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为自己辩护，造成犯罪有道、腐败有理。当前腐败蔓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许多腐败分子在搞腐败时总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合法的借口，使人很难明辨是非。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举报犯罪者，他的理由是维护地方形象；搞地方保护，他的理由是保护投资环境；袒护骗子，他的理由是维护社会稳定；支持走私，他的理由是发展社会经济；搞“一言堂”，他的理由是民主集中制；打击舆论监督，他的理由是坚持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开设黄赌红灯区，他的理由是解放思想……这些颠倒真理的谬论，混淆是非黑白的不正常现象，正是那些腐败分子运用理论武装的结果。腐败分子能令一个地方的官员提供系统化服务和合作，能够用最时髦的语言、路线和纲领来作措词，能够达到以所谓的事实材料和逻辑论证为依据，这证明着当前腐败集团的理论运用的高度艺术化。回顾近年一些地方出现的大规模腐败和违法犯罪现象也可以发现，这些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地方领导干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混乱有密切关系。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调查，在西南某县，从县城到一些乡镇，均开办了赌场，而且居然大多开设在城镇中心区和公路两侧。为什么赌业在该县如此兴旺发达呢？原来该县政府把赌博作为一种“生财之道”来经营，只要每月交3万块钱的管理费，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挂牌营业。公安、文化等主管部门也是以交钱与否为依据，交了钱，就不再管。如此“大胆创意”，用该县一些主要领导的话来说，“这叫解放思想，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闯”。再如，有些地方，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推出所谓“全封闭管理”，不许查、不许问、不许干涉。即使群众举报有偷税漏税、走私倒卖、制假贩假甚至卖淫嫖娼之类的行径，也是不闻不问，“绿灯高挂”。等到祸患铸成时，又以解放思想难免产生偏差为幌子，推卸责任。这实际上是借解放思想之名，行违法谋私之实，把解放思想异化成了为其所用的工具。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大规模的走私狂潮和广东潮汕特大骗税案，就是在“敢闯敢干”、“发展本地经济”的幌子下进行的。许多地方领导干部不但不认为走私骗税是犯罪，反而把犯罪当政绩，认为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冒点风险，钻点空子。在当地领导的支持、纵容下，骗税这种极其严重的刑事犯罪在当地竟然成了一种合法的“生意”，进而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为了骗税，竟然官商勾结，共同作案。普宁市原流沙镇镇长黄某某和普宁市国税局城区中心区分局原局长林某等人，竟然召开镇属部门协调会和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所谓“扶持出口供货企业”的一整套措施，为骗税企业提供解决预缴增值税税款资金的贷款支持及根据纳税额给予的财政补贴。有的基层政府领导，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虚假企业服务；有的虚假企业不仅取得进出口经营权，甚至还被外经贸部门评为省、部级“出口创汇先进单位”；工商管理失控，虚假企业成堆；一些金融机构对大额提现放任自流；外汇管理部门个别人为骗税分子节约骗税成本出谋划策；海关监管下的运输车队全是个体车辆挂户，许多所谓从事出口货物运输的车辆甚至是报废车、拖拉机，使海关出货情况无法查清。该案中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涉案人员共达328人。还有一些错误观念有极大的欺骗性、诱惑性，在所谓“新思想、新观念”的包装下，极其容易混淆是非。如“经济要发展，纪律要松绑”、“四菜一汤，生意跑光”，在这种错误观念引导下，大吃大喝泛滥成灾，屡禁不止。据权威统计，我国每年财政支出的吃喝招待费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中央先后发过120多个文件明令禁止大吃大喝，收效甚微。120多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到如今，大吃大喝已经普及到连老百姓都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不再认为是腐败了。菏泽是山东省经济较为落后和欠发达地区，但菏泽教育学院2000—2001年吃喝招待费就达到近140万元，据记者调查，该校在院长李锡林带领下，吃喝成风，吃遍了该市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李锡林离任时，招待费欠账单竟达43页。如此严重的腐败行为，对李锡林仅以免职了事。天津市河西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原晋津发案前的70天内，大吃大喝，报销餐费91笔，汁24万元，平均每天3000元，其中在“东方之珠”一次用餐便消费9374元。他在任期的14个月内用公款吃喝玩乐，花费50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幌子下，大搞权学交易，引发教育腐败。一些人把教育完全当作经济产业，认为教师就是“知本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某些学校受利益驱使，逐渐演变成商业机构，教学关系逐渐演变成了买卖学历、文凭的商业关系，用金钱来买学历也就不足为奇。
