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气颤与闪之处，
我曾向风发誓。
我在鲍威尔纪念馆中买了一本《埃弗里特·鲁埃斯：追寻美的流浪者》（Everett Ruess： A Vagabond for Beauty），其中收录了这首叫作“风誓”（Pledge to the Wind）的诗。这本书记述了他的生平和他的诗与家信。鲁埃斯本人最终消逝在大峡谷之中。他的家人在连续几周没有收到他的家信后决定去找他，只在悬崖边看见了他的马和一点儿遗物。他最终与大峡谷融为一体了。他本人就像诗一样：“突然，从无底深渊传来虚幻的风的呼吸，又给我耳边带来奇异而朦胧的急流声的回忆。当这个声音消逝时，万物皆亡。”
一般中国人很少知道鲍威尔，更少有人知道鲁埃斯。大峡谷对美国文化的比较大众化的影响反映在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看似叙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实际上是大峡谷对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的例证。故事中的潘多拉星球实际上就是一种峡谷地貌。两边是峭壁，多道瀑布飞流直下，如同鲍威尔的描述：“在我们面前峡谷裂开了。小股急流从右边峭壁流下，另一股急流从左边坠落……右侧可以看到十几道叠瀑，松树与杉树伫立在岩石之上，白杨下泉水流出。在深影之下，岩石下部呈红色与褐色，而在阳光之下，上边则呈浅黄与朱红颜色…… ”而《阿凡达》中的天然彩虹桥，在美国西部的峡谷地带也经常可以看到。
更为重要的是，《阿凡达》的故事似乎充满想象，其实并没有超出大峡谷的人文历史所形成的文化视野。影片中的纳威人虽然被装上了尾巴，染蓝了皮肤，好像区别于人类，但仍然在大部分特征上与人类相同，且能用英语与人类沟通，这种看法与美国的早期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看法颇为相近。故事是说，一些地球人为了某种特殊物质要让住在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人迁走，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被中国的很多人看作反强拆的故事。实际上，强拆并非中国独有，有土地的地方，有政府的地方，就可能出现强拆，甚至是在大峡谷这个看似不宜用于商业建筑的地方。
鲍威尔在他的书中记载，在这些高山峡谷地带，有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叫作纳瓦霍（Navajo），当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这一带的统治权以后，就向这个部落发动了进攻。纳瓦霍人凭借峡谷天险重挫了美国军队。于是美国军队就采取一个非同寻常的卑鄙战术，即射杀纳瓦霍人的牲畜，砍掉他们的果树，捣毁他们的灌溉系统，最后迫使他们投降。纳瓦霍人在被征服后被向东迁移到了得克萨斯州的附近，直到多年以后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峡谷地带的故乡。鲍威尔对美国这种用数百万美元征服，却用几千美元“开化”印第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但终究，美国政府的目的似乎还是“开化”。
从大峡谷的北缘到南缘要绕路210英里，很显然，其中必经过科罗拉多河。在跨越这条著名河流的时候，我们在桥区稍作停留。这里是纳瓦霍部落的保留地，我们看到了当年重创美国军队的印第安人的后代。河边有一些不收门票的观光点，纳瓦霍人在附近摆着出售纪念品的小摊。他们卖东西不讨价还价。为了想实际支付“门票”，我们买了一种印第安小石斧作为纪念。在桥头的书店，我买了一本名为“1491：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新探”（1491：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的书。我注意了一下，这本书没有被征消费税。书中谈到，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印第安人社会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在文明程度和人口数量上长期被美国主流文化低估，实际上就是要弱化和掩盖白人主流社会在印第安人身上犯下的罪恶。
回首美国印第安人近代以来的遭遇，主要就是一个被强制迁移的历史。如果鲍威尔记载的大峡谷地区的强拆还是为了“开化”，在整个美国的强制迁移基本上是为了土地。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基本模式是，当发现印第安人土地上有着有价值的资源时，就向相关的印第安人部落提出交换土地的条件，如许诺给予一定的货币或其他好处，让印第安人迁移到美国政府指定的保留地，一般是面积较小、比较贫瘠、被认为没有地上或地下资源的地方。如果印第安人不同意，就被武力驱赶。有一部叫作“西部风云”（Into the West）的电影，好像是斯皮尔伯格的作品，直观地展示了当时的影像，整个部落的印第安人被美国军队屠杀了。
在多数类似的电影中，美国军队中总有一些恶魔式的人物，如《阿凡达》中的那个军官，以及《西部风云》中的那个军官；但也有同情印第安人的人。然而，为什么总是那些恶魔式的军官更起作用，就不能用个性的差别来解释。这是美国制度的系统性问题。美国的政府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关键在于“民”包括哪些人。一开始，“民”不包括黑人，当然更不包括印第安人。占有更多的土地，显然符合“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大多数印第安人的土地并不具备现代西方产权观念的要素。首先是，主要用于狩猎的土地并没有与农业土地相对应的土地产权概念。在西方人到来之前，甚至在不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
