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三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国务院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组成、人事安排、利润分配等细节。
当时，工商业界对中国共产党疑虑很大，很多人关门或外逃。王光英趁妹妹王光美和丈夫刘少奇首次回家省亲之机，向刘少奇反映了工商界的这种状况。刘少奇在毛泽东的首肯下来到天津，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津讲话”。讲话令天津商界的人心安定下来。
1955年，王光英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他积极带头投入社会主义改造，他的企业由此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天津商界也在这股历史洪流中百舸进发。
尽管后来的中国走了弯路，但公私合营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
以金融机构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倡议成立一家公私合营的金融机构，帮助民族工商业进行融资。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天津投资公司成立并发行股票，成为天津解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公私合营金融机构。公司成立后，首先运用自有资金开展长期贷款业务，解决私营工业企业燃眉之急；之后，组织社会部分闲散资金和商业转业资金，为私营工业企业提供了生产周转资金，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建设资金，直接充当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当时天津的东亚毛纺织厂、仁立毛纺织厂、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厂、开滦煤矿、天津造胰公司等企业，天津投资公司均有投资，并成为各企业的大股东、董事、公股代表。
这种金融机构的公私合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此后遍及全国并最终于1956年完成的公私合营浪潮。
除了金融机构，参与公私合营的普通天津商户也构成了这股潮流的重要力量。有位胡姓老板，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营一家切面铺，有两间营业用房，两套压切面的机器。1955年，胡老板的铺子被合营到当时的“天津市粮食供应公司”，两套机器交到公司里，算是入股500元股金，胡老板成了公司职工。不久，胡老板从厂里退休，退休后的他既可以拿公司的退休金，也凭着500元股金从当时的塘沽区粮食局领取股息。
今天再度回忆1955年的天津商变，很多当初的私营手工业者仍然流露出对往事的喜悦与嗟叹。而王光英在这场变革中，继续将身上的红色进行着浓墨渲染。他也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的政商代表。
新中国政商
1957年春天，苏联陆军元帅伏罗希洛夫来到上海访问。飞机在天津机场中转，此时正是上午11点。陪同的周恩来就在机场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用餐，当时身在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有周叔、朱继圣、毕鸣岐等相陪。王光英也在其间，周恩来示意王光英向客人敬酒。
王光英满满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
周恩来趁机补充，“这是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此话意味深长。
抗美援朝期间，王光英组织了很多天津工商界资本家，游行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威胁，同时组织资本家们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略物资。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美国，由此，工商界普遍存在亲美、崇美和恐美情绪。王光英的义举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给天津工商界草拟了电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整风反右运动期间，王光英又率先主动发起资本家“向党交心”的运动。这样，主观上保护了天津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事实上，天津当时被错划成“右派”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王光英发挥着自己在政界和商界的双重作用，以一种顺应潮流却又充满智慧的方式跟随新中国的脚步前行。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王光英也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对政府的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光英以访问者的姿态多次往返于香港和内地。
1980年，王光英初访香港时就发现二手生意的妙处，此后筹备的光大公司，第一笔生意就是二手机械，光大公司引进的许多设备也都是二手的。
1983年，王光英出任董事长的光大实业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当时的中国内地摆出了开放的姿态，首先要摸清香港的经验和模式，这些模式将为进一步开放的珠三角指明道路。
香港企业界熟知王光英的名字，他们却冷眼相看。这个由内地人领头的光大公司能否摆脱内地厂商那一套条条框框，以及层层请示、公章旅行的拖拉作风？如果一如以往，那么在这个一日行情十八变的竞技场上，光大公司很快会在大浪淘沙中枯萎。
他们都低估了王光英的商业才能。
光大公司的业务人员，开业后的几个月里，在王光英的指挥下到处搜罗商业情报。他们的目标是世界各地的二手设备，只要价廉物美、技术先进、适合需要，都是追踪的目标。
辛苦忙碌之后，王光英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重要报告，“在智利，一家铜矿最近倒闭。矿主在矿山未倒闭前订购了美国道奇、联邦德国奔驰牌各种型号大吨位载重车、翻斗车共计1500辆，全部是新车。汽车买进后矿山倒闭。为了偿还债务，矿主决定将这批新车折价拍卖。”
64岁的王光英看到报告，大喜过后是焦急。当时，这一信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500辆二手汽车，是一笔富有诱惑力的财产，他必须发动一场闪电战。香港商人开会商讨决策的时候，内地来的王光英已经把拍板权交给了赴现场验货的采购人员，“只要质量好，价钱便宜，你们说了算。”
光大公司和有关方面的技术专家组成的采购小组，几天之后飞抵智利。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体育场里，1500辆崭新的各种载重汽车，让前来验货的采购小组眼前一亮。同行的汽车技术专家对这批货物进行了严格的技术检验，它们的质量令人满意。
经过紧张的磋商和讨价还价，这批载重7吨以上30吨以下的载重汽车，智利矿主同意以原价38%的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
从发现这个信息到做成这笔生意，仅仅用了3个月。王光英的思路和方法让光大公司的第一单生意获利2500万美元。
在那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代里，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走上世界舞台需要一批有经验有魄力的商业人物，同时他们又不能仅仅是商人。王光英完美地契合了历史的需要，他在特定的舞台上代表了中国，也继承了父辈对一个开明政府的期待与追随。
国变缩影：实业的后盾
1955年3月8日，71岁的周作民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追悼会上敬送花圈，以此悼念一代金融实业家的离去。
中国自从清廷倒台，晋商票号纷纷倒闭，很多人认为旧中国的金融业难以为继，只能靠单纯的“实业救国”发展经济。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银行都和旧中国的实业有关联，作为实业的后盾，银行业在旧中国的一些城市中同样在艰难地前行。
