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人民公社的成功，就意味着对党方针政策的质疑，对毛泽东的决策质疑。党内一些领导人被那场饥荒大灾难所震撼，并深深自责。为了当前经济利益，他们更愿意在意识形态作出妥协，以顾及人民的实际利益。毛泽东有了越来越多的对立者，尤其是20世纪60年初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支持包干到户，邓小平则抛出“白猫，黑猫”论。毛泽东敏感地认为，反对他的力量不再是零散的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2年开始，毛泽东有意识地号召进行阶级斗争。经过4年酝酿，阶级斗争大爆发，中南海的院子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最后一行就是毛泽东的签名。“文化大革命”随即风起云涌。
对农村方针政策的分歧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阶级立场的对错，人民公社更是分歧的焦点。那么，在清算各种倾向的错误的同时，必然会强化肯定人民公社的论断，任何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论据将会被无限放大。于是，大寨这个偏僻、贫穷、交通不便的小山沟一跃成为整个中国农村的样板。而仅仅是一个农业样板，成为全国农村竞相学习的生产模式，大寨还不足以让陈永贵官至副总理。
阶级斗争的风越刮越猛，大寨见风使舵，由全国农村生产榜样转变为政治斗争标杆。按陈永贵的说法，在那场让自己声名鹊起的水灾中，大寨人走投无路时，“没有办法了，我们请教毛主席著作，越学越清，越学越通，越学越红，越学越有办法”。从此，大寨传递着一个理念，“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为此，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宣称，“毛泽东政治第一，赫鲁晓夫是经济第一，这是毛泽东思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而随着“红色革命”热浪席卷全国，陈永贵也由政治上的亦步亦趋发展为追随上级的政治要求——上级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就跟着说“要让地富反坏怕我们”。
1965年夏，陈永贵在大寨成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核心小组，“不信天，不信地，最信毛主席”。大寨的政治运动瞬间在全国普及，昔阳短短几周时间内成立了158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组。毛泽东著作要天天读，公社社员在劳作之前要先读书，识字的人诵读，其他人听完后还要报告学习体会，每个人必须按时参加，不能迟到早退。
当然，陈永贵相当善于在政治上审时度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立即在报纸上发表了批判“三家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以及文人廖沫沙）的文章。一个月后，他发表第二篇文章，表示要“夺掉权威的霸权”。陈永贵舆论上的跟风，很快使其在政治上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吹捧，受到鼓励的他预谋“夺取地方政权”。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的广场中心主持了群众集会，给他的上级背上“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他一方面义愤填膺地痛斥他们的罪行，另一方面也激情澎湃地号召革命同志联合起来打破旧的权力机构。陈永贵的权力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迅速膨胀：两天后，全县农民造反组织推举他为领袖。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指挥中心成为官方组织，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得到权力的陈永贵，以更高的热情与铁面无私来推动他的运动。在他看来，专政的力量必须覆盖所有农民，不能有丝毫懈怠。资本主义无孔不入，城市里被堵死了自由市场，就跑到穷乡僻壤开辟自留地；自留地被摧毁了，就到农村化公为私。为打击资本主义，大寨实施全面专政，“斗”则是最有力最直接的批判方式，“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斗则修，不斗则亡”。
只有300多人的大寨，三年参与批判会的人数超过1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人在一年时间内就参与了上百次的批判会。批斗会如此频繁，以至于一些批斗者挖空心思寻找批斗的靶子：一句冒犯当权者的玩笑，戴了一件时尚玩意，穿了一件花哨衣服，在劳动中毁坏了农具……大寨的批斗会草木皆兵。而有关经济的问题，早已超出陈永贵关心的范畴。
大寨“与人斗，其乐无穷”，昔阳县则亦步亦趋跟在大寨后面，大寨成为昔阳干部的红色学习班。他们如虔诚的朝拜者，对大寨斗人的方法和技巧顶礼膜拜，整个昔阳县自觉成为扩大版的大寨。1966年到1978年，有141个人死于批斗。
即使是自己人，陈永贵也不会网开一面。他的长子陈明珠在田中劳动时，没有脱去鞋袜，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强行命令其脱去鞋袜，儿子脚底磨出水泡，走路一瘸一拐；郭凤莲准备嫁到城里，这被陈永贵认为是背叛大寨，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最终这位追求城里生活与美好爱情的年轻姑娘，斩断情缘，成为大寨接班人。为此，她得到了回报，日后也红遍全国。
出于谋生本能和与恶劣环境相争斗的自发行动，经过层层政治包装渲染，最终蜕化为操纵6亿农民行为走向的政治力量。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会议的内容是在昔阳县及全国农村复制大寨的政治行为。
