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塔布和许应骙一起捧着盛有《明定国是诏》的云盘打头先行，自中路出太和门，其他文武官员跟随在他们两人之后，缓缓而行。他们这一群人来到午门外之后，怀塔布和许应骙将云盘放入龙亭之内。然后，八个太监将龙亭抬起、一直送到天安门外桥南，与此同时，怀塔布、许应骙、还有其他文武官员也一起随着龙亭而行。怀塔布、许应骙将云盘从龙亭中取出，放置在高台黄案之上。
按照一般的颁诏仪的规定，"驾不御殿"，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本人不必亲自登上天安门楼，亲自聆听宣诏官朗诵诏书。可是，光绪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特别重视颁布《明定国是诏》的仪式，就打破了一般的颁诏仪的规定，亲自登上了天安门楼，端坐在设置于九龙华盖和日月龙凤扇之下的宝座之上，与文武官员们一起聆听宣诏官朗诵《明定国是诏》。
天安门外桥南，按序向北而立的文武官员们依照礼仪一起跪下，墨压压地铺了一地……
静鞭响后，全场悄然……
一名朝服炫然的宣诏官登上了高台，他先向北而立，朝正端坐在天安门楼上的光绪皇帝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他站了起来，从黄案上的云盘之内取出《明定国是诏》并用双手捧好，再朝西肃立，字正腔圆地将此诏书朗诵起来……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须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朕特明白宣示，尔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袭其皮毛、勿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宣诏官将诏书朗诵完了之后，文武官员们一起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并向光绪皇帝山呼"万岁"……
宣诏官庄重地捧着诏书，一步一步地走上天安门楼，来到那摆放在雉口中的朵云、金凤之前。他将诏书放在五彩朵云之内、衔入七宝金凤之口，再缒以彩绳，让其从天安门楼上缓缓垂下……
怀塔布和许应骙一起像模像样地将那道由衔着朵云的金凤送下天安门楼的《明定国是诏》接到手中，重新放置在龙亭之内。
八个太监重新抬起龙亭，在热闹的音乐声中，走出了大清门，往礼部衙门而去……
龙亭到达礼部衙门的时候，怀塔布、许应骙也率领自己属下的官员们一起回到了礼部衙门。
礼部衙门之内，早已朝着紫禁城皇宫的方向列好了香案，隆重迎接《明定国是诏》的到来。诏书被供奉到香案上之后，在怀塔布、许应骙的率领之下，礼部的所有官员一起向诏书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明定国是诏》在礼部腾黄之后，就刊颁到了全中国的各个省份……
清朝廷为《明定国是诏》举行的颁诏仪式真是特别庄严、特别隆重、特别华丽、特别盛大，可是，奉光绪皇帝之谕参加了这次颁诏仪式的一大群文武官员中，究竟有多少人是拥护变法、拥护新政的？
创办京师大学堂是施行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之前，这项举措就已经被酝酿了很久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递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就曾提出过："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与此同时，御史王鹏运也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98年2月15日），光绪皇帝曾颁布一道上谕："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可是，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们对于光绪皇帝这道上谕的总体反应却是"事属创始，筹划匪易"，迟迟不动。为了将京师大学堂尽快创办起来，光绪皇帝提出将位于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一带的和嘉公主旧府第改建为京师大学堂的校舍，可是，就在《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的前一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他看到了那位曾与"翁师傅"翁同龢一起在毓庆宫教他读书的"孙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呈递给他的一道奏折，声明说创办京师大学堂得耗费巨额银两，每年至少需要二十八万八千余两白银。这样巨额的经费从哪里弄来？由此一事的麻烦，推而思之，施行新政的艰难岂堪尽言？光绪皇帝面对如此现实，真是发愁、真是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