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情报所的资料却相当齐全。通过了解最新的印刷技术情报，王选得知：日本当时流行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机械方式选字，体积大，功能差；欧美流行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所用阴极射线管超高分辨率，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对底片灵敏度要求高，国产底片不易过关；英国正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但尚未形成商品。他充分估量所获信息，最后得出结论：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尤其是汉字二代机难度很大，没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机和飞点扫描式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将被数字存储的CRT三代机所淘汰。
新的问题马上出现。汉字字形信息量大，即使常用的3000汉字也远多于英文的26个字母。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汉字进行压缩？
王选毕业于数学系，很容易就想到了信息压缩。他设计完成一套把轮廓快速复原成点阵的算法。但常规计算机上的软件复原点阵速度很慢。最终，他设想用专用硬件将复原速度提高100到200倍，提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北京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上，王选抱病参加。虚弱的他无法说话，由妻子代发言并展示模拟实验结果。可是，他的方案竟然遭到多数人的冷嘲热讽，说他是在“玩概念”。
但王选无疑是幸运的，国家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转化成产业的重要性。他的大胆设想居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强大的政策主导下，病痛中王选坚持完成了别人眼中的“天方夜谭”：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8开报纸的一张胶片。在此基础上，《经济日报》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它卖掉了沉甸甸的铅字、铅锅、字模、字架等所有铅作业设备，全部改用激光照排设备。随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方正前身）与北京大学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即现在的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联合，从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开发与销售，主力产品正是王选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红旗机”记忆
1958年，王选毕业实习的那一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浪潮。
这一年的走势从《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世界最大的天顶仪：苏联已制造成功》、《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乃至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发表了题为《突破太阳系、飞进大宇宙》的文章，为狂热的时代推波助澜。
农民大放“粮食卫星”，工人大放“钢铁卫星”，中国科技界同样放出了一颗接一颗的“科技卫星”。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那个年代：①
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 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仅半个月之后，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年4年间，北大定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
北大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很快，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当然，中国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自欺欺人的假话而止步不前。也是在这一年，北大决定研制一台中型计算机，为此还起了一个火红的名字：红旗机。
时间回到4年前，17岁的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那个时候的王选大概不会料到，有一台叫做“红旗机”的电子计算机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更不会料到那台计算机会成为许多年以后催生中国信息时代的滥觞。
大学二年级分专业时，王选填了计算数学。当时，世界上第一台商业计算机在美国投入实际应用才不过6年。在中国，没有计算机，没有教材，一切都很艰难。
王选表现得非常实在，“选择正确的专业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起非常关键的作用，数学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3个专业，数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它。相比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②
但王选却有不同想法。他对那些古老、成熟的学科虽然非常着迷，但在他看来，这样的学科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很难取得新突破；而新兴学科则代表着未来，越是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
历史机遇使然，他在此时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这对王选“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958年到1961年，王选始终工作在科研前线。具体工作带给他的实践经验，为以后研究计算机软硬件打下了基础。3年里，中国经历了“反右倾”运动和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伴随这些事件的，是科研人员们静水流深的努力，“红旗机”的调试工作基本完成。王选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大量阅读国外文献。研究了计算机发展的状况后，他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苍茫的历史和未知的命运，为什么有时候会如此相似？正当准备大干一场时，病痛突然来袭，这时的王选只有24岁。重病让他感受到前途渺茫，迫不得已回上海养病。亲人的细心照料下，病情有了好转。枯燥而绝望的日子里，王选把家里唱片都听了一遍，把家里的杂志都看了一遍。自此，京剧也成了他持续一生的业余爱好。
1965年，病情好转的王选回到北京，参加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本来踌躇满志的王选再次受到打击，繁重的劳动使他的病情又一次加重。频繁的命运转折让王选遇到了陈堃。后者在生活上对王选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个人最终捱过了那段波折起伏的岁月。
从教师到企业家
转眼之间，商业大潮迅猛地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
多少出身草莽的创业英雄追波逐浪，在新中国商业史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禹作敏、鲁冠球、吴仁宝、陈春先、段永基……这些注定会留在新中国商业记忆中的名字蜂拥而至，和他们亲手编织的传奇故事一路沉浮而来。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原本有着体面的身份，还算凑合的报酬以及四平八稳的未来；他们是孩子和家长们尊敬的老师，是社会认可的对象或者知识精英，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打乱过往平静的生活，开始人生新的冒险。
今天提起“从教师到企业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俞敏洪。作为一名始终自称为老师的企业家而言，昂扬的个人理想和忽而真诚忽而调侃的个人语录都让俞敏洪成为“从教师到企业家”这一经典命题的最好代表。
