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进财成立互助组，组员都是青壮年，因此被称为“好汉组”，剩下老弱病残。陈永贵毅然脱离了“好汉组”，把老汉和娃娃们聚在一块办了“老少组”。他说：“要当好汉，就要当新社会的好汉，不做那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他的义气行为很快被上纲上线到集体意识。凭借此事，陈永贵脱颖而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以后的日子里，陈永贵时刻没有放弃他的“大公无私”的形象，始终全心全意在细节上诠释出一个“为国为民”的农民大叔：把便宜的马车送给邻村，自己出高价另买一辆新的；卖谷草，不能接受两角一斤的价格，一定要3分钱一斤才卖；让父老乡亲把大米白面交给政府，留下玉米窝头自己食用……年老得癌症，死后也留下一大堆药片——都是半片，他将医生的药片服一半留一半，留给国家。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为陈永贵增添了不少政治光彩。
陈永贵执著坚持农民的身份以及“为国为民”的特立独行，在某些人看来是矫情甚至是沽名钓誉。他有着对立的两面：一方面，他“唯上”，极力迎合当权者的好恶；另一方面，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希望让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最终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可。然而，当两者碰撞在一起时，所激起的火花最终却变得荒诞不经。
马克思说过，农民“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
陈永贵是农民，但他是一个有权力欲的农民。所以，当曾经的农民都以为陈永贵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时，陈永贵反而把他们推向错误的轨道。
农业学大寨
支持人民公社的村支书不只陈永贵一人，但支持人民公社并把集体优势凸显出来的只有他一个，这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如果村支书忠心耿耿，而人民公社灰头土脸，再信誓旦旦也上不了台面。陈永贵的大寨则光鲜亮丽，因此他有更广的仕途可走。
1952年底，参加丰产劳模会，陈永贵知道中国最拔尖的农民在做什么——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紧随脚步，筹办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他超额完成了粮食统购任务。4.2万斤的任务他完成了4.5万斤。青黄不接的时候，单干组和互助组里有些人揭不开锅，陈永贵就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粮，社员们不肯，他带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
1953年，陈永贵又开始了他的大手笔——平山造田。莎荫和范银怀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陈永贵的“壮举”：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60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们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50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1953年冬，陈永贵带领50个劳动力在一条700米长的山沟里干了18天，沿沟底垒了7道石坝，造地6亩。不过，他这种“深沟筑坝，拦洪淤泥”的方法，是在洪水的必经之路设置障碍。没有科学的疏导洪水的方式，造田必将被洪水毁于一旦。陈永贵的部分人工造田先后两次被洪水冲毁。陈永贵百折不挠，以石灰灌浆，最终保住了田地。
5年后，陈永贵共带人造田70余亩。单从经济上算，此次造田得不偿失，其产生的政治效应却是空前绝后。陈永贵平山造田，发挥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时，他改造山河不是寄希望于“子子孙孙无穷尽”，而是证明集体的力量。当时，治理农村“先政治统一，再经济发达”，要统一成千上万个农民思想，使他们步调一致，光有共产主义的口号还欠火候，他们需要具体的崇拜形式——集体。只有让农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集体的势不可挡，他们才会对集体产生淳朴的崇拜。陈永贵的造田行为，符合了政治的需要。
1955年12月25日，应上级号召，陈永贵成立“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浮夸风猛吹，人人放“卫星”。《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陈永贵放了几个“中不溜”的“卫星”：①
大寨新胜农业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大胆想、大胆干的精神，在神土角、干圪梁上亲自种植了2亩谷子试验田，经过县、组监收监打，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它打破了部分人生产到顶的思想，树立了谷子高产丰产的大红旗。
与其他恶吹浮夸风的人相比，陈永贵显然老实得多。或许，他认为这是对党和国家的欺骗；或许，他预见到了其中的浮躁，泡沫终将破裂；或两者兼有。究竟如何，我们已无从考证。
1958年8月21日，敏锐的陈永贵从报纸上得知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带领7个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两个月后，陈永贵在大寨办了3个公共食堂，一度实行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花钱，吃粮不定量。县妇联的总结语是：“办食堂一年来，总共吃白面饺子八顿；蒸馍四顿；油果一顿；烙饼一顿；拉面一顿；大米干饭四顿；生活吃得好，粮食用得少。”
1958年，大寨人均年收入只有67元，离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还差得很远，但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还觉得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有诗为证：
