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荣毅仁担任董事长。一头华发的荣毅仁自掏腰包1000万元，先期启动中信。
7月8日，中信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发布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他法令，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这一最初的“外贸企业”，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首例，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一年。
1992年10月30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试点，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中信走出了夹缝中生存的境况。
一年后，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助手。
2005年10月10日，胡润“中国富豪强势榜”公布，香港中信泰富CEO荣智健第三次登上榜首。两天后，荣智健悄悄一个人来到北京。他的父亲、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已因内脏感染、衰竭入住北京三○一医院。虽然远在上海和无锡的荣氏亲属还抱着一线希望——荣毅仁能安然度过2005年的冬天。然而，这位喜欢穿法式双排扣西装，被人称做“老板”的老人还是在15天后辞世。
荣毅仁的离去，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那一代企业家的一声绝响。
“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比荣毅仁小6岁，长期在重庆某医院卧病休养，曾经的“中国船运大王”卢作孚之子卢国纪，长叹一声。
从向毛泽东提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能否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到率先提出将自己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再到创办中信，最后成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演绎了从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政治家的角色转换，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百年风雨竖起了一座界碑。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财富家族”继承人的企业家，以“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得到了他89年人生旅途中最后的认同。
缺失的样本
荣毅仁的身上，带着中国传统商人的慎重沉稳，同时又有欧美商人的活力。无论是接见外宾还是参与国事活动，荣毅仁都保持着现代企业家应有的翩翩风度。
改革开放30年的激荡风云，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新的老板，他们手中的财富已然到了惊人的地步。特别是随着私营经济的风起云涌，新企业和企业家脱颖而出。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新兴的老板们似乎从整体上遗忘了中国商业阶层特有的气质——他们要么占山为王、故步自封，要么狂放不羁、目中无人。追忆那群曾经充满了矛盾的民族资本家，有这样一个问题渐渐清晰——荣毅仁们给新中国商人阶层留下了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来一大批民族资本家，毅然放弃了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选择从商，需要莫大的勇气。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张謇，晚清状元出身，下海经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得见。
当时，统治阶级政治腐朽让心怀国家的士人绝望，而鸦片战争以后国家的衰落与败退，使一群人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一批从不缺乏参与和改造社会热情的中国人发现，通过商人的角色和手段也可以实现改天换地和青史留名的理想。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出现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出发，开始放大自己的使命，纵横商场、指点江山，“实业救国”的理想远大于经商发财的目的。
但这注定是一场戴着脚镣的起舞。“实业救国”进而改造社会的行动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历史已给了这条道路一个确切的结论。但对于民族资本家们而言，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让这些留在历史中的名字不仅仅代表商人。
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曾经大力推销煤炭，此举威胁了售柴为生的山民生计，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
近代史专家侯宜杰在其著作《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推动立宪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的商会网络，有了英式商会的自治与民主管理实践。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法公会，会员中一半人有办企业的经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期为九年，郑观应随即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告诫朝廷“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①
历史证明了这些未雨绸缪的观点，而它们都出自民族资本家。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从出身的背景上来讲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继承了早期民族资本家奋勇经商、励精图治的精神实质。可惜，他们唯独缺少了民族资本家身上的某种特质——时代感和整体感。当然，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因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样本已然缺失，一个阶层就这样在我们面前，眼睁睁地消失……
延伸1957：“下落不明”的阶层
从商人到企业家，历史的变迁让这个阶层在漫长的随波逐流中渐渐清晰。即便如此，从5000年浓缩到近百年、再到近60年的文明线索中，我们却始终在进行着艰难的寻觅——那个在中国历史中遗失的商人和企业家阶层。
吴晓波说这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他没有深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中，这个阶层会被史书当做神秘的逸闻趣事一笔带过，而不是浓墨重彩的“列传世家”。也许他知道答案，只是没有明说。
不止吴晓波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奇特的现象。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说：“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翻出一串名字，看看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范旭东、虞洽卿、穆藕初、张公权、郑观应……
如果不是关注中国商业命脉的学者们费尽周折从角落里将这些人的只言片语重新加工，当代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在过去的100年中，有过这样一群人，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这群人被历史遗忘，但却对历史的走向，尤其是中国现代商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在转折的过程中充当了商业革命的开拓者，但却终究无法进入大众的视野。
无法说清，这究竟是历史的悲哀还是必然。
“洋务运动”兴起、“立宪”浪潮汹涌、战乱中的商业稳定、五四运动后“国货”中兴……一系列涉及国家生死的历史事件，其背后都少不了那个被遗忘的阶层，以至于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才是推动历史车轮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他们避开了正史？