毛泽东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时说过，“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四位实业界人士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都和一家名为金城银行的私营银行对民族工商业的投资倾向有莫大关系。
这家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叫周作民。
周作民也是一位有着海外求学背景的金融家。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的周作民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银行成立前，他只在交通银行做了不到两年的高级职员，积蓄微薄，但对自己的经营、交际能力极其自信。结识大军阀倪嗣冲后，周作民不断向其灌输办银行的好处，并拟订出了周密的筹资、经营计划。倪嗣冲被说动心，答应投资。周作民趁热打铁，四处游说，争取手里攥有大量金元的大军阀和大官僚进行投资。
周作民计划筹资200万银洋。1917年初，数额还不足50万银洋。如果再为了筹资拖延下去，军阀之间激烈的争斗说不定会让到手的投资也成为泡影。他下定决心要以50万做200万的事。这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开业。银行选址于天津英租界中被称为“小华尔街”的中街。不过，周作民自己只有1万银洋的投资，他没有进入董事会，只是担任总经理。他提出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要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金融和实业的关系”。
银行营业后，一方面努力吸收存款，一方面严格考察放贷客户，只做可靠的铁路、商行的短期放款，当年就获利润数万银洋。1919年1月，金城银行实有的资本就收足了200万银洋，一般散户投资达38万银洋。同年10月，金城银行增资为500万银洋(一般散户和工商业者投资将近250万银洋)，已成为民营银行中的大户，与同是民营银行的盐业、中南、大陆被金融、工商界并称为“北四行”。此后10年，金城银行快速发展，独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当时保险业中的巨擘，实力堪与外商抗衡。
“七七事变”爆发，在周作民亲手创办金城银行20年之际，终于被推选为董事长。时间在迅速前行的过程中忽略了很多细节，这位堪称旧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比现在被人推崇的晋商票号更具先进性。
周作民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948年底，新政协会议在积极筹备，滞留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准备前往北平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请周作民协助。1949年2 月底，周作民出资50万港元，租用“华中”号轮船北上。这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抵达北平，顺利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1 年6月，周作民接受周恩来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由香港回京，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同年，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5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作民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他担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清末以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诸强长期操控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金融事业尤甚。一些有识之士，从热血奔腾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到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散尽家财，全力以赴，像周作民这样的爱国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风云激荡的近百年历史上可供后人瞻仰的民族企业家群体。
延伸1955：王府井百货——北京商业史“符号式”建筑
1955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商业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半个世纪以后，通过历次变革，代表不同行业的商业符号不断涌现在全国各地，王府井则作为中国商业的符号为世人瞩目。
王府井地处北京最繁华的中心地带。早在明朝，商贩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良好的商业前景，但是并没有进行深度开发，只是把这个今日的黄金地段当作了卖帽子的专场。此时的王府井虽然名字听起来威风八面，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繁华的气象。
到了清朝，逐渐精明的商贩对王府井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开发，许多店铺迁入了这条大街，王府井地区形成了一个商圈。比之前朝，这时的商品种类丰富，数量也多了起来。即便如此，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经营范围来讲，它和“东四西单鼓楼前”及“大栅栏”仍相去甚远。
进入20世纪后，王府井商圈才真正崛起。1909年出版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首诗歌，“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足见王府井市场的地位。到了“一五”时期，北京市加快零售网点的建设。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了王府井、西单、前门为三大市级商业中心。
1955年9月25日，有“新中国第一楼”之称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开业，北京商业史上有了一个“符号式”的建筑。
大楼设计方案由两位著名建筑设计专家杨廷宝和杨宽麟主持，经反复推敲修改，最终确定。其设计匠心独运，建筑用材和内外装修十分讲究：每隔10米1根兽头形房檐柱头，外墙面窗下檐和窗盘心上雕花醒目。而据记载，开张初期，大楼3层总面积10637平方米，营业员1400名，经营22500余种的货品来自全国各地……附近没有仓库，每天补充的大量货物只能连夜添加。仅12月18日一天，百货大楼卖了468块表，120座钟。
1965年，有着浓厚封建味道的街道“王府井”被替换为“人民路”这个曾经时髦一时的新名词。时代虽然垂青这个新名字，但是北京的老百姓却不见得买账。他们叫“王府井”叫了几百年，“王府井大街”最终恢复旧称。
20世纪90年代初，斥资10亿多元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工程动工。蓝色的围栏后，王府井这条古老的街道在秘密地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整容手术。2000年，改造完成的王府井为中国的新商业时代呈现了一个古典而现代的商业区。
修缮一新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依然屹立，更多的商业符号鳞次栉比，新东方广场、王府井新华书店、新东安市场、工美大楼繁华不可胜收，著名老字号盛锡福、同升和、中国照相、天元利生、东来顺、全聚德、馄饨侯老树开新花，洋快餐麦当劳、肯德基遥相呼应……
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商业聚集地，王府井的商业意义在于保留了大批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印记。每当我们透过王府井大厦再次翻新的店堂，在衣着光鲜、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许久才能读懂这个新中国商业符号背后的无限记忆。
1956史汝楫：东风中国造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衡量，令人吃惊的成功”。国际上，初始经济条件与中国类似的国家年人均增长率约为2.5%，印度甚至不足2%，而中国却奇迹般的达到了9%。①
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