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是党和人民的强烈呼唤。这部著作以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起点，至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为结束，全面记载了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率领下，依靠实践，大胆探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书写历史新篇章的整个过程。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最好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恩格斯讲，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犹如两把锐利的解剖刀，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特殊规律，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及其依次更替，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而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判断社会历史进步的最高标准。两大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伟大革命，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本义，它所追求的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而无产阶级只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才能解放全人类。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必须使社会生产力有极大的发展，物质产品有极大的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有极大的提高，真正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阶级冲突和对抗普遍存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严酷的统治，资产阶级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这个专政来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在那个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能不从一般地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转而重点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问题。因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著作中，给科学社会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而所谓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在当时就是指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革命，只有在西欧比较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成功。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什么样子，马、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及其主要矛盾出发，作了天才的预测，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这个预测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前提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解放始终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他们不可能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在他们逝世后一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实现无产阶级第一步解放的任务，始终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现实任务，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就一直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看法，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不全面。这种认识，曾影响了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期，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左”的错误，都与这种不全面的认识有关。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统治，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是第一个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同时在西欧几个国家胜利的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在一国也可以取得胜利。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当时的现实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不甘心失败，勾结国外帝国主义进行疯狂反扑，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仍然陷于阶级斗争的困扰之中，而建设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成了一种遥远的事情。所以，列宁当时思考的焦点问题，仍然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后来随着俄国国内战争的结束，14国武装干涉的被粉碎，国际环境有所好转，列宁思考问题的重点开始发生了变化，经济问题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的份量明显加大。他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又说：“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甚至作出了“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主要的东西”这样一个新论断，提出要改进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1921年，列宁针对当时俄国的实际，果断地提出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俄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然而，列宁当时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根本国策，只是当作“暂时的退却”来看待，加之他逝世过早，他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也随之中断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有他的功劳，但把阶级斗争无限地夸大了，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他放弃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搞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后来逐步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他还把列宁主义的精髓概括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是很片面的。这种概括曾经被第三国际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奉为最高原则，造成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始终表现出不唯书、不唯上，不守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领导我们党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毕竟是民主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还不可能涉及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国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开始了工业化建设。这说明我们党对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在这一段时期内是重视的。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许多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多次讲到斯大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原因是他的认识落后于苏联变化了的实际，没有看到苏联的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国内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社会已由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已经到了由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了。1956年4月，他还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在总结我国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并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同年8月，他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有个“七点意见”的发言，第七点就是“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同年12月4日他给黄炎培的信中再次肯定：“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一直到1957年3月19日，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还说：“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可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某些急剧变化和国内发生了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使我们党也犯了夸大阶级斗争的“左”的错误，使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还没有真正贯彻就夭折了。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就陷入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困扰之中。60年代前期在所谓反修斗争中形成的“九评”，仍然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马列主义的核心。“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向极端，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荒谬地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期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是失误多于成功，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因而使我们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一次大好机遇，也丧失了探索、形成新的建设理论的一次大好机遇。
通过以上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在各自的时代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没有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自然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学习邓小平的著作，特别是通读第三卷，我们深切地感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经常思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从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出发，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突出的、根本性的问题来考虑。1984年6月他在同日本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5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987年10月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他再次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质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当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焦点来思索的。这说明他把握时代脉搏和契机，立足国情、着眼大局，既继承前人，又敢于突破陈规，通过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在看法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并由此展开，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