很多人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心底会忽然涌现一股莫名的历史喜剧感。
改革开放初，中国土地上消失了20年之久的商贩阶层重新回到了舞台——南方的小商贩一路北上，走街串巷叫卖锅碗瓢盆；北京的无业青年们风火南下，拉回来整车的廉价手表和钢笔，获得了可观的钞票和“倒爷”的称号。
这些从不同方向最终汇合在一起的人们，如同淹没了沙土砾石最终汇入大海的溪流，最终打开了一条通畅的大道。然而，“倒爷”、“商贩”、“小生意人”等等一系列感情色彩浓烈的称号，依旧透着在理想与现实交锋中迸发出的种种无奈。很明显，实在没有正经职业的人，甚至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出狱的劳教犯，无所事事的游民和迫于生计、试图扭转境遇的农民，才会迫不得已捡起这些称号扣在自己的头上。
此后，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战胜了清贫稳妥的刻板信念。当“万元户”、“个体户”逐渐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商贩阶层正名的时候，历史终于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拥有正当职业的教师阶层仍然声望很高，但他们中一些头脑灵光、思想前卫的人经过反复思索，在层峦叠嶂的“走”和“留”的激烈斗争中作出了终极选择，继而开始尝试另一条路——他们称之为“下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选开始从科研人员转型为企业家。那个年代恰好是新中国商业的青春萌发期。商业回报不断刺激着一批体制内耐不住寂寞的人，或者主动下海，或者为大势所趋，纷纷进行着个人身份的微妙转变：
民办中学教师严介和，东拼西凑了10万元，注册成立了淮安市引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即后来的太平洋建设集团。他以工程队起家，在道路桥梁建设大潮中掘得生意上的第一桶金。随着城市化建设迈开步伐，严介和的项目订单一度突破2700亿元。
同时代，复旦大学老师郭广昌用借来留学的钱，注册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这个瘦削的浙江台州人，架着一副眼镜，骑着比身体大得多的自行车在阳光里穿行。10多年以后，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郭广昌的企业挂牌香港联交所，身为董事长的他估算持股价值超过320亿港元。
对于老师们而言，那是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萌生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这种论调随着商品经济和信息产业的萌发，愈来愈高涨，一直延续到今天。老师待遇低，社会认知也从改革开放初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崇高踏实变得浮躁空虚，这种认知也不无悲哀地延续到了今天。一批出色的教师下海经商，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他们而言，那是最好的年代。
王选的转型却不同于普通老师的下海创业。因为在技术上，在社会地位上，王选都受人敬仰。他既不像严介和那般英雄草莽，也不像郭广昌壮怀激烈，更不似俞敏洪的梦想激情，他的创业属于科学技术进行产业化的大势所趋。
对于王选，1988年和30年前参与“红旗机”研制一样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1988年，北京注册了第一批私营企业，而在修改后的《宪法》中也首次出现了“私营经济”这个词汇。就在1987年春节，方正也开始研发报业排版软件。这一软件的研发成功引发了市场格局的彻底变革，北大方正和潍坊华光公司同时拥有了照排系统，而核心硬件都出自王选之手。
这一年，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仅有进口产品1/5的价格占领市场，一年时间，订货款就超过1亿元。一年后，来华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市场。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最终占领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随着激光照排系统在《经济日报》的应用，中国报业开始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报业信息化发展第一浪潮。
勿忘之人
王选曾引用过一句话：“预测未来的最高境界是发明未来。”这句话最早出自发明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的Alan·Kan口中。从话里，我们可以延伸出这样的逻辑：这是信息时代，发明未来的人理应属于这个行业——高科技。
他们开启了一个时代，他们身上带着异常明显的时代烙印。
通信、软件、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有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高速发展，正因为发展快速，因此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也远高于传统行业。网络经济一度爆发，其泡沫又瞬间破灭，从业者一夜之间从先锋到先烈的转变令人欷歔。通信业的3G之争，小灵通等边缘产品的大起大落，摆在电信企业面前的路充满疑问与未知。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高科技产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土竞争，更严峻的考验在于全球化竞争。高科技产业的从业者一般都具备出色的技术能力和优良的教育背景，工程师、教授、留学生是其主体，技术创新能力是高科技企业在市场中的立身之本。他们的成功在于对主业的专精与升级，即便企业资金充裕，他们更愿意对技术和研发进行投入，坚定地走专业化道路。
1995年左右，很多民营企业在民进国退的大潮中忘乎所以，争相发布着自己的多元化宣言。很快，泡沫被野心撑破。穿过风雨的那批人，大多都坚守着专业化路子，即使走多元化道路，核心竞争力——技术，没有丢。
2008年，求伯君的名字已经写进中国软件的历史，他写出了WPS这个和微软抗争了10多年的国产办公软件，是程序员荣耀的象征。随着金山的上市成功，求伯君也最终成为国内最为富有的程序员出身的创业者。
王江民所造就的是中关村的另类传奇，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杀毒传奇。初中毕业，38岁开始学电脑，45岁独闯中关村办公司，在全球6万种电脑病毒中，王江民就亲手杀过1万多种。技术出身的王江民始终认为高科技企业就得靠技术，靠市场只能炒一阵子。
然而，有些人赶上了激情燃烧的年代，却错过了科技产业化的新世界。“两弹元勋”邓稼先、固体物理学的开拓者黄昆、“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钱三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童第周等等，他们理应被我们记住。
这一点上，王选很幸运。1980年前，他的技术方案被大多数人评价为“根本做不出来”；1981年激光照排原理性样机鉴定后，直到1989年前，多数人的估计是“即使做出来，也无法与外国产品竞争”。事实让质疑的人哑口无言，同时记住了王选和方正的名字。
最后的时光
人民网2006年2月13日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王选13日11时许在北京病逝。”在他的头衔中，没有和“方正集团”相关的信息，人们还是习惯将他看作出色的学者，尽管他同样是出色的企业家。
据王选的助手丛中笑回忆，1985年王选的家里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他工资不高，但作为技术人员多次去香港和国外。在国外的大商场看见很多人一掷千金，他似乎总有一种想法：“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些买高档物品的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对于物质的淡泊让王选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他最欣赏一种说法：“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
由于自己事情多，极少有闲暇，王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那些可以尽情享受业余爱好的人的羡慕之情。他是一名京剧票友，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他终于可以不想其他事情，偶尔哼几句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