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并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向驻东京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使馆请援。结果，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有三十六名学生被逮捕，酿成了震动国际舆论的"东京事件"！
1919年5月8日，徐世昌连下两道总统令。第一令说学生们"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并宣布"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第二令则更为奇特、荒谬，不仅对已提出辞职的曹汝霖予以慰留，说曹汝霖"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酿致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
为了将曹汝霖、章宗祥稳住，并借以缓和段祺瑞等人的反抗情绪，徐世昌将曹汝霖、章宗祥安置在风景宜人的北海，一住"团城"、一住"静心斋"，又派人给他们二人各送去五万银元，所谓让他们"一为盖房，一为养伤"。
段祺瑞则严厉命令爱财如命、拼命追求特别高的"生活程度"的曹汝霖与章宗祥："把钱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那曹汝霖和章宗祥虽然害怕段祺瑞之凶，却更不甘心将才到手的钱财又还回去，于是，这二人只管软磨硬泡，就是不肯真正执行段祺瑞的这个命令。
这一天晚上，为了保全无辜学生、保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递出了辞呈。
第二天--1919年5月9日早晨五时三十分，蔡元培悄然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临走前，他给北京大学师生留下一则简短启示--"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長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一天，北京学生联合会连续召开会议，一面上书教育部，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并立即采取措施；一面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支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请一致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出京，群情惶惑，恐酿大变，务乞各界重察。"
这一天，陆宗舆辞去了币制局总裁之职。国会众议员李继桢等人则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为理由，弹劾内阁总理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他们攻击钱能训的同时，将更大的压力移向了大总统徐世昌。
蔡元培的那则启示在1919年5月10日的《益世报》公开登出了，结果，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其他各学校的师生也都感到震惊和激动。这一天，蔡元培在天津又写了《致北大同学》这封信，解释他悄然离京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舉，純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
蔡元培辞职之后，已提出辞职的教育部总长傅增湘也于1919年5月11日逃到北京西山去了，北京的爱国学潮则愈加扩大起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叶维松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接着，北京直辖各大、专学校校长也先后向教育部具呈辞职，以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之决心。北京教育界之外的其他各界社团也响应学生，声援挽留蔡元培、傅增湘。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也一致响应北京学生的行动，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救国团等团体，不断举行政治集会、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
1919年5月14日，在"督办当国"的段祺瑞一派势力与各界舆论的多重政治压力下，大总统徐世昌连下四道总统令。一令，"京畿警备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军警督察长、京兆尹等，一体认真防护，共维秩序，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二令，告诫学生"持以镇静"，否则"稍涉纷扰，恐速论胥，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学生"务各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防害学业。"威胁说"其有不率训戒，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三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請解职由。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著毋庸议。此令。"四令，挽留陆宗舆，以安段祺瑞之心--"该总裁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著毋庸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