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后，有过一段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新中国刚成立，全国经济濒临崩溃，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一段时间以后，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624亿元，年增长率为6.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长到1978年的379元，年增长率为4.6％。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从1952年的445元增长到1978年的615元，年增长率为1.3％。农民年平均购买力从1952年的27.9元增长到1978年的63.5元，年增长率为3.2％。
单从数据上看，这段时间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30多年中经济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黑格尔有句话，“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实行计划经济的30年里，我们透过那些满是悲哀与不幸的真实，能够轻易发现以票证为印记的喜剧效应。
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个寒风阵阵的冬天午后，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小路上。他沿着小路左顾右盼，手里的皮包鼓鼓囊囊，最后停在一个摆满各式各样票证的小地摊前面，他嗫嚅着问：“收不收粮票？”老板见状起身，“收，收！”中年人打开皮包，里面是一摞摞花花绿绿的票证，他缓缓翻动皮包夹层，“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改革开放，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1985年，情况发生变化，北京的粮食部门工作人员不再走街串巷发放粮票，取而代之的是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人们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划掉。国营粮店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议价粮，与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不一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最初，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价格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议价粮的出现是由于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这一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本身的作用也在改变。人们半公开地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用粮票交易商品。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按照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全国粮票。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出差人员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发放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由于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黑市非常火热。当时的北京，1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1986年开始，来自南方的小商人开始在北京的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发展，交易越来越公开化，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购物品成了公开的秘密。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发通知严厉打击。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打击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然而，国家的禁令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多彩的生活。市场经济进一步推行，作为计划经济标志的粮票开始阻碍历史的进程，政府终于觉得时机成熟，将取消粮票提上了议事日程。
拉开变革序幕的还是在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意味着旧事物瓦解所遭遇的阻力要小些。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票证。消息很快传出，部分深圳市民忧心忡忡，“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为此，深圳市领导下令粮食部门做好粮食储备工作，敞开供应，如发现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
市场最终战胜了长久以来的人为恐慌。价格杠杆和供求平衡机制的力量，令深圳的粮食市场在取消粮票后显得风平浪静，而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间琳琅满目，轻飘飘的菜篮子一下变得沉甸甸。
深圳再一次影响了全国。
全国改革开放势如破竹，再加之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纷纷效仿深圳，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法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私有经济在时隔多年后重新被写入中国的商业历史。与此同时，诞生于1953年，曾经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票证——粮票、米票、油票、购物证在1993年终于淡出视野，永远留在了人们关于那些计划岁月的复杂记忆中。当它们重新现身时，这一叠叠一捆捆纸片已经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
历史沧桑，总是令人欷歔喟叹。
新“票证”时代
票证终结，标志着中国的物质财富已经足够解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变化。当各类生活票证完成了使命后，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让“卡片”登上了历史舞台。
各大高校、居民小区、街道旁，工作人员支起一张桌子，摆满各式小礼品和一沓申请表，颇似当年粮店凭票供应粮食的场景。场景主角的只有一个——信用卡。但凡城市居民的钱包里，或多或少总有几张塑料卡片，卡片的内容也与多年前的票证颇为神似：借记卡、信用卡、会员卡、贵宾卡、打折卡不一而足。
这些卡片，为人们读懂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五花八门的卡片背后是几十年风云巨变的影子。
票证时代终结，卡片时代开始，历史以这样细微变化的方式完成了前后承接。
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中，票证是保障经济体制运行的最佳选择，票证的功能将在很久以后重新被人进行更为准确的评判。活在当下的人无法苛求历史，而历史的选择也不会因为人的一厢情愿而更改。
有人在回忆票证时代的时候说：“票证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不能以好与坏做简单判断。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是利大于弊，只有把农村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才能通过‘剪刀差’来完成工业所需要的积累，这对发展工业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不宜过分强调票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放在更长远的历史下看，通过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提供给工业原料、帮助工业发展以及积累，其意义需要重新评估。”①
需要重新评估的不只是票证，不只是体制，而是整个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
历史和时代始终在稳步前行。也许，今天充满了泡沫和调控的社会场景已经回答了史学家的那个问题。30年的变换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算什么，一切都是历史的选择，不同之处在于“老票证”时代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新票证”时代，则是历史的自我选择。
