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7月，中国汽车制造业迎来了关键时点：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装配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这一天起，“中国制造”开始穿梭在历史轮回中，直至今天。
这一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于是，一批在海外留学的爱国知识分子冲破当时美国的封锁，投入到令他们热血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激情四溢。史汝楫，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年，中国第一次有了自主设计的汽车品牌。它的设计者史汝楫的名声却远不及这辆汽车。
不该被遗忘的人
历史会选择性地将一些名字放大，而同时忽略更多的名字。其实，某些感觉微不足道的、被遗忘的名字非常光彩夺目。
史汝楫出生在江苏宜兴。193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搬迁到了贵阳。再后来，他加入贵阳马王庙汽车修理厂，那是当时全国最具规模的修理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他经人介绍来到重庆中央汽车配件制造厂工作。这个厂不但做进口汽车配件，还做工艺配件和修理用的配件。到一定程度后，制造厂有了造汽车的打算，史汝楫幸运地被选为赴美学习造车技术的留学人员。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史汝楫先后在斯蒂倍克和福特汽车厂实习。通过学习和工作，史汝楫了解了福特这家汽车巨头对美国近代工业的影响。
众所周知，被问到“是谁发明了汽车”这个问题时，许多人都会回答：亨利·福特。这个误解证明了福特公司对汽车业的贡献。正是亨利·福特使汽车不再只属于富人。他的梦想是：“我要制造一辆适合大众的汽车，价格低廉，谁都买得起。”这种思路和后来的比尔·盖茨衣钵相传。今天的中国汽车业也在走“以市场打天下”的路子，但不同之处在于，亨利·福特们所说的“人人买得起”是基于“创造”的前提，而不是模仿。
帮助亨利·福特实现梦想的那辆“人人买得起”的坚固轿车诞生于1908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T型车。
4年以后，福特推断：如果让每位工人固定在一个位置，负责一件工作，而让汽车从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汽车会更快成形。这个理论促使现代批量生产模式的诞生。最终，实践证明，T型车在流水线上生产的速度达到每10秒1辆。
流动的装配线引起了一场工业变革。
显而易见，福特汽车不只是在汽车本身上影响了美国汽车业，更在管理体制上引发着一场场变革。正如年轻的家族成员向老福特介绍新时代的各种变化时，福特摆摆手对孩子们说：“嗨，年轻人，时代是我创造的。”肯尼迪遇刺之前曾力邀福特公司总经理担任美国商务部长，可这位经理对总统说：“如果想影响美国商业，我还是选择在福特做总经理。”
在这样伟大的汽车王国中学习包括汽车构造、汽车设计、汽车试验以及汽车定型在内的全流程，可想而知，史汝楫是多么幸运。他把整个研发体系都学了一遍，为后来设计东风汽车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意识到知识分子对未来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重要性。周恩来在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指出：现在，“人才缺乏，是各项建设中最困难的问题”，“只要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周恩来甚至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3卷第8期上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至今读来，似乎还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然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及其“漫卷诗书喜欲狂”般的自豪和喜悦。当年执笔写这封信的人，名叫朱光亚，后来他成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核物理学家、“两院”院士。
这样的背景下，史汝楫回来了。
一个全新的政府和一个破败的国家，注定对技术人员十分渴求。回国后，史汝楫去华东工业部报到。这个部有3个下属汽车修理厂：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上海和南京的修理厂都是在原来汽车保修厂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而杭州是个新修理厂，由史汝楫负责设计，各种条件都比老厂要好。设计完成后，华东工业部派他当杭州修理厂厂长。时任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副主任的孟少农出差到杭州，见到史汝楫。这次碰面令孟少农觉得不虚此行，他任命史汝楫为中央设计室主任，专门管工艺装备。从此，史汝楫和其他在新中国建设热潮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具有了相同的命运，他们在新中国重型工业的历史上开始书辉煌。
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乃至冲破各种阻碍，由西方国家回国的留学生多达1536人，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到20世纪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占当时出国留学人员的一半还多。邓稼先、严东生、吴文俊、任新民、罗沛霖、王大珩、张文裕、吴仲华、汪德昭……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请我们记住这些值得尊敬的名字，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被当代人所遗忘。
半个世纪的汽车记忆
汽车工业，一个国家现代工业成熟的标志。
旧中国，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吏为代表的官商们曾经对西方人的工业器械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洋务运动中建造起一批军工企业，成了此后百年间中国民族企业的原型。