然而，印第安人也部分地从事农业。所以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北美印第安人社会并没有形成国家形态，或者说，没有形成成熟的国家形态。而国家，除了教科书中冠冕堂皇的定义外，一个重要特征是用暴力占领和保护土地。国家占有的土地叫领土，经济个体对土地的拥有叫土地产权。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一个或一群经济个体可以占有土地，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这种占有，一旦面对组成为国家的敌对人群，就毫无抵抗之力。而这些组成国家的人群，可以通过国家蔑视没有国家的人群对土地的占有，宣布这些土地为美国领土，再依据西方法律概念中对领土的权利加以处置。这在逻辑上没有什么不妥。但从更高的法—自然法看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印第安人有先占的权利，有历史和现状所赋予的实际的土地权利。按照洛克的说法，这也是天赋的权利，即生存权所赋予的权利。
在大峡谷南缘，有一条比较著名的光明天使小路。从这条路垂直向下2 000多英尺，生存着一个叫作哈瓦苏佩（Havasupai）的印第安人部落。在西方人到来之前，这个部落曾经占有着包括大峡谷南缘及南面约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年白人发现这个部落的经历颇像《阿凡达》中的景象。一个探险队，沿着峡谷小路向下走，到了一处约40米高的断崖处，路似乎中断了。他们后来发现，裂缝处隐藏着一个梯子，他们顺梯而下，这里正是哈瓦苏佩人夏天耕作的地方。
在美国政府看来，印第安人生活和劳作的地方就像无主之地。我们很早就听说，为了开发西部，美国政府将约1.55亿英亩的西部土地赠予了铁路公司，并以每160英亩10美元手续费的代价向白人免费提供荒地。殊不知，这些土地原本是印第安人的。这其中就包括哈瓦苏佩人的土地。1880年，因为被发现的银矿要经过哈瓦苏佩人的营地，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就建议要建立一个哈瓦苏佩人的保留地，其用意，显然是夺走原来属于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很快，当时的美国总统海斯（Rutherford Hays）就发布命令，建立一片8英里乘12英里的保留地。哈瓦苏佩人被迫接受了命令，因为他们已经从亲友那里听说过不服从的后果，他们更怕被完全迁走。
189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又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哈瓦苏佩人的冬季牧场划归大峡谷森林保护区。在此之后，美国政府筹备建立大峡谷国家公园。1903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乘火车巡视了大峡谷，建议为了建立国家公园，要清空大峡谷。从此之后，哈瓦苏佩人就经历了长达数十年被放逐的历史。直到最后，他们被挤到了大峡谷南缘光明天使小路下很小的一块地方，仅有580英亩（约2.35平方公里）。
哈瓦苏佩人争取归还土地的努力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已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包括的。但这个过程的意义却是重大的，既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观念的变化，也反映了哈瓦苏佩人及大多数印第安人对大峡谷及其他土地的理解。美国社会的白人主流和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哈瓦苏佩人在大峡谷的存在破坏了这个国家公园的景观，后来反对归还哈瓦苏佩人土地的竟然还是个环保组织。1971年，哈瓦苏佩部落委员会主席李·马歇尔在出席有关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人计划”的听证会时回应说：“我听你们都在谈论大峡谷，很好，你们正看着它呢—我就是大峡谷。”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显然忽视了，大峡谷和世代生长于斯的大峡谷人本是不可分割的。
1972年，哈瓦苏佩部落委员会在给农业部长和内务部长的信中写道：“我们比周末登山者和职业环保主义者更关心我们土地的美，因为土地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并且我们以此为生…… 我们是人类，有权利生存，而不是岩石或尘土。这里不是动物园……”当他们说“我们是人类”时，就在暗示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把他们当“人类”。在电影《西部风云》里有一段对话，说到印第安人没有疼的感觉，所以不是人类。美国政治上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将“人”的概念扩展。因而“人生而平等”的美国信念必然最终会荫及印第安人。这是哈瓦苏佩人要求归还土地的努力最终于1975年能够有结果的一个原因。
