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道破天机。当时的工人，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主人翁。以厂为家的观念让那个年代的工人们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厂里的福利房，年老后可以“不劳而获”领退休金，都不只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过去的体制生活是多么刻骨铭心。半个世纪以后，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希望能挖掘到他们在那个充满荣光的日子里，究竟在做什么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说：我很平淡，没有故事。数十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早已渗入血脉成为一种习惯。
以一汽为例，回忆那个汗流浃背的年头，到后来关于一汽的诸多变故，老工人们有太多话想说：“改革开放30年一汽的变化太大。拿仓库来打个比方，以前货品出库、入库都是凭票，现在只要在仪器上一扫，信息就输入电脑了。”除了细节上的变迁，厂区逐渐扩大，生产线越来越先进，一切都让老工人们颇为自豪。
毕竟，一汽的诞生，源自一片荒芜之地。
1953年，一汽动工兴建，2万多人的建设大军在长春市郊不分昼夜苦干。50年的时间，放在历史中并不算长，对于一个人而言，则是大半辈子。一汽很多老工人，从厂兴建就参与工作，此后生老病死都和一汽连在了一起。当时有一种说法叫“顶班”，父母退休，子女继续在父母的岗位上任职，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情况。就是这种模式让一个工厂和活生生的工人们血脉相连、世代相传。
第一辆轿车下线，第一辆卡车上路，红旗车开进中南海……外部世界的每次震荡，都与车间里的某位工人在零件上的轻轻敲打有关。中国汽车业的自豪与荣耀，来源于工人在车间生产线上淌下的每一滴汗水。
时光飞速向前，工人阶级也有了新的意义注解。2008年，王洪军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参加全国“两会”。
过去的18年里，他发明制作了钣金整修工具40余种2000余件，提炼出123种钣金修复方法，创造了“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在他的培养下，出现了一支200多人的高技能钣金整修队伍。他的维修法和维修工具直接为企业带来了34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他发明的修复法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工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这个出色的工人来自一汽集团。而一汽建厂史上，曾经涌现出大批“明星”职工：全国劳动模范于永来、李黄玺、李骏，“中华技能大赛”得主李凯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方向远、孙长春、程传海，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车工状元”马元国……这些工人明星一度成为一汽在汽车品牌之外的另一个人才“品牌”。所有的光荣称号属于新中国汽车工人，和其他行业的杰出工人代表一样，他们共同构筑起共和国的工业梦想。
每当碰到这种宏大的叙事角度时，有心的记者、作家们都在思索：工人们的个人梦想是什么？
2006年底，成都有一家拥有3万工人、10万家属的工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承载了那么多人生活记忆的工厂灰飞烟灭，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取而代之。工厂消逝了，那无数工人的记忆呢？
随着共和国梦想的升华，这些关于工人的记忆和个人梦想似乎渐渐消散。
新中国60多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国家富强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60多年来中国为这种尝试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又开始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人，将何去何从？如贾樟柯在书中所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
1959，红旗飘飘
1959年国庆节，美国《时代》杂志登载了一张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大典的照片，身旁是远道而来的赫鲁晓夫。杂志为照片配了这样的文字说明：“毛的脸上依旧是熟悉的慈祥，赫鲁晓夫热情洋溢地望着远方。”
整整10年前，那些衣着朴素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解放全中国。面容慈祥的毛泽东发出了警告：让国内外的反动派见鬼去吧！
10年过去，1959年的国庆大典，对于西方人而言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
他们曾冷冷地看着这个新成立的东方共和国，用充满鄙夷和不屑的目光为崭新的新政权前途下了各种各样的残酷断言。10年过去了，这个国家在一片废墟上逐渐变得井井有条，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西方人大概对自己的判断也产生了怀疑。不过，他们有了更具体的验证自己判断的着眼点：新中国的10年大庆，国家领袖会乘坐哪国生产的汽车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理智的西方人只凭借理性的判断：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在纷繁复杂的各项经济建设中抽出精力来发展汽车产业。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个国家从领袖到民众的爆发力。
