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生
刚刚过去的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接下来的1957年，中国和中国工商界有哪些人和事值得追忆呢？
4月末，整风运动，随后反右运动扩大化，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错误地进行批判、劳教。5月， 第一届中国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举行。从此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廉价小商品，借助广交会的平台，浩浩荡荡地冲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7月，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
细枝末节的信息中，并不容易让人把握住那一年跳跃的脉搏。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一个新政府，一个刚刚完成了三大产业生产体制变革的新政府，内心总会有些忐忑不安，反映在上层建筑中就是过度的敏感，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这个国家在摸索前路的过程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进。
1957年，在我们的商业记忆中，新政府和旧商人之间曾经一度充满未知的角力已然盖棺定论。
有人说：“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的主流媒体对荣毅仁的一个重要描述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往事如烟
有记者描写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而荣毅仁最喜欢的那句名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则被许多当代中国企业家视为圭臬。
3000多年以前的周代泰伯奔吴，立足梅里，把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荆蛮之地”，开风气之先。公元前202年，无锡正式建县，因境内锡山锡、铅资源枯竭而得名“无锡”。隋唐时期，大运河贯穿境内，交通便利，明清时期成为长江流域四大米市之一。近代，沪宁铁路通车，形成了“大十字”物流枢纽，适于现代企业生根萌芽。
中国商业史上，显赫百年的“荣氏家族”就发迹于此。
荣家曾经风光无限，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声名远扬。到了荣毅仁曾祖一辈，家道中落，祖父荣熙泰，不得不进入铁匠铺当学徒工，长大以后给人做账房先生，艰难度日。
荣毅仁伯父荣宗敬，14岁因家贫离开学堂，辗转来到上海一家铁锚厂。那是1886年，晚清。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一直在私塾读书，而荣德生正是荣毅仁的父亲。之所以哥哥辍学工作，弟弟继续求学，是因为家里把光复门楣、科举中第的期望加在了荣德生身上。荣德生却无心求学，15岁跟随兄长足迹，从无锡郊区闯荡到了人潮汹涌的大上海。此时的荣宗敬在一家钱庄做学徒，他把自己的弟弟推荐到了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①
几年后，兄弟俩和父亲一起在上海开了钱庄，名叫“广生”。这家钱庄后来成了荣氏家族财源滚滚的起点。钱庄生意很好，荣德生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单身一人前往广东，并顺利融入了当地。
众所周知，江浙和广东人是中国人中最会做生意的两个群体，他们对于时局变化的敏锐把握成就了历史上许多著名商人。直至今日，政府高层的微小动作都会让江浙商人做出一系列的商业反应。当时，广东有广州和潮州作为通商口岸，从国外进来的物资中，面粉所占比例最大，销路很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4家。
受此启发，恰逢“支持国货”时局，广东归来的荣德生和哥哥荣宗敬把面粉厂址选在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随后陆续在上海、无锡、汉口开设分厂。又过了20年，清廷如风飘去，各地都在革命，国家四分五裂，中国共产党悄然诞生，荣家两兄弟却不声不响，跨入了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行列，成为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
这20年对于世界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光阴：1928年当选美国总统的胡佛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发了大财的美国人；日升昌票号在清廷瓦解后随之宣布破产，旧中国的金融心脏从山西平遥一路东行，转移到了上海滩；早先的商业标志人物，作为民营和国营企业两大代表的张謇、盛宣怀风吹雨打去；中国北方，周学熙继承了盛宣怀衣钵，成为民国初期最精明的官商；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粉墨登场；“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开始谱写中国新的商业史……
这些人辉煌在20世纪前50年，他们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过，这群人并没有被史学家太多提及，被后人记住的是五四运动中青衫飘扬的知识分子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化人。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21岁的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年轻的他更喜欢摆弄德国蔡司相机，玩赏珍贵的滴血玫瑰，观看足球比赛，这些也成为他终其一生的业余爱好。这一年，他以家族企业经理助理的身份走上中国工商舞台，他真正站在聚光灯下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荣毅仁和自己的家族在战火中扮演着自己的商人角色，小心地选择政治立场，一次次在重大的命运选择面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赢得了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荣氏家族再度面临艰难的选择，走与留的选择。国民党溃不成军，腐败贪污，失去民心，焉谈政府。当时的台湾几近荒蛮，去到那里谁能保证不会夜夜思念繁华旧梦？如若不走，进城的共产党都是穷汉出身，保不准要将有钱人“共产”。
反复权衡之下，沉默寡言的荣德生决意跟命运对赌，“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最后，荣德生和次子荣毅仁决定留在大陆。
遥想当年山雨欲来
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多年后，荣毅仁忆及当初，心绪不再沉重，“传说解放军要进城，我们怕吃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解放军军纪真好，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①
时间回到3个月前，陈毅在徐州主持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要求秘书起草一份《入城守则》。次日，规定“不入民宅。部队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
再回到解放军接管上海前一个月，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驶离香港，3个与日后上海发展密不可分的人物同船启程——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历时7天，三人到了北京。5月9日晚，朱德亲自去潘汉年房间同三人见面。5月11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三人。中央决定让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管文化局，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周，荣毅仁惴惴不安，密切地关注城中每天的变化。
1949年6月2日下午，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大楼召开座谈会。会后，荣毅仁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想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彼时的上海，处在经济恢复的困难阶段，荣毅仁的举动，是在代表商界向新政府投石问路。
结果，陈毅不仅带了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一同带去。荣毅仁的家里，陈老总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到晚上11点才散场。席间，政治领袖和企业家没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荣毅仁回忆这次吃饭时说：“这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