当洋务派的魂灵随风散去，逐渐成长起来的民族企业家们步“实业救国”的后尘，行业遍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行业，一部分人萌发了造车的念头。遗憾的是，工业萌芽期的中国，政局动荡、兵祸四起，“实业”仅限于轻工业，造汽车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1903 年，中国内地出现第一辆汽车，一辆美国产的轿车；5年后，袁世凯献给慈禧太后一辆小客车，这是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客车；1920年，孙中山提出“建造公路”，“发展自动车工业”。其时，中国处于泾渭分明的势力割据中。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发展工业谈何容易。1920年5月，张学良支持的辽宁迫击炮厂造出了第一辆中国自产汽车，这是一辆载重1.8吨的中型汽车。再过了17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湖南株洲和上海分别设厂，用了1个月时间装配出2.5吨的柴油汽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辆重型汽车。
1936 年，国民党政府提出设想，与德国奔驰合作成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先组装汽车，后制造汽车。世事无法预料，一件事情将导致整个历史方向的转变。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造汽车的计划被打断。此后一直到1949 年，中国只有汽车修理行业，而无其他。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访问结束，毛泽东对随从说：“我们要有这样的汽车厂。”而前一年10月，中国成立了中央重工业部，随后筹备汽车制造工作，甚至专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1951年1月1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召开会议，会上汽车工业筹备组汇报了汽车厂厂址等相关前期工作。毛泽东则重申了一年前他在苏联说过的话：“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会后，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的厂址选在了吉林省长春市郊。
极短的时间内，分散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技术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包括张德庆、陈继善、张树梅、吴敬业、彭定一、王玉京、陈乃隆、杨南生、桂同申、张胜瑕、孙顺理、刘炳南、冯辅晋、陆考宽、茅于恭、支德瑜、俞云焕等50多位汽车界知名人士应召赴京。史汝楫作为归国的汽车人才，名字也列其中。
和史汝楫多年后还能幸运地被少部分汽车人记住所不同的是，其他人大多淡出了历史的视野。只有当我们追寻过往，翻着发黄的资料、书籍时，才会在字里行间发现他们昔日的辉煌。但正是这些“不知名”的姓名，为建设一汽奉献了他们可以奉献的一切，乃至生命。
1953年7月15日，长春西南郊迎来了万名拓荒者。在这片侵华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废墟上，他们热火朝天地开启了时代赋予的新事业。
1956年和1958年，从解放到东风
记述发端于中国长春的汽车制造业之前，先回忆一下日本在“二战”后的汽车发展史，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
20世纪50年代前期，美国、欧洲生产的汽车充斥着日本汽车市场，特别是欧洲生产的小型廉价汽车，对处在半毁灭状态的日本汽车工业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汽车产业，对进口汽车征收高达40%的关税，同时严格禁止外国资本渗透本国汽车工业。
1965年，名古屋至神户高速公路的开通揭开了日本公路交通高速时代的序幕，自此日本掀起了爆炸性的汽车普及狂潮，极大地拉动了汽车消费。1967年日本即超过德国而成为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让省油的日本小型轿车大行其道，出口量骤增，丰田、日产、富士重工、铃木等公司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汽车生产厂家。
很明显，日本的汽车工业在“二战”后的发展得益于两次重大机遇：一是高速公路修建，二是石油危机。中国却是不同的景象，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石油危机的时候恰好处于政治运动中。总之，既是生不逢时，更是策略失当。
回到中国，时间追溯到1953年。这年7月15日一汽开始建设。三年后，1956年，一汽生产出第一批解放牌卡车。这种型号的卡车成了一汽的精神象征。时至今日，一汽的门口仍然树立着以其为原形的巨型雕塑。
解放卡车的诞生被当做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同时进入中学课本。一辆汽车何以被当做一个国家的精神图腾？原因在于，没有什么比汽车工业更让领袖充满了力量和荣誉感。
毛泽东在苏联完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斯大林汽车厂的繁忙场景促使毛泽东决定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访问成就了后来的中国汽车工业，成就了一汽和解放，还有后来的二汽和东风。
等到解放牌卡车的生产逐渐稳定下来，一汽明确了新的发展策略，决定扩大产品的研发范围。当时一机部部长提出三个任务：一是载重车要改型；二是要发展越野车；三是要研制轿车。具体时间安排上，孟少农副总工程师提出：1960年开发出中级轿车和1962年开发出高级轿车；并决定从工艺部门和生产部门调出一批技术骨干到设计处，充实轿车的开发力量，最终选定史汝楫为设计处副处长，主管轿车的设计开发。
史汝楫在美国系统地学过汽车制造，但完全担纲主持轿车制造毕竟是个天大的考验。而当时的条件下，连轿车样品都没有。1956年6月，史汝楫带上发动机设计工程师胡同勋去北京搜集资料。到北京后，也没有一份像样的图纸。样车有限，挑来挑去，勉强挑了两款：法国西姆卡Simca Vedette和美国福特Zepher。
有了参考物，在紧迫的使命感催促下，轿车设计工作加速进行。史汝楫参照前苏联汽车设计程序，做模型，绘制各种构造图，不到半年时间，完成了设计图纸。一天，一汽领导陪清华大学教授宋镜瀛到设计处参观，看到1∶1的泥模型。宋听说轿车没有确定名字，说：“现在东风压倒西风，建议取名为‘东风’。”东风汽车名称就此诞生。
第一辆东风牌轿车的试制，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最初，史汝楫只在车身侧面嵌上“第一汽车制造厂”几个字。由于政治环境形成的思维定势，厂领导要求一定要加上“中国”两字，于是东风样车上最终嵌上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字样。实际上，领导的做法史汝楫并不赞成，奔驰没印德国奔驰，克莱斯勒没印美国克莱斯勒，凯迪拉克也没印美国凯迪拉克。现在看来，史汝楫在多年的汽车生涯中，已经初步意识到了品牌的国际化效用。
而后，全厂动员，加速试制，第一辆东风轿车开出车间。过了10天，东风轿车准时开到怀仁堂门前。厂里事先印好的简要说明书，同一时间分送到各位领导桌上，供他们参考。会议休息时分，中南海的领导们纷纷围过来看东风样车。司机忙打开车门，毛泽东在林伯渠秘书长的陪同下坐进轿车，围着花园跑了两圈后，原地停下。下车后，毛泽东高兴地说：“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