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异常缺乏。出于意识形态的稳定考虑，政府并不鼓励私营经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一大批急切希望改变生活现状的人铤而走险，用一度盛行又饱受打击的“投机倒把”方式赚取差价，成了那个时代的第一批受益者。而在1953年，“票证制度”是解决物资供应紧张唯一可行的办法。
所以，陈云提出“票证”的想法的确是迫不得已，却又势在必行。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
10月16日，中共中央相继通过《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国家开始对社会资料和产品采取有计划生产，而对商品采取计划供应，对单位、个人进行计划分配。
在中国历史上，遇到灾荒年代，国家无法通过统一调配粮食缓解危机。有时连首都的粮食都难以保障，从而直接引发政权危机。新中国建立初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粮食需求急剧增加，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时期。通过统购统销，由国家直接控制农产品资源，提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并促进了新生国家政权的稳固。
由于计划供应先从粮食、油料开始，最早实行的就是粮票、食用油票等票证。到后来，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乡镇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一时间，票证种类繁多，相继涵盖了各个行业。
那个年代，粮票给人的记忆最深刻，甚至居民迁徙也必须考虑它。在当年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如果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就没法吃饭。同样，如果没有粮票，有钱也无济于事，因为钱不能直接购买物资，只有粮票才能买到粮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物质极端匮乏，大多数人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往往未到月底，家里的粮缸就见底了，类似于今天城市里的“月光族”。
而那时的粮店比今天的影院首映式还要热闹，每月有固定的几天，上级单位会把粮票发到粮店内，粮店再配发给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那时的小孩子不是被父母打发去打酱油，而是被派去排队。快排到时，大人们拎着米袋奔来。他们一丝不苟地盯着秤杆，真的是“斤斤计较”。
与“消费者”的急切相对应，粮店职工的繁忙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银行工作人员。居民买粮时，他们首先要求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等“验明正身”收回粮票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满一整张报纸，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以防重复使用。很多地方，下发各区县的粮票由专业运票车运输，警察随车押运。回收的粮票有人专门负责清查，每过一段时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等到所有粮票变成纸浆方才放心离去。
直到20世纪80年代，粮票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除了粮票，还有各种各样的票证。按照各种票证的大致用途，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跨栏背心、裤子、鞋，到肥皂、洗衣粉、火柴，全部凭票供应。一些相对贵重的商品，如电器、自行车等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在商品稀缺情况下保障着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稳定了整个市场和社会，但票证毕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人们的生活因为票证带来了种种不便。在这种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收回生活用品的所有权、使用权与分配权，迫使当时的商业阶层切断了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最终促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票证是我们国家发展行进中的必然选择。20多年后，当改革大潮山呼海啸而来的时候，潮水淹没了种类繁多的票证，同样淹没了刻骨铭心的计划经济体制。
章乃器：首任粮食部长
中国历史从主体上而言属于人民群众，但成为史学家记述历史关键线索的往往是诸多政治人物。因此，我们在回忆1953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票证时，不得不越过票证去回忆它们背后的人物。这些需要我们回忆的人当中，国家首任粮食部长章乃器首当其冲。
20世纪30年代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时，创立了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而他后来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因此被捕入狱，成了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章乃器的救国热情并非空有其表。他不只是崇尚理想的革命理论家，更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实业上有所建树，在经济理论上亦有过人之处。
1918年，21岁的章乃器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当实习生。3年后，受五四运动影响，他走上追求民主与科学之路。1927年自办《新评论》，与陈公博的《革命评论》、王昆仑的《再造》等风头正劲的时评杂志并列，锐不可当。
创办杂志是章乃器人格健全的标志，在经济理论这种更实在的社会运行原理方面，他也有了新的突破。1932年3月，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的章乃器，受累于洋人对资信调查行业的全面霸占，与同道银行人士办起中国人自己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这种针对银行客户的专业信用调查机构在旧上海的金融领域举足轻重。凭借过人能力，章乃器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将中国征信所的业务扩大了3倍。随着业务的迅速发展，外商资信调查机构不得不退出上海的征信行业。
实战方面有了经验，章乃器不忘著书立说，昭示世人，陆续发表了《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合著），对西方古典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适用性、中国货币制度、资本市场与金融领域的管理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集章乃器所学之大成的经济学著作《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甫一面世，就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经济的首选书籍。
抗战爆发后，章乃器临危受命，在李宗仁的邀请下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他雷厉风行，手段强硬，连李宗仁都称“整顿税收，颇见成效”。此后，李宗仁调离，章乃器随之离去，与上海银行的关键人物陈光甫合资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建立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实业，财源广进。
章乃器办实业富了自己，但这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和当时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民族资本家一样，章乃器也非常关注民族工业。他说：“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如果民族工业倒了，则代之而起的将是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利用政治权力与民争利的官僚资本，以及投机取巧的发国难财者……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到的压力。”
