的那双“隐形的翅膀”。让我们可以设想，生活依然会唱着悠扬婉转的华美调子，“大团圆”的老套结局还会继续上演。但是生活不会永远为我们上演《歌剧院魅影》的第400场，唯一可以意料的事情，就是总有意料之外。
时间是2012年的10月，我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我已经记不得这是自己第几次进出法国的这座机场了，但是我记得它的名字来自夏尔·戴高乐，那个在二战期间领导法国对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法国将军。提到他，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
那天在戴高乐机场发生的事情，确实和平等、博爱和自由有点儿关系。
我刚从古巴飞回来，在那之前，我在古巴度过了酷热难耐的几周，可以说身心俱疲，完全打不起精神来。当时，我正扶着箱子，处于半睡眠状态。当我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缓缓向入境柜台移动的时候，右脚还踩在了自己的左脚上差点儿摔倒，当然也可能是踩到了别人的左脚上，只不过那个可怜的家伙跟我一样困得要死，连痛感都麻木了，压根儿没反应过来。
法国海关有两种通道，非欧盟国家公民通道和欧盟国家公民（EU）通道。此时非欧盟通道前面的人潮被像九曲大肠一样拉起的无数条隔离绳归集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行进得异常缓慢艰难，形成严重的“大肠梗阻”。但是欧盟通道那边确实门可罗雀，几乎可以让一架小型客机顺畅通过，拐上跑道，进而一飞冲天。
一个苗条的黑人姑娘出现了，穿着一身亮丽的橘黄色铅笔裙制服，胸前挂着的员工标志牌闪闪发亮，两排整齐的白牙熠熠生辉。
“有没有欧盟国家的旅客？请到这边来走欧盟通道！”
她嘹亮的嗓音堪比歌剧《阿依达》里面的黑人女主角。我不禁想起：1880年《阿依达》就是在巴黎首演，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还亲自担任指挥，演出这部让他彪炳青史的名剧。于是，有几位睡眼惺忪的旅客跟随着“阿依达公主”的清亮嗓音改变了脚步，朝EU通道的方向走去，“阿依达”也动作娴熟地不时解开隔离绳，放行几个晕头转向的“臣民”，还帮他们扶住东倒西歪、几乎脱手的沉重行李箱。
“美国公民可以走欧盟通道吗？”
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声。戴高乐机场粗大的柱子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没能看清那人的面孔。入境大厅里顿时奇妙地安静了下来，仿佛这里真的变成了歌剧上演的舞台——埃及法老的皇宫，我们一起穿越了！
想必有一半的旅客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惊醒了，期待着“阿依达”嘹亮的歌声，来首咏叹调吧！我记得歌剧中有一首叫“天道酬勇（Fortune Favors the Brave）”来着。“阿依达”要怎么回应“勇敢的”美国人呢？
“不行！”她的回答异常简单和响亮。
不过美国人除了勇敢还有“不屈”的精神，尖厉的问话声又响了起来：
“那么，美国人的通道在哪里？！”
我虽然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不过还是听得出，提问的美国人带有浓重的“蓄奴州”口音（蓄奴州是指美国独立后在南部可以雇用黑奴为劳动力的州，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与之相对的是自由州，即在林肯统治下的黑奴自由解放的州，包括马里兰、弗吉尼亚、田纳西、密苏里、肯塔基等州）。海关大厅更加安静了，安静得异乎寻常，一个戴宽边黑礼帽、留着大胡子并且穿着传统黑呢子大衣的犹太拉比手中的箱子突然倒地，发出“惊天动地”的“哐当”一声，继之而来的寂静中，我能清楚地听到他轻声低语：“sorry！”
“阿依达公主”回答得很迅速，连嗓子都没有清一清。
“这里就是美国人的通道。”她伸出纤细的胳膊，潇洒干脆地用手一指我们傻站着的那条“九曲大肠”。
紧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也是美国人！”
犹太拉比听闻此言，面无表情地撸了撸自己的长胡子。入境欧盟的海关大厅顿时恢复了往常的喧闹，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这一刻，都不重要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游客，都恢复了状态，继续为下一程的旅途琐事而纠结或者期待着。不过，巴黎阴郁的天气，仿佛稍微好转了一些。一条耀眼的光柱从半空里穿云而出，一架客机正发出欢快的咆哮声，沿着这条天梯般光辉的道路，直上云霄。
我少年时的回忆和博物馆密不可分，一进博物馆，就有种两手十指交叉的亲切感。那时候太过频繁地造访博物馆，以至于现在的我，几乎只需要上博物馆买张门票，就可以找回十二三岁时候的气息和情绪。
那时候我生了种病，不得不休学一年。