——腐败分子已突破了道德的最后防线，丧失了犯罪的道德耻辱感，甚至导致腐败光荣。当前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腐败特别是职务犯罪本来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和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介，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对它怀着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都认为腐败是不对的，但看到别人搞腐败时往往怀着非常羡慕的心理，而自己有机会搞腐败时也决不放弃，社会上形成了“笑贫不笑贪”的奇怪现象。这说明腐败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价值认同。笔者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笔者在监狱中对犯人的调查发现，监狱中的犯人也自发地分为几个等级，地位最高的往往是职务犯罪分子，主要是贪污贿赂类的犯人，连监狱中的看管人员往往也对他们高看几分，甚至给他们特殊待遇。美国有腐败问题专家指出，在一些社会中，腐败分子并不受其社会的责难，“实际上他们这些行为是遵从其同辈、家族和朋友强有力支持和称赞的行为”。这一现象，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指出的：在那里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腐败成为一种民俗，说明腐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腐败也由此不再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情。腐败在道德上获得的这种认同，从腐败分子的其他行为表现上也可以得到证实，这使得过去为社会主义道德所不容的一些陋习又滋生蔓延。如近年一些官员头脑中封建迷信观念滋生，求神拜佛盛行。《人民日报》的记者到某乡做调查时看到，该乡跳出“农门”出外做官的有八九人，其中6人返乡扫墓时，都是车队（轿车少则3辆，多的5辆）随驾、侍从簇拥，有的甚至警车开道。他们添大坟，修大墓，竖牌坊，鸣炮奏乐，广收祭礼，把村子搅得鸡犬不宁。一时间，坟头、墓地成了少数暴富人士、变质干部搞封建迷信、夸富斗阔、炫耀特权的黑色“舞台”。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最爱看求神拜佛、迷信鬼神的书。丛福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找到佛寺烧香拜佛。调查发现，丛福奎在石家庄与北京两处住所，都各有一间房子设立佛堂，供奉各种佛像。可见他迷恋此道究竟有多深。可就是这样一个“佛门”弟子，却受贿1700万元。中纪委在关于从福奎问题的审查报告中称他“思想颓废”。近年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卷入“法轮功”也证明了一些人在是非问题上的混乱。湖北省十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罗建中，不但痴迷练习“法轮功”，而且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摇旗呐喊。对于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去庙宇中抢头香我们时有耳闻；县长到算命培训班中给学算命的讲如何算命，市长请来算命先生做了贴身顾问也听说过；戎马半生的老革命家中请来了神汉作法驱魔。更有甚者，穷乡僻壤的巫婆竟有由大城市的干部乘小轿车前来求问官运如何、能否升迁的现象也发生过。一位漯河市原市长刘法民到北京大医院检查，发现肝发生病变，但他不肯住院治疗，反而到商丘去找胡万林，结果是送了命。前不久，山西省中阳县乔家沟煤矿发生一起事故，27名矿工遇难。说该矿领导不重视安全似乎有点不公——为了求“神仙”保佑煤矿平安，他们在山上建起了一座华丽的庙宇，不过神仙还是替代不了安全建设，事故夺去了27名矿工的生命。河北广宗县财政局前任领导有两人因职务犯罪被判刑，新任领导不科学总结经验教训，竟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为避邪在楼顶摆起了“照妖镜”。腐败分子在道德上的堕落还表现在腐败分子在性道德上的错乱。法律界学者、专家指出，近年来权色交易有蔓延扩大的趋势，性贿赂案件在逐年上升。不法分子纷纷用女色甚至不惜花费巨资雇用妓女，直接阿相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性贿赂，要求或迫使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据笔者统计，县处级以上贪官，几乎90％都包“二奶”。