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1958年7月，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上，王进喜提出“（钻井进尺）月上千（米），年上万，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奋斗目标。随后，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009米，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纪录：一年的进尺相当于旧中国42年钻井进尺总和。
王进喜“6岁沿路乞讨，10岁给地主放牛，15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熟悉苦日子的人，对于新时代总抱有无限憧憬。新政府依靠工农阶层发展生产力的大方向给了旧社会饱受压迫的底层人群一个光明的许诺——国家的主人。王进喜就是在高度的主人翁心态下，产生了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1959年9月，他当选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休会期间，他参观首都“十大建筑”。在路上，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 内心百感顿生，忽然意识到了石油对于这个年轻国家的重要性。恰在此时，东北发现大庆油田。王进喜当即申请参加大庆石油会战。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日夜兼程赶奔大庆，翻开了叙写一段精神奇迹的篇章。
到萨尔图，王进喜下了火车，没有过问吃住问题，而是找到调度室问：“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得知井位在马家窑附近，他带队步行两个小时来到井场。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土地，他难掩激动：“这回我们掉进大油海里啦，甩开膀子干吧。”当天夜里，全队33人，有的住在老乡的马厩、牛棚里，有的就在野外风餐露宿。第二天到火车站，本队钻机没到，就帮助别的队卸车，一连卸了7天。
4月2日，从玉门发出的钻机运抵萨尔图。那时吊车、汽车、拖拉机非常少，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无法卸车、搬运和安装。王进喜发话：“就像打仗一样，不能退下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意思地是，多年后，王进喜这句著名的话成了今天的官员们在动员大会上最常说的一句话。
他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安装。连续三天三夜，王进喜没离开车站和井场。房东大娘看见他如此不要命，对工人们说：“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
“铁人”名号从此得来。
第一口井完钻后，王进喜指挥放架时，被滚堆的钻杆砸伤了脚，当场晕厥。醒来时看到工人围着他抢救，井架还没放下来，说：“我不是泥捏的，赶紧放架子。”
领导知道后，把他送进医院，他却从医院跑出来，回到第二口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发生井喷，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经过研究采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比重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没有搅拌器，王进喜干脆扔掉拐杖，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这便是后人熟知王进喜的经典一幕。身后的工友们被这种不要命的精神感染，纷纷跳进泥浆池。他们用血肉躯体，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工业英雄，依然未能逃过“文化大革命”浩劫。动乱期间，王进喜被关进牛棚，受到了无情的揪斗和残酷迫害。1970年春，王进喜到江汉油田学习和慰问，足迹遍及井场工地。4月万里西行，去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归途，胃病发作，到北京经医院确诊为晚期胃癌。10月，王进喜因病去世，时年47岁。
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4年之后，以王进喜为原型的电影《创业》摄制完成。电影中，导演用一句话为他的一生做了最后的总结：为人民鞠躬尽瘁，为自己不取分毫。
这一年，历史正在转向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公营机械化农场在东北诞生：通北、赵光、宁安、兴凯、八一五、九三……10年以后，北大荒人把渺无人烟的亘古荒原建成了中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有农场群，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成为举世闻名的“北大仓”。
北大荒人加固了中国的农业格局，大庆人则令中国的石油格局陡然发生扭转。而这一年，中国工农业的精神命题是“转向”——由贫瘠转向基本自足。
1960年7月，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党的临时办事机构——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王、马、段、薛、朱”运动的决定》，称赞五人是全战区的“五面红旗”，号召全体参战职工向他们学习。除了著名的铁人王进喜，名单包括有1202钻井队队长马德仁、1206钻井队队长段兴枝、采油队队长薛国邦和水电指挥部副大队长朱洪昌。
