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深深的殿宇陷入了一片死水般的静默之中……过了一会儿，光绪皇帝缓缓地叹了一口气，略略地蹙着眉、轻轻地说道："无奈掣肘太多……"
康有为心中对于光绪皇帝的这种态度很不以为然，何况，他刚才说的很高兴，此时还想趁着刚才的话势接着说，于是，他很慷慨地向光绪皇帝说道："大清朝廷是按照皇上的上谕办事的！皇上有颁布上谕之权，就能凭此大权推行可变之政！哪怕不能将所有弊政一时尽变，只要将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些新政推行下去，也足以救当今之中国了！可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的高官权贵都是些宁愿闭耳塞听、宁愿不知道外国列强是如何情形的愚顽之徒，皇上若想依靠他们去变法、去施行新政，则犹如缘木求鱼……"
光绪皇帝恨恨地阖了阖眼、稍稍地攥了攥拳，然后说道："你说的很是。他们……他们都不留心办理……"
康有为的目光突然变得比刚才更亮了，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言："现在的形势虽然艰难，却也不是无法可想。以中国之大，高官权贵中虽然绝少人才，其他人中却还是可以选拔出可以救国治世的雄才英杰的！皇上若想彻底变法、厉行新政，唯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并己用差。这其实并不很难，但将新擢维新之臣用于京卿御史两职，令其分任宫府内外诸差，那么，皇上为变法、新政所颁布的任何上谕，都可通过他们去迅速办理。至于那些守旧官员，则先不去理他们，他们那些人，只要能有高官的地位、能有厚禄的保障，都乐得不做事呢！而且，凡有变法之事，皇上都特下诏谕，向所有臣民示以意旨所在，让那些守旧官员无从议驳！"
光绪皇帝安静地、认真地听了康有为的这番话之后，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先生的高论很有见地，我听了，觉得心中豁亮多了。说到选拔人才一事，我正有一些话想问先生，最近，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这些人英才可用，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康有为自然立刻回答道："徐致靖所言极是！这些人果然英才可用！"
光绪皇帝沉思一下，点了点头。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就如何变法、如何施行新政之事又交谈了很久，最后，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说道："先生辛苦了，请下去歇歇。先生以后若有什么建议的话，就随时具折条陈上来。"
康有为恭恭敬敬、严严整整地向光绪皇帝行了叩头大礼之后，就一步一注意地退出了仁寿殿。
仁寿殿外，很多苏拉纷纷围住了康有为，很热情、很奉承地悄悄告诉他说："康大人，你老人家快将那金打簧表掏出来仔细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皇上可真是格外看重你老人家啊，这次召见你老人家的时间可特别长，足的都有四个多钟头了！"
康有为怕这些苏拉们趁机向他讨赏，故而不敢现出得意之色，赶快特别谦虚地说道："多谢，多谢，有劳诸位关照了。诸位的差使太忙，我实在不敢再打扰了。"
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之后，又命人"叫张元济的起"。
张元济踏着从容的步伐，来到了仁寿殿。在那间深深的殿宇中，也是只有光绪皇帝和他而已。
张元济中等身材、长眉细目、举止儒雅、态度沉着，光绪皇帝从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起，就不由得在心中暗自思忖："徐致靖给他的荐语真是不错，他这样一个人，应该当得起'办事切实，劳苦不辞'的评价。"
--张元济，号菊生，出身于浙北望族海盐张氏，他的远祖是南宋绍兴年间的进士张九成，从那时到此时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海盐张氏在历代科举中都出过声名显赫的进士。张元济本人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的进士，那时，他二十五岁。他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分发到刑部任主事，此时充任总理衙门章京。不过，光绪皇帝之所以决定破例召见张元济这个六品小官，并不是由于他那顺利的科场之路和平常的官场经历，而是因为他在创办新式学堂时所显现出来的务实作风和突出才干。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年1月），成立才几个月的强学会被清朝廷以"植党营私"的罪名禁止。张元济虽然没有参加强学会，可是，他却以实际行动参加了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变官制为维新变法之要务，而张元济却主张首先进行教育领域内的变革，培养出比洋务运动时期更先进的变法人才，为大规模的维新变法运动打下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强学会被禁的同时，张元济以"探讨学问"的方式，与工部主事夏偕复等八人一起组织起了"健社"。"健社"是一个同时具有学会、学堂性质的组织，其所推广的"有用之学"是英语和算术。一年之后，张元济与夏偕复等人在"健社"所办的英文学馆的基础上，联合集资兴办西学堂，并呈请总理衙门支持。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1897年2月12日），西学堂开馆，馆址在北京宣武城南琉璃厂。将"健社"改办为西学堂、并从此不再称"健社"，这正是张元济做事的谨慎细致之处，因为，此时入社学习的人已达二十多人，再用容易被清朝廷忌讳的"社"的名义则容易被认为是拉帮结党、并遭查禁，所以，就像张元济自己在他给《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信中所述：强学会的失败教训还不远，当前一切都应不露声色，看来这样才不至于发生意外。为了办好西学堂，张元济费心费力，他不断写信给远在新学枢纽之地上海的汪康年，委托汪康年在上海聘请合适的教师、订购《知新报》和《农学报》、购置"格致室"（科学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设备以及"天文、百鸟、百兽暨光电水热各种一切图说"等中西文书籍，他亲自赴天津考察各学堂、学习他人办学堂的经验，他参与处理了为创办西学堂而筹集那笔数目不小的经费的全部艰难事务，他坚持主张花重金聘请精通英、汉文的外国教习以提高教学质量……后来，著名维新人物严复建议将西学堂改名为通艺学堂。光绪二十三年秋天（1897年9月），张元济与夏偕复等人一起向总理衙门呈文，要求在西学堂的基础上成立通艺学堂，并正式提出了请洋教习，购教学仪器，建藏书、译书馆，选派优等学生游历外国或进入各国大学深造等一系列周密而宏伟的教育设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7年12月17日），总理衙门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道奏折、让光绪皇帝看到了张元济等人的呈文，总理衙门在此奏折中评价说：过去议定在各省推广学堂，但官绅创办者寥寥无几，张元济在京师筹款设立学堂，自行讲习，造就人才，留心时务，志趣实属可嘉。光绪皇帝很快就批准了总理衙门的这道奏折，并对张元济这个虽然官职低微、却志向非凡、才能突出的维新人物有了一定的印象。光绪皇帝这两年来经常将他想阅读的新学书籍开列成书单，命令总理衙门按照书单将新学书籍呈递给他。受总理衙门之委派、具体经办此事的就是张元济。由于当时北京城内新学书籍非常匮乏、很难按照光绪皇帝所开列的书单及时购买齐全，于是，张元济就将他自己所收藏的新学书籍、还有他向朋友们所借的新学书籍凑集起来，进呈光绪皇帝阅读。例如：光绪二十四年春天（1898年3月），光绪皇帝命令总理衙门进呈的那部由著名维新人物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就是由张元济所检呈的。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对于张元济那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维新活动和脚踏实地的作风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因此，当光绪皇帝决定打破旧例，正式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的时候，他将张元济与康有为并列为他第一批召见的维新人物，虽然，此时的康有为早已名响北京，而张元济的名字还不怎么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