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加强防盗治匪。直隶省正处灾荒之年，很多地方的流寇也聚众趁火打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鉴于直隶省出现的匪盗，于成龙肯定不是像以前在罗城县那样，亲自带人去缉捕，如今的他已是直隶省的巡抚，作为封疆大吏，只有下达命令的份，况且于成龙年事已高，肯定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四处奔波。对于匪盗问题，于成龙下发了《饬查防守地方檄》，要求迅速查明直隶省真定府与山西省交界处的军事防备情况，一定要严加把守关隘，防止外省流寇到直隶作案。不久，又发布了《严饬协拿盗贼檄》，指出：直隶境内“盗迹诡秘，出没无常，呼朋引类，纠党非一处之人，朝西暮冬，行止无一定之所”。很多地方官员只是署理自己辖区内的案件，但是匪盗一旦逃至辖区外，他们便束手无策。对于这点朝廷也是有明文规定的，地方官员不能私自到辖区以外缉捕，一经发现丢官罢职且不论，还有可能被严惩，这样也形成了一种弊端。于成龙曾经就任罗城知县期间，就到过柳城县缉捕，但是那是迫于无奈，柳城县知县不好好配合，跟于成龙记私仇，嫉贤妒能。所以，于成龙对这一政策弊端是深有体会。于成龙对地方官员的要求是，地方官员要相互配合、同心协力，这样才能有所建树，这样才能将匪盗绳之以法。
七是：严禁奢侈浪费。官员腐败、奢侈浪费，是历朝历代存在的普遍现象，官员们的俸禄有限，尤其是地方小官，他们腐败、奢侈都是离不开钱的，那么这些钱是从哪里来，肯定是从民间收刮的。奢侈浪费，看似小问题，实则是贻害无穷。奢侈行为，在法律上算不上违法行为，他们花的是自个的钱，谁也管不着。最多只是社会风气问题，官员素质问题。
当时，康熙皇帝颁布的《上谕十六条》中，其中第五条就明文规定“尚节俭以惜财用”，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抓。直隶守道董秉忠也是一位干练的清官，鉴于直隶省的实际情况，他也给于成龙提出了一些建议。于成龙见后，非常的满意，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两人在政见上是不谋而合。于成龙随后根据他的建议，还颁布了《严禁奢靡檄》。文中指出：“天地之生财，止有此数。过用则易竭，奢费必不支。且暴殄狼藉，凶札随之，必然之理也。”详细的叙述了直隶省境内的种种腐化浪费的现状，于成龙也针对这些现状，严正指出：“总由为民上者不身先俭朴，以躬导之。彼蚩蚩若辈，何知物之当惜，福之不可尽享也？”意思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员们都率先腐败，百姓、下属焉能洁身自好，只有地方官员们做好表率，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才能事半功倍，有效的教化那些奢侈浪费的人。当时的直隶，每月的初一至十五，官府都要组织乡约，给民间百姓上课、讲学，讲解孔孟之道、圣人之礼。除了孔孟之道外，主题仍然以康熙皇帝的《上谕十六条》为主要思想。最终要见到的效果是：“村里之间，将见古朴可风，物力常余。日积不见多，而岁积则日盈。苟逢水旱灾荒，未必遂致捉襟而露肘也。”于成龙还在自己颁布的条例中道：“本院将以觇诸有司之贤良教化矣。倘或视为具文，因循旧习，有奉行之名而无奉行之实，本院亦何乐有此属员也，定以溺职特疏纠参，决不姑容。”于成龙还真是无微不至，任何细节都不会放过，要杜绝浪费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八是：禁止赌博。赌博，这个问题，看则小，实则大，甚至是贻害无穷。很多富豪人家出了赌徒，最后无疑是倾家荡产；普通百姓家出了赌徒，最后甚至是变卖家产，出卖自己的儿女和发妻。于成龙到任直隶以后，就因为赌博一事，引起命案。于成龙最后是严禁在直隶省境内出现赌博现象，他发布的《严禁赌博谕》中道：“四民之中，各有本业，咸宜安分以保身家。乃有奸猾之徒，希图厚利，开设赌场，贪痴之辈，堕入局中，相聚赌博，昼夜不息。开场之家，独得其利。赢者百无一二，输者比比皆是，以致赀财荡尽，田房准折一空。栖止无所，谋生无策。或情急自尽，或身为乞丐，或自卖旗下，或将妻女子媳卖为奴婢，终身沦落，或为盗贼，致被擒获，身罹重辟……当聚赌之时，还有互相争竞被人殴死者。”待禁止赌博公告发布之日起，一旦发现有人聚众赌博，必将赌博之人与开场、放头并抽头之人及该地方，俱照定例治罪，决不轻贳。”如果有人揭露赌博行为的，将赌资全部奖给举报人；赌徒举报的，不但能获无罪，还能得到重金奖励。