他们的故事在今天的多数人看来不可思议，却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1960年4月，马德仁率领钻井队来到大庆。在第一口井钻前动员大会上，马德仁说：“我们在新疆打出了威风，到大庆还要站排头，我们要做永不卷刃的尖刀！”4月中旬，井位确定，马德仁带领大家挖水池、泥浆池。由于地冻，一镐只能刨出一个小坑。他们起早贪黑地突击，最终完成了开钻前的土方工作。
段兴枝善于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被人们誉为“智勇双全的钻井队长”。他带领职工革新技术，把大钻机小鼠洞接单根的工艺移植到钻机上，提高工作效率，首创了冲鼠洞新工艺，在全油田和石油系统推广。
油田出油后，上级把第一列车原油的输送任务交给另一面“红旗”薛国邦所领导的采油队。严寒使原油凝固、输油泵打油受阻，为了把原油按预定时间运出，他毅然脱掉棉衣，双手抱住高温蒸汽管，跳进油池，用蒸汽温原油。蒸汽管把手烫得钻心疼，他却始终坚持到泵满罐为止。还有一次供油管线脱扣，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顶住喷着原油的管口，高压原油的强大压力打得他周身麻木。
山东人朱洪昌所在的三大队负责承建17.2公里大口径、长距离输水管线。托管机履带板被钢丝绳卡住变形，为了避免影响施工，工人们商量采用喷灯加热使钢板变直的办法。不料喷灯喷油过多，机车四周燃起大火。他不顾危险，甩掉衣服，冲上去奋力扑打，手和脸烧起串串火泡。火扑灭了，他进了医院，伤势稍有好转就迫不及待出院。供水管线通水试压，他带伤到各处去检查试压情况。发现有一处焊缝冻裂漏水时，为不影响全线试压，他带压带水补焊，不顾身上旧伤未愈，跳进水中一边用手把漏缝的水抹干，一边让焊工补焊，“飞溅的焊花刺穿了朱洪昌手上缠着的绷带，露出了还未长好的伤口”。焊工见此情景，停止补焊，他说：“现在前线各部门等水，不能把工期误在我们这儿。今天我要比一比，是钢铁硬，还是我骨头硬。”
这种穿透历史的描写总是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丝毫不怀疑这种记录的真实性，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精神力量真的可以如同神迹般激发出无限潜能。
1963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中国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汽车、飞机、重型机械每天都在不停地运转，并且数量越来越多，石油企业财富陡增。可是，在这个因为商业的过度发展，而耻于再谈“精神”的年代，不知道这些企业在“以逸待劳”的同时，是否还能清晰地领悟那些已经死去的力量？
有人登台，有人谢幕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当王进喜和大庆成为这个国家亿万民众景仰的楷模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则在质疑与谩骂中，心有不甘地淡出了学术圈。他用了整整10年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问题，而当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著作《新人口论》，却遭到了潮水般的攻击。
在那部“引火烧身”的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30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人口增长过快会带来什么后果，书中写道：“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搞社会主义，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大办轻工业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原料多数来自农业，人口多、粮食紧张，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人均不到3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①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日后的问题会更加棘手，更难解决，农民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简而言之，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过重的包袱，对发展经济、民生、资源分配极为不利。这些50多年前的判断被人当做罪状予以驳斥，50多年后，中国正在为这些问题焦头烂额。
激增的人口确实在某个阶段为中国带来了稳定的收益，可很难就此作出结论：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能在更长远的时间里傲立潮头。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已经在为历史埋单。
中国制造曾经让“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获利颇丰。当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蓦然惊觉，这个国家的市场缺乏核心创造力。过去的种种热闹场景似乎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之后的短暂狂欢。随之而来的是严峻的“三农问题”，尽管计划生育工作力图刹住过快的人口增长车轮，但问题已经摆在面前：国力在增长，人均占有资源却在下降；经济在发展，城乡矛盾却日渐尖锐；耕地在萎缩，城市人口却在不断扩张；产业结构在升级，雇员却大批失业……
每当于此，人们总在说一句毫无意义的话：当初不要生那么多孩子，今天不至于这般田地。