其他方面的统计也证实了笔者的统计，如《婚姻法》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日前透露，领导干部腐败中60％以上都与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几乎每个贪官的背后都有一至数个甚至数十个情人，这使得近两年性贿赂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江苏有个“养鳗大王”，在不到4年内竟获得贷款12亿元之多。被他拉下水的干部有1名副厅级、3名县处级、21名乡科级和20多名一般工作人员。据他说，他的法宝是“金弹”和“肉弹”，“色情公关”百发百中。去年广州、珠海、深圳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被查处官员100％包养了“二奶”，甚至有的还包养了“三奶”、“四奶”。南京车管所所长查金贵拥有“金陵十三钗”；江苏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一下子养了20多个情妇。在商场和官场上，“泡妞”已经成为某些人的常用手段，“小蜜”则成为当今一些所谓的“上流社会”人物“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当前性贿赂的手段也花样翻新。有的用“公关小姐”拉拢腐蚀，有的提供包养“二奶”或嫖娼的费用，有的为其介绍情妇，甚至还有三陪女毛遂自荐，自己傍官入党，还当上了党委宣传部的部长。“权色交易”目前已成为和“权钱交易”同类的危害最大的腐蚀剂。胡长清受贿大案中，行贿者甚至将挑选好的卖淫女空运到南昌供其享用。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和最高检察院的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的性贿赂犯罪不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牵涉到国家干部的级别也愈来愈高，由县处级上升到司局级，而后发展到省部级，直至原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根据反贪部门统计，养小蜜、情妇甚至嫖娼，这已是贪官贪污受贿的主要原因和开销之一。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2．3亿元，不仅包养“二奶”，还有“三奶”、“四奶”和“五奶”。“五奶”小青原是被台商“包”起来的，后被邓软磨硬泡夺了过来。邓宝驹从认识小青至事发外逃近800天时间，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近年来因嫖娼狎妓被处理的官员已有数百人。一些党政干部完全丧失做人的尊严，沦为低级动物，竟然成群结队，集体嫖娼。1996年6月，山东青岛市查获的崂山区16名党政干部集体嫖娼案就是典型，此案所涉人员包括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政法委书记、检察长、法院副院长、公安局正副局长、工会副主席、刑警边防大队长、派出所所长、指导员等人。2001年7月12日晚，四川省武胜县6名党员干部在该县城的嘉陵江边，聚众与“三陪”小姐发生淫乱。在戏水时，致使一名“三陪”小姐溺水身亡。江苏省通州市张芝山镇土管所、建管所、城监中队14名职工中的12人，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频频出入营业性歌舞厅，嫖娼宿妓、包养情妇、吃喝玩乐，挥霍公款26万元。最多时，他们一个月去营业性歌舞厅“活动”20多次。据2002年1月22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湖北省天门市财政局局长彭某等人，为了达到升官的目的，向贪财好色的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行贿数千元至数万元，其中有人甚至送上自己的老婆供张书记“享用”。张二江被“双规”后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真是禽兽不如、无耻至极！被判处死刑的广西隆安县原公安局长陆世长是个十足的流氓，不仅索贿受贿，还享用“扫毒”的“战利品”，更令人气愤的是，陆世长先后奸淫妇女9人49次。其实，遭其兽行的妇女远不止这个数字，而且其三分之一的兽行是发生在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下！道德是通过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是与非、好与坏的评价发挥作用的，失去了道德约束，将使腐败分子丧失犯罪感和道德上的耻辱感。道德是通过自律来发挥规范作用的，失去了道德上的自律意识，腐败将一发而不可收拾。道德是各种行为规范的基础，腐败在道德上的合理化，将使腐败逐渐侵蚀其他行为规范，进而成为一种行为模式。腐败的合理化标志着腐败已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它直接混淆了是与非、合法与非法、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说明了腐败的肆无忌惮和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