九是：驱逐妓女，严禁嫖妓。天下男人皆好色，当官的又多数是男人，并且为官者有权有势，很多贿赂官员的贼匪们，不是用金钱，就是用美女，这就要看该官吏的嗜好了。官员们嫖娼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早已司空见惯。虽说这好色是男人的本性，但是，好色跟嫖娼毕竟是两码事，这嫖娼的官员，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清朝政府是明令禁止官员们嫖娼的，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赦。除了不能嫖娼外，还是可以到戏馆看戏的，于是就让很多满怀淫邪念头的官员钻了空子。女戏班是不能到京城演出的，只能是局限于州县，很多地方上的官员们为了达到自己淫乱的目的，就借着听戏为名，将戏班的戏子们全部弄到自己的私家宅院演出，在私家宅院演出的戏子们，就难免会受到这些淫官的摸摸掐掐。于成龙也针对官员嫖娼一事，在直隶展开了调查。后来得知，广平府一带地区，官员淫乱女戏子现象泛滥。主要集中在鸡泽县的柳下村，永年县的南胡、贾西岩村。广平府的同知，为了借看戏之名嫖娼，夜宿守备家中；例监张文炳、张文煜兄弟在家里嫖戏旦四娃；广平府门役齐佩兰为了包夜嫖李六，竟设局骗取各县银钱；管理县衙户口赋税的差役张文玉、王立业竟偷盗库银，嫖妓王菊花。于成龙虽然查出这些案犯，但是并不震惊，因为这是很多官员的恶习，也都见怪不怪了。但是，于成龙确十分的震怒，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所治理的直隶省会有这样淫乱的官员，于成龙很优秀，优秀的人往往都是比较完美主义的，他不允许在他所治理的辖区内发生这样肮脏的事情，他感到很自责。于成龙随即便发布了《驱逐流娼檄》，并严惩了那些被他揪出来的案犯，下令将该地区的流动娼妓们全部驱赶出境，并严格要求下属官员，如再发生类似事件，必将被革职查办，后果可能会比在发布檄文之前，要更加严重。
十是：鼓励百姓植树凿井。于成龙所在的直隶省属于我国的北方地区，虽说是京城所在，但是，河北、山东那样的华北地区向来自然条件就相当恶劣，尤其是北京地区，又名燕京之地，明清时期不比现在以科学法则进行治理，当年的北京城，人类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北方沙尘暴时有爆发，时不时的扰民，百姓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于是，于成龙就苦思对策，进行大量植树，而适合在北方地区生长的树，又只有白杨树种最好。大量种植白杨树，不仅能净化空气，还能抵御沙尘暴。另外北方旱灾，常年干旱，于成龙又开始鼓励百姓凿井取水。于成龙认为，植树凿井是“培天地自然之利，裕吾民衣食之源”的惠民工程。然而，很多百姓由于知识、文化的有限，目光短浅，将于成龙的这项惠民工程当做是无稽之谈。
于成龙于康熙十九年（1680）七月下令，要求地方官员传达并督促这项惠民工程的实施与进展。于成龙要求官员们带头作业，只要“力行久之，自收成效，使小民安于利而不知”。于成龙植树凿井的命令下达到下面各地方以后，各地官员玩忽职守，并没有认真的执行这项工程，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说当地的风土、气候不宜种植树苗；有的官员则说当地缺乏地下水，盲目的凿井，只能是劳民伤财；有的官员更是目无上官，对于成龙的命令装聋作哑、置之不理。这次惠民工程，只有安肃县的知县认真的执行了这一命令，并且这位知县，不循于章法，不死记命令，勇于创新，他根据安肃县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将这项惠民工程很好的进行完毕。并且这位安肃县知县将于成龙的这项民生工程编成民谣，散播到千家万户，让百姓从歌声中找到乐趣，体会这一工程的惠民之处。后来，安肃县的四十八个村庄，共凿井两千五百二十余口，由于该县地理位置不宜种植其他树苗，安肃县令就遵照于成龙的指示，在安肃县大量种植白杨树和柳树，待柳树枝繁叶茂的时候，人们便以柳树枝条为料，编织出各种精美的工艺品拿到市场上贩卖，这一民生工程也为安肃县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安肃县知县的事迹传到了于成龙耳中，于成龙对他是刮目相看，而且大肆宣传了这位知县的功绩，并再一次下发了《再饬植树浚井檄》，于成龙对安肃县知县编写民谣一事，是深感赞同，认为这样的民谣不仅能让百姓枯燥的生活得到乐趣，也能从歌词中体会到这项惠民工程的福泽。
