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徐世昌这四道总统令闹得两面不讨好！段祺瑞一派得寸进尺，向徐世昌、钱能训接着大施压力，迫使徐世昌、钱能训于1919年5月15日下令罢免了傅增湘教育部总长之职，由次长袁希涛暂时代理。紧接着，1919年5月16日就传出了国会参议院议长田应璜将出任教育部总长的消息。广大师生本就愤怒于政府挽留蔡元培之举并无诚意，而田应璜将出任教育部总长的消息越发激化了他们的仇恨！
1919年5月19日，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北京各校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以示向政府抗议！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了《罢课宣言》，并呈递了《上大总统书》，向徐世昌提出了六项要求：一，对于青岛问题表明不签字之决心以固国土；二，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三，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诸公回职，打消以田应璜掌教育之议以维教育；四，撤废警备学生命令以重人权；五，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释放被捕学生，重惩日本军警，以重国权；六，恢复南北议和，速谋国内统一，以期一致。
这一天，甘肃女士邓春兰上书蔡元培，提出了"国立大学增设女生"、"实行男女同班"等建议。
1919年5月21日，内阁总理钱能训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对于学生们的六项要求作了口头答复：一，对青岛交涉，政府签字与否当察看情势如何；二，曹汝霖、章宗祥诸人卖国，苟有凭据，不妨起诉，若任口而谈，政府将如何办理？三，田应璜掌教育之说，现已撤销，部事暂由袁次长代理，蔡校长当极力挽留；四，5月14日命令非专为学生而言；五，留日学生之事，政府现已提案与日本交涉；六，上海南北和会之维持，政府更急于诸君，谋求转圜之机。
这一天，徐世昌被迫下令，以外号"屠夫"的王怀庆代替李长泰，接任步军统领。王怀庆到职之后，立刻就对于在街头演讲、集会的学生采取了暴力行动，在他的命令之下，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城内到处横冲直撞，驱散群众，撕毁传单，逮捕学生，查禁《益世报》、《五七》日刊……
1919年5月25日，段祺瑞又让徐世昌向北京以及地方各省的文武官员下了一道严厉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应注重。前已令饬该管长官等认真防弭，著即恪遵办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职责攸归，不能曲为宽假也。"
与此同时，北京的学潮却大规模地蔓延到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上海、广州、杭州、南京……1919年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参加的学生达二万余人，然后，广州、杭州等地的学生也都卷入罢课高潮，接着，上海、芜湖、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界、商界也像北京的学界、商界一样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推行国货的运动……
1919年6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连下两道荒谬无比的命令：一，表扬被全中国广大民众痛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他们大力辩护；二，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并严厉要求学生立即复课。
压迫愈重，反抗愈强！广大学生在强烈的愤怒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至于中华民国政府内部，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之间的争权态势也更加激烈，直系战将吴佩孚公开宣布，他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给了学生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一时之间，此时四十五岁的吴佩孚被学生誉为"爱国将军"……
1919年6月3日，是一个天气阴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星期二，一场较"五四"那天更为猛烈的政治风暴在北京爆发了！这一天，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北京二十余所学校联合派出了数百名男学生，举行了"天安门大游行"。广场上，演讲者垂泪疾呼，倾听者掩面而泣，这慷慨、这悲壮、这激情澎湃，都是最真实的！突然，大批军警、步兵、马队朝广场上横冲过来，大肆施展各种暴力手段，驱散听众、抓捕学生，与此同时，天空也大打暴雷、大刮恶风，将黑云尘沙扫得遮天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