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中国学者去日本访问，受邀前往当地有名的餐厅用餐。这家餐厅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距今200多年的历史。这位学者很好奇，和朋友的攀谈中了解到一些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家店从诞生以来从没有主动去打过广告，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电话。来这里的客人往往也是一脉相承——客人的父辈是店家父辈的客人，读起来很拗口，就是类似“世袭制”的消费传统，颇有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此以往、代代相传”的意味。就是这种从未更改的模式，却对一代又一代的顾客有着深深的诱惑力。
中国学者感到很奇怪，他问店家：“为何不像麦当劳那样搞成一个连锁店？”店家的回答很有日本特色，“我不追求规模，我只希望把我的餐厅做成全日本最好吃的料理店。”很简单的逻辑，却让中国学者感慨良多。
日本的百年老店型企业都是家族传承，不追求多元，只向纵深挖掘，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做到最精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丰田、本田、三菱这些国际巨头，最能代表家族企业精髓的竟然是遍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这样一间间不起眼的小店。
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有他们的共性——专业化道路，以及支撑这条道路的简单梦想。这不仅仅是一种商业选择，更是一种从业哲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老字号企业随着商业竞争的日益加剧，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困局。“中华老字号”大批衰落的原因通常被归咎于“经营不善”、“机制老旧”、“产品创新不够”等等，通过与日本家族企业的对比，我们能发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梦想的失落。
历史包袱重，坚守实属不易；品牌束缚多，创新自然艰难。同仁堂、全聚德等一批老字号企业之所以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当然跟与时俱进的创新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皈依了企业创始以来的核心价值。
这就上升到了一个亘古长存的哲学命题——梦想与基业。
那位中国学者在跟日本企业家交流的过程中得到的最多感观就是：精细化、专业化，做餐厅的就想着料理，做旅店的就想着服务。日本商业社会所传承的专一态度始终未变，成为实现商业梦想的一脉相承的永恒价值。
中国人也讲究代代相传，不过和日本的家族传承有很大的区别。
专门研究日本家族文化的学者就指出：“中日文化同源，但是日本人更注重以家业为中心、以家名为象征的家族经济共同体。所以，日本的家更重要的是家业的延续……如丰田汽车，已经不由丰田家族控制，但是丰田的家名仍然存在，这对丰田家族的后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在这种家族文化观念的支配下，日本家族企业的业主以及家族成员不仅能够接受外人，重用外人，而且对将企业交给外人的做法也能够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家族企业名分上是创业者家族的，实质上已经是社会的了。”
日本跟中国相比是弹丸小国，国与家的概念容易融合到一起。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理念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思想正是源于中国。当商业大潮凶猛拍击那些已经摇摇欲坠的老字号之际，我们的传统文化去了哪里？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 “忠”、“信”去了哪里？梦想又去了哪里？
中国人守旧，但中国人善变，因为中国的环境在不断改变。
张维迎说：“为什么（老字号）基业长青如此之难？第一，市场环境在不断的变化。第二，技术变化太快了。第三，新的竞争对手不断出现，不断地摧毁原先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第四，企业本身在不断的老化。”
这当然没错，然而变是一个方面，不变是另一个方面。变的是器物，不变的是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想显然更持久，这才是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秘密。
1955王光英：第一位“红色资本家”
1955年，新中国延续着上一年的外交风潮，继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4月17日，由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出席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19日，周恩来先后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和补充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24日，在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努力下，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提出尊重基本人权、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等10项原则。外交上的适当策略，为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金融方面，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套人民币(面额最大为5万元)折合比率为1∶10000。
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的命令。
一切都欣欣向荣，久经战火的新中国迎来了难得的一年平稳。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接近尾声，资本主义工商业拉开大规模改造的序幕。
王光英是有名的“红色资本家”。但和荣毅仁有所不同，他的身世背景包含了太多的红色因素——整个家族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渊源颇深。从成为资本家之初，“红”已然成为了他的底色。
家族背景的革命底色
五四运动，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与知识分子走到前台。
这一年，王光英诞生于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回忆祖宅时，他这样写道：“高门楼、高台阶、高门槛，大门口有对石狮子，门上有黄铜门钉。雕花影壁内，红柱绿檐的回廊，庭园深深，花香阵阵，栽满芍药和紫藤，园中有两株高大的白海棠树，春季开花，含蕾时是浅粉的，开花后满园一片洁白。”
看得出来，王光英是一位充满故土情怀的人，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理性的一面，这其实是他的家族传统。王光英的父亲王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商科。留学期间，他是一个边上大学边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当英文教员、勤工俭学的穷学生。
王槐青留学日本时，清政府内忧外患，大国的命脉眼看着就要断送。此时，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志在推翻清廷。而清政府内部，已出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从西方国家引进大工业生产技术、设备和企业体制，培养相应的人才，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批人是晚清觉醒的官僚资本的代表，他们意识到任何社会的真正进步，总是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这也便是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向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近代社会演变的序幕。
洋务派只学习了西方工业的皮毛，且不彻底。坚决革命的孙中山最终推翻了清政府，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后来派系纷争，无人能统一大局。1918年，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北洋政府中，王槐青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农商总长。由于他是日本留学生，后主管中国经济，因而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以公使名义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①
这位北洋政府的重要官员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探索之路，他在历次大事件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历届政府都没有摆脱纷杂的利益关系，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这种思想成了后来王家和代表工农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基础。