此前1个月，10辆红旗轿车送往北京，专供国庆10周年阅兵式使用。
在中国，没有一辆车，会选在中南海进行新车试驾；没有一辆车的停产需由《人民日报》告知全国；没有一辆车，会承载国人关于汽车工业的遥远梦想。当然，红旗轿车除外。
1958年8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一汽还没有高级轿车的研制经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临着在10周年国庆大典上乘坐外国轿车进行阅兵礼的尴尬局面，于是中央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艰巨任务。
一汽人不敢怠慢，他们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一辆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以此为模型，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进行改造，整部车用纯手工制造，最终完成了一辆高级轿车。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全厂万人大会上，正式给轿车命名为“红旗”。
9月19日，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中央领导到一汽视察，红旗轿车就此定型。此后，一汽的工程师们又对红旗轿车做了5次系统的试验，轿车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这是中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CA72红旗轿车在北京国庆庆典上登台亮相，国内外竞相报道中国第一车的消息。1960年，红旗轿车编入《世界汽车年鉴》。五面红旗的标志在红旗车的翼板上飘扬了两年后被改为三面，代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红旗车的诞生糅合了复杂的民族感情，刚刚从苦难和屈辱中抬起头来的中国人，急需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汽车工人们怀着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和虔诚信仰，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凭着难以置信的意志力，一锤一凿地敲打出飘扬着时代特色的“红旗”车，飘扬的红旗代表着他们的梦想。
只可惜，迅疾的潮流不断冲刷着这条曲折的梦想之路。
20世纪80年代，红旗车被推向激烈的国际竞争。尽管拥有出色的自主研发能力，相较于有着数百年工业发展经验的外国轿车，还是相去甚远的红旗遭遇了挫折。当它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时，潮水般涌进中国市场的外国汽车品牌已经成了中国人关于汽车的新选择。而50多年来，关于红旗和国庆大典的联系从未间断，可是以红旗车为代表的国产车几经命运波折——限量、停产、整改、转制……
2009年2月，有媒体报道称，红旗HQE车型已被选定为国庆60周年庆典的专用阅兵车。红旗车在市场转轨后，重新进行市场细分，车辆的商业定位也更加清晰，此次作为国庆专用阅兵车的HQE车型就是红旗的超豪华车型。
作为民族品牌，红旗似乎从未走下过历史的舞台，“坐红旗车”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成为时代的特殊政治记忆。不过，如果红旗要摆脱这种狭窄的定位，更加平民化的“福特式”梦想——人人买得起的坚固轿车，理应成为战略选择，而政府应当率先扶持。
日本汽车在“二战”后为扶持民族汽车工业，对外国车征收高额进口税，大量采购国产汽车作为公务车，丰田、日产、本田等一批汽车巨头因此崛起。然而，当奥迪、宝马入围政府车采购名单时，普通中国人却一直很困惑且纠结。就像童话作家郑渊洁提出的疑问：“倘若连国家主席在60年大庆上都使用纯正血统国产车阅兵，政府其他官员怎么就不能乘坐纯正血统国产车呢？”
风火长春，中国一汽
1953年，一汽在长春破土动工，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大量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汽车厂。两万多名建设者成为一汽最初的主人。短短一年，一汽以惊人的速度建成。随即，它开始在各种波折中迅速成长。
1958年至1960年，经过中间的短暂纠正，“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还是走完了3年的历程。这3年里，刚刚走上正轨的一汽在大背景下，急于求成、忽视科学的态度，造成设备失修、质量下降，企业管理严重削弱。1960年冬季，一汽开始了为期3年的整顿，企业的生产秩序和管理逐步恢复正常。1965年和1966年，成为一汽开工生产以来最兴旺的时期。然而，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再次让一汽陷入动荡。
在困境中挣扎了10年。1977、1978两年，新的政策让一汽重新启程，各项经济指标又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一汽出汽车，出人才，为全国汽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完成了建设二汽的任务，承担了一些对外援建项目。
1980年末到1983年，一汽制造出了“解放”第二代产品，开展了学习日本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建设性企业整顿等活动，为企业进一步更新换代打下了基础。解放牌卡车在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中深入国家的各个领域，庞大的企业在第二次创业时期焕发了新的生机。