1954乐氏家族：大清药王的历史蜕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国军队创造奇迹的能力让不可一世的西方人陷入集体沉默，而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开始将新生的中国看做可以亲近的朋友，这个朋友在战场上的无畏和魄力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新中国外交在接下来的1954年，取得了重要突破。
4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新局面的打开，似乎为国内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对一批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牌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面对这种始料未及的转折，老字号们内心充满矛盾。
老字号有老字号的忧虑，但世界却诞生了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新力量。
5月，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诞生，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向信息时代迈进，新科技革命在美国深入展开。人们打开了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的那个由电子讯号架构起来的迅捷世界的门。
世界在迅猛地向前迈进，中国也加快了国家建设和行业改造的步伐。本年度，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深入展开。
地点：北京老字号，药店同仁堂。
时间：大清光绪年间。
人物：同仁堂老东家、第八代掌门乐阔海，乐阔海长孙乐宏达。
事件：乐家老宅飞来横祸，一场大火突然而起，烧掉了存放贵重药材的细料库，还伤了乐阔海。幸而其长孙乐宏达赶到，救下同仁堂老匾，免于一炬。
这是电视剧《大清药王》的剧情，讲述的是乐氏家族乐宏达救匾的事情。这位同仁堂药店史上著名的掌门人之一多次挽救同仁堂，保护了200多年的老字号，并将它发展壮大。事实上，“大清药王”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号，它更像是乐氏家族中对同仁堂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群像。乐氏家族的后代为同仁堂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很多贡献。直到乐松生时代，又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进行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这一历史品牌在新的社会得到新的发展。
同仁堂之路
1954年，北京实行公私合营，一大批老字号面临选择。已经过去的数十年到几百年的记忆中，它们见证了时代变迁，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尚无人知晓。这其中，北京同仁堂首当其冲，作为和清廷关系最密切的老字号，它的未来具有象征意义。
清朝时，同仁堂被钦定为向宫廷供奉御药的专用药堂。和宫廷非比寻常的关系，看似气势磅礴，实则如履薄冰。这段经历熔铸成后来的同仁堂堂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每一个家族的勃兴都会有几名重要的人物来推动，创立同仁堂的乐氏家族也不例外。
乐氏家族在明朝从宁波迁往北京。进入皇城的第一代乐家人名叫乐良才。其时，他还只是一位行走江湖的郎中，而同仁堂的数百年血脉却由他开始。
第二位对于同仁堂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是同仁堂第四代传人乐显扬。
清朝初年，他当上太医院的吏目。在太医院接触到的大批珍贵医学古籍和宫廷配方，再加上几代行医积累的医术，让他成长为一名学问和医术齐头并进的高超医师。在宫廷供职的同时，他自己开设的药铺也有了奠定百年基业的标准：选用最好的药材，加工时必须一丝不苟，用出色的服务换取受众的品牌信赖。药铺起初命名为“同仁堂药室”，国宝同仁堂从此踏入历史舞台。
乐显扬有4个儿子。老大和老四读书入仕，老二和老三从事祖传家业。其中，三儿子接手的正是“同仁堂药室”。1702年，这位名叫乐凤鸣的传人将药室迁至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并改名为“同仁堂药铺”。
乐凤鸣对于同仁堂的意义在于他编撰的药典。历经5年时间，他搜罗天下配方，经过深加工最终汇编成书，起名《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该书收录各类配方362种，为同仁堂制药建立起一整套严格选料、精心配制的工艺体系。药典面世后同仁堂声名大噪。然而，早期同仁堂的创业道路充满波折。作为家族企业——姑且称之为企业，家业的传承讲究宗亲血脉，如果家族人丁不旺，势必旁落他姓。就因为这个原因，同仁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外姓人把持。直到1843年，第4位对同仁堂老字号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粉墨登场，他就是第十代传人乐平泉。这一年，他通过高超的手段成功地将同仁堂收回自营，保证了“企业”原汁原味的纯正乐氏血统。
从夺回同仁堂这件事可以看出，乐平泉善于经营，这也是他对于同仁堂最重要的贡献。收回同仁堂后，他首先施展手腕与宫廷及官府搞好关系，上至皇亲国戚、内阁军机、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各衙门及普通差人，广交朋友，扩展业务。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开展宣传活动。全国举子赴京会试时，他派人到各会馆向全国举子免费送去时令药品，通过应试举子将同仁堂的名声传向全国各地。他吸取了过去店里着火的教训，出资购买德国水车和消防器材，办起“同仁堂普善水会”，制作了水会大旗和制服，哪里有火灾就到那里去扑救，到处都能看到同仁堂救火队的身影。
这应该是同仁堂最早的广告营销活动，也是中国商业史上为数不多的大胆创意。我们不得不感慨，新商业手段的产生从来不是稀罕事，只是每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
在工业革命以前，一个品牌的诞生就是一部囊括了时代印记的家谱。同仁堂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家族传承中不断延续下来，历尽波澜，一路坎坷。
乐松生是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他生于1908年，死于1968年。北京解放时他41岁，是承接同仁堂从旧时代到新社会的关键人物。
中学毕业以后，乐松生来到大伯乐达仁在天津的达仁堂药铺，做了一名学徒，在此期间对医药知识及经营管理融会贯通。其父乐达义则代表四房，管理北京同仁堂。1941年，父亲和大伯先后去世，此时33岁的乐松生，接过了北京同仁堂，并兼管天津达仁堂。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乐松生开办了中药提炼厂，还聘请北京大学药学系的专家，共同成立了国药改进研究室，此后研发出诸如银翘解毒丸、黄连上清丸等产品，大获成功。10年光景，同仁堂全年总产值达1200多万元。此时的同仁堂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医药企业。
政治上，乐松生也收获颇丰。他历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天津商业联合公司总务部长等职务，先后被选为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北京市副市长。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的时候，同仁堂职工希望提高福利待遇，劳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乐松生从天津回北京参加谈判。他的开明态度赢得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职工待遇得到合理改善。乐松生从谈判中察觉到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企业家的绝对对立面，而要将他们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工人待遇提高后生产积极性更高，为同仁堂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大家选举他担任同仁堂经理，掌握了实权。
乐松生入主同仁堂，为此后同仁堂的公私合营，走上全新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公私合营推行之际，北京工商界人士心情极其复杂。有人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就都跑了。”还有的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作为北京老字号风向标，乐家非常矛盾：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失去所有权、经营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坦然接受谈何容易？反复权衡，乐松生最终如释重负：这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而且合营后，自己任经理，并非一无所有。
1954年，同仁堂在北京带头公私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