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理论大厦的结构是什么呢？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个理论大厦的精髓。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从“左”的或传统的僵化观念中摆脱出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而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因为客观实际总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地、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因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得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最欣赏两个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毛泽东，认为他们都具有创造性。他喜欢听“新话”，讲“新话”。正是由于坚持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才从“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回到了实践标准；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中解放出来，学会了“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从坐而论道和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懂得了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对不对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从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懂得了只有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并在创新路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了，就赶快改正，使我们的主观认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所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贯穿这一理论全部的精髓。其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这一理论大厦的核心（或基石）。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任务、优越性、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等方面，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核心问题。
依据这个理论大厦的精髓和核心，邓小平同志多层次、多方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确切地说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他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出发，特别是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破除了追求“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定性问题和国情问题，因而也就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这个首要问题，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根据。第二，他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国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扭曲和误解，正确地回答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中国怎样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又制定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分阶段、有步骤地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第三，他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角度，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突破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只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看不到还要解放生产力的传统观念，正确地回答了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唯一出路。“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破除了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如同毛泽东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样，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通向胜利的大桥。第四，他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性这个角度，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体现社会主义特点和本质的一个东西。第五，他还从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政治保证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出发，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建设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六，他又从发展生产力，中国离不开世界，因而需要有外部条件这个角度出发，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界定，一以贯之的都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方向所体现的那些基本原则，如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等，历来都是十分重视并经常强调的。而这些原则都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从指导原则和主题，到根本任务、战略步骤、战略重点、战略目标、战略布局、对外关系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进行了总体设计，规划了宏伟的蓝图，从而顺理成章地回答了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重大课题。联系我们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再联系苏联、东欧的剧变，可以说这一课题能否得到回答，的确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共产党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垮台，归根到底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国所以稳如泰山，就是因为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挽救了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光辉的里程碑。
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
在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上，有过两次理论飞跃，两次社会腾飞。第一次伟大革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35年的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最伟大的革命。然而，中国的革命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3月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受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的这个预言是很正确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又开始走上了新的伟大革命的征程，这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次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必要准备，并为第二次革命奠定了基础；第二次革命则是第一次革命的必然趋势，是整个中国革命这幕长剧的高潮。两次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两次革命的内容、性质、对象又是不相同的。第二次革命在于要从根本上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对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也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而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种“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