当然，哈瓦苏佩人被归还的土地只是印第安人被夺走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这既说明，美国社会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有所改进，又说明没有根本的变化。当1924年印第安人被法定为“美国公民”后，他们才能在美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开展维护自己权利的活动。那些支持哈瓦苏佩人土地要求的白人精英，可能出于各种目的，有真诚的，有为了“同化”的，也有怀抱历史歉意的，还有想粉饰历史的。然而，只要有一群人不是美国政治体内部的公民，美国社会的取向与当初对待印第安人不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那么轻易发动对外战争，如越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原因。
无论如何，尽管在物质层面归还的土地很少，但在精神层面，它归还了印第安人对土地、对自然的文化态度。在哈瓦苏佩人看来，土地不仅仅是能打猎或种庄稼的地方，它还是人生存的综合空间，它甚至就是人的一部分。这种世代生息、赖以为生的状态具有自然法的最高意义，也因而赋予人们高于商业性产权的权利。大峡谷和大峡谷人甚至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权利”这一意味着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词汇甚至可以变得没有意义了。只要不把它们分割，就能保护。
谈到美，如果说鲍威尔和鲁埃斯这些大峡谷的匆匆过客感触至深、激荡心灵，迸发出美丽的赞叹，那么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峡谷的居民们将会获得何等灵感？在这些印第安人看来，他们自己、土地、美，和天地万物都浑然一体。大峡谷在大峡谷人看来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他们不仅互相依存，而且互证价值。他们的共同存在才构成了美，因为美意味着和谐，意味着完美。如果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没有获得印第安人留下的相关文字，那也不要紧，因为“天何言哉”。正如李·马歇尔所说，“土地不会说话，植物不会说话，野兽不会说话，甚至我们峡谷的美也不会说话，但是伟大的神灵和自然母亲会照顾它们。”
大峡谷的存在给美国，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文化。当初有人称赞鲍威尔征服了大峡谷时，鲍威尔回答说：我不曾征服，我的行为不能对大峡谷有所增减，大峡谷只能使我感到敬畏。大峡谷让人们联想到巨大、遥远、崇高、长久，以至无限。到这里来，有助于突破人们自己的狭小眼界，有助于消解人类的自大心态，有助于领悟超越的精神。回过头来，淡化心中的功利追求，减少对大自然的索取，探寻人与人之间的天道与正义。
我永远忘不了在大峡谷看落日的情景：一对法国情侣在默默地坐着，一个印度人在低声吟唱……而我，与我的一家人，忙着将这壮丽的影像永远印入脑海。
2011年4月19日于北京昌平森林大第家园
（原载《读书》2011年第6期，刊载时有删节）
台湾土牛和北美的阿勒格尼山
我在台湾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清华大学（新竹）的春兴兄很是热情，给我引荐了不少台湾经济学界的朋友。记得在与台中逢甲大学的教授们一起吃午饭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哪里可以看到土牛？”“土牛？是指台湾本地的牛吗？”在座的人几乎都不知道。看来我的问题太过专业了。
“土牛”一词，是我从《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施添福，新竹县文化局出版，2001）一书中看到的。它是指一道边界，隔开汉族移民与原住民。其功用，是要减少汉人对原住民土地的挤占，也防止因此而产生的汉番冲突。这条边界沿着已有的山势或河流走，在没有山或河的地方，就用土堆成墙，称为“土牛”；或将地挖成沟，称为“土牛沟”。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土牛，那将是非常珍贵的制度遗迹。
关于设立土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明郑永历十九年（1665年）。然而有迹可寻的土牛，是清代设立的。虽然设立汉番边界早在康熙时期，正式建成土牛则是在乾隆时期。问题是，为什么历代君王要建土牛呢？也许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民众提供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而汉人作为一种有竞争优势的农民，会通过买地不断扩展自己的地盘，而挤压原住民的生活空间；汉人与原住民之间就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纠纷与打斗，甚至会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这时，君王认为自己是一个超越民族的统治者，如乾隆皇帝所说，“民番皆吾赤子，原无歧视。”而只有减少汉番的交往才能减少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才能减少统治成本，才符合君王的利益。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北美大陆，也发生着类似的情况。大量白人农民从英国和欧洲大陆涌来。据斯图亚特·巴呐（Stuart Banner），1700年，北美的非印第安人数量约25万人，到了1760年则为160万人。他们对印第安人土地的需求如狼似虎，为此而不择手段。他们经常将印第安人灌醉后让他们在合约上签字，甚至伪造签名，骗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这招致了印第安人的怨恨。他们称英国人为Ecunnaunuxulgee，意即“贪婪掠夺红人土地的人”。无怪乎当英国与法国在北美开战时，大多印第安人部落站在了法国人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