究其原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商人的不彻底性——从没有一个商人站出来用暴力进行革命，因为战争带来的商机让他们无暇卷入其中。正是缺乏“革命热情”让他们不会懵懂跟风，在舞台上限时演出然后沉入沟壑。过去的60多年间，商人和整个外部世界的角力曾经一度尘埃落定，但关于商人、企业家的道德审判却愈演愈烈。从媒体的口诛笔伐和大众的歇斯底里中，能嗅到浓烈的阴谋气息。
新中国60多年，几乎每隔10年就会发生大的经济转向，留给商人阶层的时间急促而短暂。1959年，“庐山会议”对错误经济路线的纠正始乱终弃，接下来的几年里，“大跃进”狂潮和大饥荒发生；1969年，林彪成为毛主席接班人，“四人帮”兴风作浪，国内经济一片凋零；1979年，改革开放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商业重获新生；1989年，关于民主和法制激烈讨论引发的运动为此后10年中国人齐心协力专攻经济、不再争论定好了基调；1999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2009年，王石、潘石屹为代表的地产商和郎咸平、时寒冰等学者还在继续为“民生”和“利益”进行博弈。有人说，中国楼市、股市正在复制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
未来的走势不明了，过去的变局还在断续上演。这条断断续续的经济脉络，还是给商人扣上了一顶从未更改的帽子：“无商不奸”。在大多数普通人眼里，他们“重利轻义”，他们唯利是图，他们毫无人情味。
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他们难道永远无法成为“最可爱的人”吗？
我们无法改变现实，只寄望于搜寻中国60多年商业记忆中一闪而过的那些名字，以求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漂浮得更加久远。
1958王选：从教师到企业家
关于这一年，或者延伸到整个20世纪60年代，商业的记忆实在乏善可陈。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在以国家为单位推进的整体运行过程的缝隙里，透出来的一丝丝具有浓烈象征意味的气息。
1958年，大跃进。中国在摸索前进和自我纠正的反复过程里，穿行在经济建设与政治活动的血火之中。此时，远在中东的阿拉法特创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法塔赫”。50年以后，阿拉法特早已辞世，巴以冲突却依旧凝合着东西方政治、军事冲突，宗教、种族矛盾，中东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太平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会议，讨论该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会议后大批反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抬头。
一场悲剧性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夏天，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并认为“三年到五年内，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完全可能”。西北、华北、西南等地区农业协作会议，纷纷不甘示弱，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3天后，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钢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立即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明年钢产可以超过3000万吨”。8月，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浪潮。
“整排乃至整连的农民扛着锄头和土筐，举着旗子打鼓排队走进庄稼地，就像要对势不两立的敌军作战一样”①——正当全国各地人民公社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这个研发成为50年以后中国IT经济泡沫的母题，也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化时代的发端。有人因此受益。
1958年，王选21岁，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年轻的他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和一大批过来人一样，内心深处充满矛盾，纠结于政治色彩浓烈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他从当初的教书匠成了院士企业家。
2006年，王选告别了方正集团，告别了这个时代。回想起来，王选以及那些和他极其相似的企业家们，始终处在商业微观与经济宏观之间，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方向。
第一代大学生的背影
假如新中国的大学生可以分为三代，王选及其同龄大学生应该算最早的一代。
这一代人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至1965年上大学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那时候的大学生就是“宝贝”的代名词。第二代是1977年到1996年，他们见证并亲身体会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当然有些人把握住了曾经的真空状态下的机会。1996年，国家不再包分配，招聘会开始出现，“大学生”这个曾经荣耀的符号慢慢从神坛坠落，直至现在。
不同的时代背景，塑造了中国三代大学生迥异的性格。
第一代大学生，大多为国家重点培养的紧缺人才。他们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浮躁的激情逐渐褪去，更倾向于稳重地从事各行各业。
他们中有人在科技和企业之间，找到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发明电子打字机的王缉志创立了四通；段永基走出航天部621所研究室，亲自导演了从四通到新浪的聚变；倪光南为联想研制出汉卡与微机；王选则开发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带着北大方正成功占领华文印刷的世界版图。
有人在其他领域也风生水起：和王选年纪相仿的曾培炎从技术道路走上政治道路；周小川现在掌管着中国人民银行；龙永图则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奔放似火的年代里，这批人单纯上进，刻苦钻研，一心报效祖国，将国家利益作为人生唯一使命。当斜阳下沉，激情偃息，天空露出一丝新光亮的时候，他们给后人留下的除了成就，还有背影——遥远的革命理想渐渐平息，这是历史的幸运，也是时代的悲哀。人之为人，除了健康的体魄和非凡的创造力外，超越物化世界的理想是无可争议的宝贵精神。过去的岁月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不堪回首的过错与苦痛，也许只有理想及其催生的革命热情才能让那段时光变得矛盾却令人神往。伴随理想成长起来的名字留在了昨天，任由风吹雨打，而遥远的梦想和单纯的热情，令人至死难忘。
成就一生的项目
新中国的命运，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些转变。那些引发转变的人和事，则三三两两地飘落在历史的青书上。曾经的波折磨灭掉了一些人的美好梦想，但后来的变革则让更多的中国人真切地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也惠及每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一体化的欧洲和战后崛起的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印刷业为例，激光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而中国的印刷业依旧逡巡在铅字的原始森林中。王选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一项目时，他经常挤公交车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找外国文献。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意义。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国家封闭，很多科技人员没有查阅外国科技文献的习惯。王选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借来的杂志往往是全新的，根本没多少人在关注国外的动态。事实上，生命尚且朝不保夕，学术上的动力又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