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
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
家家铺盖叠成堆，每人平均五身衣。
春夏秋冬各一身，还有一套省穿衣。
群众文盲已扫完，全党全民闹红专。
晚上音乐伴演唱，演唱歌声震山川。
不过，1958年正是“卫星”满天飞的时代，恐怕这打油诗里也掺了不少水分。
陈永贵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山沟里的极品小芝麻官，像他那样的劳模更是成千上万。那个年代能瞻仰毛泽东一面或者与其握握手，已是莫大的荣耀。陈永贵却能参加毛泽东的小型宴会，与后者比肩而坐。这是因为陈永贵的很多行为表现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合作化之后，毛泽东最痛恨的就是基层干部的腐化，以权谋私，不参加劳动还要记工分。陈永贵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的典型。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这样描写陈永贵的日常生活：“永贵同志一贯劳动积极肯干，他每天总是12点以后休息，早上4点起床，白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工作时间。……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遍。”
经过多年宣传，昔阳成了全国干部学习的标杆，陈永贵的名字渐渐从下到上渗透，最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
天灾
到1961年，饥荒的真相难以掩盖。“自留地”的出现，缓和了农村的灾情。在中央领导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下，农民部分自留地的收入远远大于公社收入。
中南海，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人民公社——到底是不是乌托邦，以集体劳动代替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是不是一定就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这次，主张保护自耕农利益的刘少奇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人民公社受到空前挑战，要保住人民公社，就急需一个证明人民公社好的案例出现。这一年的洪水是天灾，却阴差阳错地让毛泽东和陈永贵——两个政治地位悬殊的人，最终有了交会的机会。
8月2日，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暴雨铺天盖地而来。第二天，雨还没停，陈永贵看到一份赞扬自己的《人民日报》通讯，称其“心里只有劳动、革命。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阶级观点，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陈永贵在全国已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角色，其政治形象已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不过，舆论的推波助澜只是铺垫，陈永贵还需要新的政治机遇。
暴雨下了7天7夜，小山村多年辛苦攒下的财富全被洗劫一空。回到大寨，陈永贵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给乡亲们道喜。人们欲哭无泪，陈永贵反问：“人在还不是大喜？”同级干部中，像他这般语出惊人者，实在少之又少。然而，“人民生命高于一切”，这是一个与社会主题多么契合的论调！
大灾面前，除了自救，大多数村干部的第一反应是把灾情呈报上级，请求支援，以获得赈灾款或物资。可陈永贵一反常规，提出了“三不要”与“三不少”，宣布大寨人自力更生，自己解决灾情。“三不要”，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事后，媒体报道一边倒地都称，“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事实的真相却是：灾难后的大寨人因为缺穿少粮，过得异常艰辛。
好典型硬生生被一场暴雨给淹出来了，陈永贵借此名声远播。头上裹着白毛巾的他终于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面对台下万余名或有才或有权的观众，没有底稿的陈永贵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让不少习惯了在大小场合照本宣科的官员觉得汗颜。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这个山沟里走出的农民刮目相看。不久，在中国如何突破国际封锁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大寨的陈永贵”。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2日，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概括了大寨精神，大寨模式最终登上政治舞台。26日，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小型宴会。他与大寨如日中天。
权力过山车
陈永贵的命运跌宕，竟然与数位政治家的沉浮联系在一起。他崛起并搭上辉煌的顺风车时，有很多人正在黯淡消失，比如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一位懂得这个国家政治国情的农民，就这样被历史、政见所左右，与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相遇。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惨不忍睹的饥荒已经给了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大同制度”一记重重的耳光。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评论“大跃进”时指出：“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