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家里是天津的盐商。在历史大变局中，董洁如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她和许多追求妇女解放的女性一样，冲出闺门，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思想开明的董洁如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对革命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重思虑。与王槐青结为夫妻以后，两人在思想上达成了共识——支持革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新中国成立前夕，董洁如充分利用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丈夫的社会声望，掩护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那时，王光英的四妹王光和，已是共产党员，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直接领导。王光英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读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都是他母亲用油布包好，藏在家中花盆底下的。
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是地下工作最紧张困难的时期。北平解放前夜，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突然被捕，情况危急，地下党急于转移，把保管的不能销毁的重要文件交给了王家。同时，还有些尚待进行的工作，如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等，需要王槐青夫妻俩帮忙联络北平名流和各界人士。
老一代地下党员宋汝棼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先生、老太太全力以赴。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成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革命阵营里的商人
王光英曾说，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小事，是和天下大事、国家大事联系着的。王光英还说：“廖仲恺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时，我父亲退出北京政府，我相信这绝非巧合。我父亲是在巴黎和会中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如此欺侮，震惊于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右派暗算。然而，他无回天之力，才退出丧权辱国的北京政府。”
这样的家庭背景深深地影响着王光英的人生轨迹，旧政府的破败让年轻的王光英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充满热情。
1938年到1943年，王光英求学于北平辅仁大学，专业是化学。毕业后，他留校当了一年助教。当时有个同学叫宗德淳，家里开了3家橡胶厂，是天津的一个小财团。王光英的化学成绩很突出，经过几次磋谈，宗德淳说服他以技术入股作为橡胶厂的股东。
王光英继承了母亲家族里的商业血脉，他决定走实业之路，是出于对技术与产业的考虑。在他看来，自己的技术才能可以借由宗家的这几个工厂得以施展。
1944年，王光英与宗德淳在天津创办了一家小型工厂——近代化学厂。除了投身实业赚取利润，王光英的内心深处没有忘记父亲的忧思：这么大的国家，何以颓败至此？他希望通过自己在实业上的努力为国家增添一丝希望。
当时的王光英还没有意识到，20世纪40年代的“实业救国”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即便是19世纪末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第一次提出这个词的时候，也已经不足以拯救病入膏肓的中国了。从洋务运动中的大官商到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那些名字在正史中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根本不为人知：盛宣怀、周学熙、郑观应、虞洽卿、陈光甫、卢作孚……
“实业救国”是民族资本家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他们的努力毕竟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商业发展铺就了一条新的道路。
王光英创办近代化学厂，经历了那个时代所有创业者必然承受的艰难时光。中国民族资本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压下屈辱求生。硫磺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也是日伪严格控制的军需物资。中国人经营的化工厂只能在黑市或走私贩子手里买到土硫磺，把硫磺作为某些化工产品的原料时需要加碱中和脱酸。私营中小化工厂的技术很薄弱，王光英的技术优势这时候发挥了作用。他用土方法把土硫磺用土药碾压碎至粉状再用碱水反复洗涤脱酸烘干。这种方法使得脱酸硫磺只有近代化学厂能独家生产，成了近代化学厂的第一桶金。
赚了第一笔钱的近代化学厂也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厂，王光英说：“条件越不好就越需要有很强的生存意识和竞争意识，使工厂充满活力。”
就是在这种超强的竞争意识支配下，王光英事必躬亲。近代化学厂是用三轮车送货，送货人大多是学徒，有时王光英竟然自己蹬着三轮车送货。及时送货为的是能及时收款，这既加速了资金周转，也节省开支。不仅如此，近代化学厂的产品在制造前或过程中，就已经有用户订购或推销出去。“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户，是经不起商品库积压的，一积压就垮了。”王光英的这种思路对今天的中小企业依旧有借鉴价值。
他那时早上一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看库存、削货和头寸3份报表，这3份与资金周转有关的报表，是企业经营情况的综合反映。
企业经营上，王光英总是先走一步。开办近代化学厂之后，他接着开办利生针织厂，除了生产筒子绒和筒子纱，同时生产内衣和运动服装，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个新兴行业。不得不承认，王光英是一位极具商业眼光的企业家。
这位颇具想象力的企业家在化学厂初见成效的时候，却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王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四妹王光和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描述让王光英心潮澎湃。他虽然已是一名资本家，但更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他去见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要对方介绍自己到延安工作。崔月犁告诉他，做生意与革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留在天津，边发展自己的业务，边与共产党做生意”。
这次谈话，让王光英的身份多了一分红色。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光英研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氢染料（即“黑电粒”）。他的黑电粒质量好，溶在水中即能染布。这种高纯度硫化物，被大量运往解放区。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染布，大量的被用于制作炸药包的导火索。实际上王光英是在敌占区深处向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引爆物。
其中的风险当然巨大。王光英对黑电粒的包装别出心裁：装染料的印花铁罐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形的四块空处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首字母缩写：“T．M．C．C．”，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样的包装很像外国货，为的是秘密运向解放区时能比较安全。当时，近代化学厂的另一种产品是普通的医疗用品橡皮膏，敌人严禁运往解放区。橡皮膏也被“打扮”起来，商标的图案是地球上加红十字，上有英文品名，没有中文的厂名和厂址。
就这样，王光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民族企业家的道路。在他身上，有着比其他企业家更坚定的革命性。
1955，天津商变
革命岁月里，像王光英这样的民族资本家不在少数，只是像他这样将全部精力用于支持革命，或者说有这种觉悟的人又并不太多。
艰险但充满光明的革命最终胜利。因为身上的商业色彩以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合作，王光英担任工商业界要职，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影响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
1956年2月，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表彰和鼓励在各行业公私合营中积极带头的工商界人士。以王光英为团长的48名天津市工商界代表赴京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