于成龙将安肃知县的民谣全部散播到直隶省各地，让各地官员也争相效仿，以安肃县令为榜样，并教育各州县“若谓方物不类，地土异宜，即有不宜于桑，无有不宜于麻者。且如榆柳之类，乃最易生之物，又不择地而可期长茂者。至泉源与土脉流通，无地无水。即或原隰高下不同，一邑之中，间有石碛流沙，亦自无多，其土深壤沃之处，无不可为井。此二事，劳仅一时，坐享长久之利，民何惮而不为，官亦何惮而不劝也？”
大概意思是说，就依地方官员所奏，当地气候不宜种植桑麻这样的农作物，但是总有能生长的植物，比如柳树和白杨这类的树种生命力就很强，他们甚至可以在沙漠里生长。
于成龙最初的命令是种植桑麻，但后来发现北方不比南方，便临时改变主意，改种植白杨，在于成龙还没有下令种植白杨之前，很多官员就开始种植白杨树，倒会随机应变。一县有多大，一处不出水，并不代表着处处不出水，官员以该地区缺水为由，拒绝凿井实属借口。于成龙的命令，想必地方官员都曲解了，他说种植桑麻，地方官员就遵令执行，只种植桑麻，死板、迂腐，不懂得随机应变，官员们不够灵活，这倒让于成龙很恼火。于成龙的意思是让各地官员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等实际情况，发展种植和水利工程，并不只是局限于桑麻，可以是其它任何可以在当地生存的树种。于成龙此令，重在发展和壮大民生工程。
于成龙自从到直隶上任以来，直隶逐渐改头换面，慢慢地淘汰了一系列的陈规陋习，直隶开始推行新政，这在直隶官场引起了广泛轰动。直隶省各地方道台、知府，根据于成龙的命令，调查下属各州县官员的违纪行为，并向于成龙上报，于成龙再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核实，选出一部分特别罪大恶极的官吏进行弹劾，要求朝廷对其革职查办。
当时的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人才匮乏，于成龙这有这样做，杀一儆百，以惩治罪孽深重的官员来震慑那些尚想为恶又尚未为恶的官吏。只是希望他们这些人能够痛改前非、洗心革面好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再说官场腐败现象历朝历代都是有的，不可能完全将他们一一擒获严办。
直隶省的县令一级的官员虽然有上级知府、道台来举报、弹劾，但是知府和道台这些官员们可不是知县能扳倒的了，必须要于成龙亲自出面，难道说这些知府跟道台就很光彩很干净嘛，那倒未必，这中间有很多人与下级官员知县勾结，甚至草菅人命、迫害百姓的官员不计其数。所以，于成龙在办理这些知县的时候，他们难免会狗咬狗，将与自己勾结来往的上级官员一一供出，然而上级官员们当然是死不认罪，向于成龙说明是知县挟私报复，纯属诬告。于是上演了一幕幕的小官供大官，大官审小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概也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案子根本就很难再进行下去。眼下就有这么一例，永清县知县万一鼒被道台沈志礼弹劾、举报以后，万知县怀恨在心，便暗自搜集沈道台贪赃枉法的证据，然后向巡抚于成龙举报。于成龙接到举报后，便命令守巡两道道台依法调查沈志礼一案。这件事情，过了没多久，献县知县乔国栋又直接避开顶头上司，越级将控告河间知府和同知的举报信送至巡抚衙门。信中称，巡抚衙门严禁收取火耗和官员送礼，然而，就是因为中秋节的时候，该县知县没有钱给河间知府送礼，他便怀恨在心、挟私报复，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他。
除此之外，献县知县乔国栋还举报了河间知府康熙十六、十七年两年所犯下的几宗特大犯罪案件。于成龙震怒，便又下令守巡两道官员去调查。于成龙对此事，也感到很是为难，他想了上级官员弹劾下级，下级官员再越级上告上司，这样一来难免会官官相护，上司也不敢轻易举报下级了，工作起来难免会有所忌惮，投鼠忌器。
于成龙认为，县令越级上告，不再是小事，而关乎到伦理纲常，歪风不可长，上下级关系一定是明确的。于成龙随即向朝廷上了《请禁讦告以正名义疏》，讨论官吏体统问题，要求朝廷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于成龙认为道台和知府犯法，只能是巡抚可以制裁，州县官员一定不能犯上，藐视上官。在这封奏章中，于成龙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作为巡抚不查处道台、知府等官吏的违法行为，该要如何惩治巡抚；另外一个是下级越级上告顶头上司又当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