谁也不知，这顿饭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荣家的命运。在荣氏企业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困难重重的非常时刻，新政府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
1957，商人与国家
一个官本位的农业国家里，商业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而商人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向来尴尬。新中国，政府对于商人和商业的态度非常明确：公私合营，有偿地将旧中国的民族资产收归国有。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执政党努力恢复国家经济，发展生产力，稳定社会作出的让步。
回想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上海逐步成长，却是同样的风云，不同的感受。
国民党政府对于荣家，是个矛盾而艰难的话题。中国工商业陷入萧条之际，荣家面临倒闭困局，唯一能伸出援手的就是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计划”实质上却是要吞并荣家财产。先是陈公博后是宋子文，国民党的计划无疑是个充满时代特征的国家阴谋。
最后，荣家的产业在银行家陈光甫的帮助下暂时摆脱困境。时隔多年，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政府对私人经济相当冷漠，甚至不愿对漩涡中的民族企业家施以援手。”①
1952年7月29日，荣德生在无锡病逝。这时的荣毅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诸多高层干部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因此，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荣家产业实行公私合营。他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立即在工商界引发轩然大波。虽然放弃了祖业，可这样的结局至少让荣氏家族在困难中更好地存活了下来。
三大改造宣告完成。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阐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看法。荣毅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疑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
疑问切中了难点，因此非常敏感。后来，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发言中，公开提出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答了荣毅仁的问题：“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会提问题”的荣毅仁展示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远见，①而作为商人，“退则富可敌国，进则登堂为仕”的中国式梦想离他越来越近。1957年，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荣毅仁同时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1月初，“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29年之后，荣氏200多位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分别接见了荣氏亲属。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穿过风暴
中国商业阶层历来多灾多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扮演着模糊不清的角色。
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前途充满未知。经济建设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商人阶层和新中国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的岁月。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阶层一旦思想上起了变化，政治运动势必成为主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和检阅红卫兵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荣毅仁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多次。直至周恩来亲自干预，夫妻俩才算转危为安。不过，荣毅仁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他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从此落下了腰疼病。那时，他还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最终左眼失明。
此后，军代表让荣毅仁与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经叔平打扫卫生，洗刷厕所。两人干得很认真，甚至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洗得一尘不染。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惊异地发现，留在1978年之前30年记忆中的人物，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他们的热忱被国家无情地辜负，这是历史的遗憾。
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荣毅仁巧遇邓颖超，听到了总理口信“你还是有前途的”，一时间热泪盈眶。
身处逆境，却能守口如瓶，从不趋炎附势，和权势派保持距离，荣毅仁所做的一切都被老帅叶剑英看在眼里。在叶剑英的举荐下，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他赋闲家中，以养花为乐趣。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原先付给资本家的定息都停止执行，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决定落实政策，予以退赔。时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的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回忆：“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可不是小数目。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对象就是荣毅仁。”
荣毅仁大概感觉到了历史的新契机，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如果不是风云突起的政治运动，荣毅仁大概和很多民族资本家一样，会成为新中国工商业的缔造者。即便波诡云谲的政治事件无人能预先参透，对时局的理性判断依旧是荣毅仁在风暴中的防护伞。
两种角色：亦政亦商
荣毅仁一生的社会角色始终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来回切换。早年的荣毅仁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随后获得巨大的政治认可，而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
改革开放第一年，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
由此便有了之后的一次聚餐。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方是邓小平，客方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这5位“资本家”。
大厅摆上了火锅，众人围坐吃着涮羊肉，宾主双方觥筹交错，气氛相当热烈。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你们对搞好经济有很好的意见，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当其他人要求给民族资本家平反时，荣毅仁有了新的想法：“外汇有限，引进外资目的性要明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无法得知，荣毅仁“目的要明确”的融资方案是否“蓄谋已久”。总之，这位深谙转轨语境下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红顶商人”，将他信奉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生意做多大，关键看眼光有多远。①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中信，给你的任务，你觉得合理就接受，不合理就拒绝，由你全权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一餐涮羊肉，不经意间改变了荣家的事业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