1984年，一汽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改革。在国家高层的支持下，一汽扩大了产品自销权、外贸外经权和规划自主权；抓住了上轻型车、上中重型卡车以及上轿车的机遇，同步进行大量的扩建、新建的前期工作。
风风火火的长春，中国一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狂飙突进。
1988年到2001年末，重点发展了几十年卡车的一汽将目光转向民用轻型车市场。轿车、轻型车的投产让一汽加入了中国现代轿车市场的竞争中，是一汽的第三次创业。通过建设一汽轿车、一汽大众两个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以及兼并、重组、改造轻型车生产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中、重、轻、轿四类并举，一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现代集团公司体制的转变。随着与外资品牌的合作，一汽也由单一的国有资产向多元化资产结构转变。市场方面，一汽的产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1年12月，一汽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宣布一汽第三次创业的使命已经完成。作为中国汽车企业的龙头，一汽的历史对今天的汽车产业有着极为深刻的寓意。一个依靠举国之力兴建起来的大型汽车厂在市场经济局面下，改制成为现代集团企业，产业链不断延伸，集团规模持续增长，随着国家整体经济的如风前行，一汽不断寻求着新的突破与辉煌。
红旗车波折
作为一汽的精神象征，红旗轿车的命运让老一代一汽人难以忘怀。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突然刊发一条消息，短短一行字宣告了红旗轿车的终结：“红旗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
红旗轿车在此后数年间，远离了曾经的荣誉与光辉，不免让人产生历史的伤感。红旗轿车催生了一汽轿车分厂的成立，为其后合资道路打下基础，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民族汽车工业人才。今天两大民营汽车巨头奇瑞和吉利的，不少人曾在当年参与过研制红旗车。当然，为政治服务的红旗在客观上扼杀了当年粗具生产条件的东风轿车。
停产前的20多年里，红旗轿车“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决定了红旗的产量。据官方数据称，从1958年至停产期间，各型红旗车共计生产1510辆。
停产令颁发，见证了红旗诞生的工人们如坠冰窖。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国宝级轿车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落得如此下场。原因众说纷纭，曾经有报道称，红旗轿车质量不过关被迫停产。亲历整个事件的一汽工程师黄兆銮承认当时红旗车存在质量问题，但他认为红旗的停产源于1981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当时，黄兆銮代表一汽参会，一汽党委书记徐元存向中央领导倾诉红旗轿车的苦衷，“干一辆赔一辆，赔了几千万元”。黄兆銮回忆说：“那些话，本意是让上面考虑能否提高收购价。那时一汽重点还在解放车，生产红旗轿车是为政治服务，不是为了经济效益。”
主持会议的领导听完徐元存的话当即表态，“赔钱就别干了，中央用车可以进口。”这句话导致了停产令。红旗轿车停产的最深层原因，也是受到了汽车工业“合资思潮”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为政治服务的红旗轿车，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牺牲品。
1983年，曙光重新照亮了红旗车。这年，国家要求一汽在1984年国庆节前生产一批红旗检阅车。1983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搏击之年。第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下线，自主品牌上海从此消失。10月22日，经委机械局副局长鲁兵曾说道：“红旗要进一些关键件提高质量，要快。红旗车声誉还是好的，外国人认为坐‘红旗’是政治待遇。现在上海是桑塔纳的牌子，如果再不生产红旗车，就没了自己生产的轿车。”
1984年9月6日，两辆装有美国发动机和联邦德国风扇的红旗检阅车送抵中南海。10月1日，邓小平在崭新的红旗检阅车上完成了对海陆空三军的检阅仪式。
时光深沉
改革开放继续向纵深发展，中国随之出现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进口车浪潮。
新中国成立35周年，红旗检阅车重回舞台，这给红旗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一汽厂领导开始多方奔走，力争恢复生产红旗轿车。时代早已更改，仅靠自我开发的步伐太慢，无法跟上急速变化中的市场经济，红旗最终走上了一条合作之路。
1984年2月，一汽以奔驰高级轿车作为模板，拟出了一套新一代红旗车方案。但是在4年的磋商之后，最终被奔驰公司否决。一位轿车分厂技术高管在报告里写道：“借助国外名车改造红旗车，并不丢脸。丢掉与奔驰的合作是错误决策……”①
事实上，这只是一面之词。一汽与奔驰谈判期间，美国福特公司各种零部件和空调系统，都曾被试装进红旗CA770中。这款红旗经典车型除了外形还保持原样，内部机件几乎全部为外资产品。由于中国零部件保养产业尚未成型，因此这样的红旗车保养成本惊人。所以，单纯的复制并不能让红旗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