这病大约也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头脑在成长的季节里进度太快，或者是增长得太过虚浮，有“泡沫化倾向”，一如今日中国的经济数字一般，远未做到扎实有效。所以天意，或者上帝让我稍停片刻。“你需要慢下来，等着灵魂追上身体。”我经常在半夜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这么跟我说，还有自己骨头拔节生长时发出的咯嘣咯嘣声。那时，我就隐约知道：原来，上帝是一种内分泌不协调引发的幻觉。
那时候北京对我来说，还是一座值得探索的城市，不是一个浮尘滚滚的加班地点。
那时候北京对我来说，至少有三四个天堂般的存在，比如自然博物馆、天文馆、北航校内那个有一座拥挤不堪的细小停机坪的航空馆、科普出版社的门市书店等。没错，我从小就喜欢慢慢品尝这些不现实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天天愈发显得更加不现实起来。
休学的那一年对我来说，不是寂寞离群的孤独时光，而是名副其实的心灵假期，每一天都弥漫着淋漓尽致的现实感。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好像刚刚发现了澳大利亚的库克船长。要知道，对一个12岁的少年来说，他想要体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不需要在课业和练习本上熟能生巧地一笔笔购销自己的青春，不需要和同龄人竞争自己根本不想要得到的赞美和认可，更不需要强迫自己相信大人所说的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正确，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更加一票难求、千载难逢的是：那时候中国社会还飘散着一层淡淡的“全民文艺气质”，人们被号召着集体爱上科学，人们尚未被感染上集体的狐疑和猜忌，人们见到街坊还会大言不惭地打听对方在今天看来属于“绝对隐私”的事情。
和现在相比，那时候大多数人在财产二字上都是相当感情用事的失败者，而且并不太在意那些白纸黑字的破产威胁，极少数人在感情这事儿上有什么自作自受的长期负债或者不清不楚的账外资产。人们那时候刚刚开始纳闷战争年代的人怎么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就像今天的人开始不理解那时候的人怎么竟能这样将投资这么死生契阔的大事置之度外，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开心那么一点点？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微博、百度和手机色情，甚至也不存在“畅销书”这个玩意儿，书就是书，基本上都有些值得膜拜的冷艳气质或者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场。真的，那时候没有“畅销书”，只有教科书和课外书的区别。前者无趣却有用，后者无用却有趣。
我记得那时候书与书，甚至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这么干脆利落、掷地有声。
拜那个时代的气质和那场怪病所赐，我才有时间徜徉博物馆空旷无人的一座座天花高挑的大厅，我的青春期就是这么一边脱线越轨，一边开天辟地、拓展疆土。说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不为过。
那时候我得到并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叫作“独立判断”，是免费的。
我在历史博物馆晒得到太阳的大窗子的角落睡过午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能够理解，同一块石头既可以在工匠的手里变成风景，也可以在囚徒的手中变成武器，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心里有什么，住着什么样子的“神”。我在自然博物馆的落地玻璃展柜前因为凝神观看一只普通又恶心的潮虫差点撞得头皮血流，事后一点儿没为当时的博物馆还买不起安全玻璃这件事后怕，倒是一直在纳闷为什么那么普通的一件东西，一旦摆放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就显得那么高高在上，甚至带上了神秘主义的美感，有了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了呢？凡此种种，总之那一年，在博物馆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和空无一人的走廊阴凉下，发生的事情，如同慢慢从沙漏一头流向另一头的细沙或者慢慢渗入破漏铁船底舱的海水，渐进性的，但也是决定性地改变着我的个性、想法、吞咽口水的声音、眨眼的速率和血液被泵出心房的压力，使我成其为我，而不是别人。
后来我成了一个不断旅行的自由职业者，去了更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它们散落在世界各地，有的如庞然硕大的史前生物，有的，则如被世界抛弃的远海孤岛上的细小蚊蝇，但对我，它们都是奇迹般的存在。
博物馆和美术馆不同，前者是让人们欣赏科学的艺术，而后者，则是让人们欣赏艺术的科学。对很多旅行者而言，前者是行程单上的最后一项，而且是“机动项目”，或者根本就不包括在行程单上，而后者则是很多旅行团的“必看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