不是历史无法参透，而是眼睛被狂热蒙蔽，那些少数睁开双眼的人却横遭挞伐。为什么在当初那样“众口一词”认为“人多比人少好”的环境下，偏偏是马寅初独自冷眼旁观，公然与领袖“唱反调”，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幼年的马寅初一心读书。父亲马棣生却认为马寅初聪明伶俐，让他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人的命运有时候难以言明，但尊重自我意愿却成了中国父母难以兑现的虚假承诺，今日中国的儿童依旧在充当父母意愿的实现者。
这样的“逆境”中，马寅初进入上海“育英书馆”，成绩年年班上第一。后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3年赴美国公费留学，先入耶鲁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12年的异国求学生涯之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名为《纽约市的财政》的博士论文，让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为之动容，这部著作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辛亥革命结束，马寅初学成归国，著书立说，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1927年到1937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抗战期间，他继续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大发横财的不齿行径。
新中国的成立让马寅初看到了希望。他在学术上也获得了更好的平台，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狂热却让冷峻的马寅初时刻保持警醒，他将自己的真实想法仔细地记录在每本著作中，要用笔杆子为红色政权增添一些冷色调。然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最终将冰冷的“水”泼到了自己身上。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还是人多好。”于是，“人多是好事”成为人口问题的主流思想。正值中共党内从整风运动向反右派斗争转变时期，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和主流思想不一样，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把它同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联系起来看待。《新人口论》遭受批判在劫难逃。
庐山会议，反右运动风云再起，已有人撰文批判马寅初。周恩来对马寅初的处境非常担心，特邀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做一个检讨，以便在运动中过关。马寅初婉言拒绝，说：“我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①
好一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l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从此消失在中国的学术领域。现在，时间已经证明了马寅初的正确，然而过去注定无法更改。我们只希望，从现在到将来，不会再发生将正确当谬误、奉荒唐为真理的怪事。
延伸1960：大庆，一座城市的短暂荣光
大庆在1960年开启的辉煌总是让人惴惴不安。
不同时期，不同媒体的记者来到大庆总绕不开一个话题：“总有一天油会采完，到时候大庆怎么办？”这是摆在大庆面前的现实问题，无法回避。和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城市并无二样，大庆也终归要面对那一天。
1964年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40年后，大庆油田的产量首次下降到5000万吨以下。产量递减是资源开采的客观规律，这不是“斗天斗地”的革命意志能战胜的东西，更不可能“人定胜天”。
大庆的辉煌在1997年还在延续，这年原油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601万吨，但此后就开始逐年递减，年均递减率为2.2％。
作为一座油田的大庆已然衰老，但作为一座城市，又是如此年轻。作为一级政府，大庆市小得超乎想象，甚至一直都没有自己的独立财政。这种历史的特殊沉积让大庆产生了很多矛盾。
首先是结构的极不合理。石油经济“一油独大”，“占全市经济总量的72.7％，非油经济仅占27.3％，地方财政收入的75％来自油经济”。①其次是体制问题。国有经济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命脉，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超过大半都由国有企业承办。另外还有文化矛盾，大庆也是最早进入计划体制的城市，退出体制的时间晚，老观念根深蒂固。原油产量的递减进一步加深了这几大矛盾。大庆市政府危机重重。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我们这一代大庆人面临历史性的选择：是做矿竭城衰的巴库，还是学矿衰城兴的休斯敦？”大庆市委书记王志斌自问自答：“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力。”先后在东北几座矿区工作过的王志斌，目睹和经历了东北煤城的兴衰。
大庆市的领导人要比其他城市的一把手承担更多的困难，尤其在狂奔了40年已成强弩之末的今天。
像大庆这样“成也能源、败也能源”的城市在中国不胜枚举：甘肃白银号称“中国铜城”，从1964年建成投产到1999年累计为国家生产有色金属285万吨。到20世纪末，白银的铜矿资源面临枯竭。同样身处甘肃，曾以“镍都”著称的金昌市，1964年建成投产，镍产量一直占全国90％以上。按目前的开采速度，金昌市镍矿富矿开采年限只剩下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