抗战胜利，接着是国共内战，这场战争逐渐让章乃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1948年，章乃器在香港发表《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书信中，章乃器对于新中国发展和保护工商业的前景表示乐观，“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保障人权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继续执行。为着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辅助其发展……只有那些利用特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资本，才会被没收。”
可见，章乃器对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走向异常清醒。但他没料到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意识形态的冷战最终导致了那场不堪回首的浩劫，商业和经济未能正常发展。但在最初的几年里，章乃器兢兢业业，继续发挥他解决国家民生、经济问题的过人才华。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存在10到15年。事实上，中国后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并非如以前的预想，而是大大提前。随之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其中，粮食形势十分严峻。
还有什么矛盾比饿肚子更尖锐？国家很快成立了粮食部，经周恩来总理提名，1952年，章乃器成为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长。在部长任上，他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度。据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章乃器在1957年》一文中的记述：“20世纪初到中叶的中国粮政史上，只有20世纪50年代有利润盈余。”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章乃器曾经被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有相当特殊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章乃器在文章中曾经写道，“中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左’倾的革命”。20世纪40年代他又说：“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章乃器在许多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都有着惊人的共识。
这种共识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了分歧。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召集民主党派人士座谈，并要求各民主人士要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章乃器作为党外人士中的首任粮食部部长，又是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常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觉得当然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是对现实情况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章乃器在政治上的耿直和善意，为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的文章，后来成为他遭受批判最重要的证据。这篇文章中，几乎通篇都是敏感而直白的语句：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
在“左”的思想泛滥成灾的岁月里，这样一篇文章毫无疑问会给作者带来杀身之祸。章乃器最终被戴上了全国“大右派头子”的帽子，作为“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被推上了“审判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审判”变本加厉。一群红卫兵闯入章乃器家中抄走、烧毁、打碎了大量的书画、文稿和古董。事后，他们押着章乃器去“斗争大会”，红卫兵们质问章乃器：可知道你激起的“民愤”？章乃器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我章乃器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全没有我的份，可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不参与，‘民愤’两字从哪里说起?”
再有力的辩驳也柱然，狂热早已将所有合理的东西淹没。即便如此，章乃器仍旧像一个传统社会中的士人一般忧国忧民。他对妻子说：“如有一天允许我讲话，我要提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其心拳拳，可见一斑。随后的磨难中，章乃器脆弱而劳碌的生命渐渐油尽灯枯。
1977年5月14日的《光明日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章乃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
在曙光将现之际，这位革命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却郁郁而终，他参与设立的粮票制度甚至远远长于他在新中国的生命旅程，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玩笑。
特殊年代的商业记忆
中国的票证历史是一部国家非正常商业史，是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异化发展史。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票证多于中国，以前如此，以后亦如此。这些看似粗陋的小小纸张，将那段计划经济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中国商业记忆的深处。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内地的每一个城镇居民，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这是自两年前票证初次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统一全国商业市场的一份文件。自此，中国的票证时代全面开启。
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逢年过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此外，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部粮票。公职人员到异地出差，先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
粮票记忆的背后，是供不应求的供需矛盾。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由国家统一规划市场的局面：大小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目不暇接的票证对应的是奇缺的商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犹如拴在各种商品身上的锁链，紧紧地固定着脆弱的市场，同时也束缚住时代的脚步。票证出现以后，一家之主不仅要计算每月工资怎么分配才可以养活全家人，还要精打细算如何使用一个月定量供应的粮票和其他票证。米面和猪肉需要凭票购买，这才有了那句“等米下锅”的话：只等票一到手，迫不及待就去买米，迟一步就要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
可以想象，商店门前，“消费者”一手持商品供应证，一手持票，神情严肃，内心紧张，腹中饥饿，两眼充满渴求的光芒，那是一种怎样的场景。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商业记忆——辛酸而坚强的记忆。
从计划到市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这两个节点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意义。
在这30年间，中国充满了变化，国家方向几度更改，唯一没有更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个典型的辩证命题令今天的史学家们更容易陷入一种集体沉思：从计划到市场的改变，为何需要漫长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