陈永贵在这场政治洪流中被推往权力的巅峰。
1969年4月，陈永贵在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副书记；1973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一人曾兼任从大寨、昔阳、晋中地区、山西省以及全国的五级职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永贵一人创造了政治奇迹。而他政治上的蒸蒸日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格局。与陈永贵、大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都无一例外成为“学大寨”的受益者：大寨公社有20多个农民掌管了县级地方权力；昔阳县最先学大寨的干部也被调到其他县里任要职，还有50多人进入省、中央的权力中心。前面提及的劳动不脱袜子的陈明珠借着老子风头，成为昔阳一大恶少，欺凌弱小，横行乡里，却当上了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大寨一个名为二苟小的二流子，因为是陈永贵堂兄的妹夫，在当地作威作福，他有一套逻辑，“反对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对大寨，反对大寨就是反对党中央”。
此时，陈永贵和大寨，与历史的初衷越离越远。
春天的脚步近了
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天天研究工作、看文件、作指示和报告。
“开会他不怕，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他不怕，发几条口头指示就可以了；作报告，有几分口才的陈永贵也不怕，扣上一顶农民的帽子，可攻可守。”但是，他怕批阅材料。昔阳县带来的秘书拣重要的给他说，同意的，在材料上画圈或写个同意；弄不懂的，就频繁画圈。别人不解，他的解释是“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我也就跟着画圈”。
一年后，“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站在华国锋一边的陈永贵，再次感受到了“农业学大寨”带给他的政治惠泽。他以华国锋助手、大寨经验的缔造者、国务院分管农业副总理的身份痛斥四人帮的“三反一砍”，即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试图砍掉大寨红旗。在学大寨问题上，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陈永贵还在报告中提出一个目标——到1980年，把全国1/3的县建成大寨县。
陈永贵巧妙地把大寨红旗与阶级斗争以及保党保国联系起来，煽动全国继续坚持学大寨。然而，“四人帮”的垮台，对于陈永贵并不是翻开新的一页。人民公社让人民感到难以忍耐。它画了一个大大的饼，社员却没饼吃，有些社员甚至沦为乞丐，扮演着“一半是社员，一半是乞丐”的双重角色。无论高层多么卖力地宣传“学大寨”，在人民公社中没有看到一丁点天堂影子的社员，反而表现出冷漠与麻木。
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人们的热情消失殆尽，人们只想改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窘况，人民公社则把他们这么简单的愿望都束缚了。大寨的辉煌变得七零八落。
1978年春天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农业学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成为一个高调反对学大寨的高层领导，“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闹了半天，人民公社造就了人民的水深火热。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官方，都出现了对于“学大寨”的倒戈。人民公社规模不断缩小，曾让毛泽东大发雷霆的“包产到组”死灰复燃，安徽、四川、贵州等省都在蠢蠢欲动，人民公社被撕开了大大的口子。历史猝不及防地朝着陈永贵不愿看到的方向滑行，陈永贵同样无法左右。
12月，随着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邓小平的一句“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彻底瓦解了大寨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
舆论不再对大寨一边倒，大寨不再是神圣之地，陈永贵不再是圣人。
1978年4月，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报刊记者撤出了大寨。《人民日报》含沙射影地批评大寨“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合算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指责让陈永贵与大寨无处可遁。
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摘编了一封自称是“陈灵风”的人的信。信中，陈灵风把大寨批得体无完肤，称大寨是“挂羊头卖狗”，接受了国家乃至国外的援助，仍大肆宣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作者质问：“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更让陈永贵无法接受的是，一个连续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华国锋写了12封信，控诉大寨和陈永贵黑暗的“反革命分子”，本来被判了18年监禁，竟被无罪释放。
1980年9月，陈永贵正式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辞职后，他并未回到那个曾给他带来无限荣耀和无数口水的小山村。陈家举家迁到京城。大寨陨落了，无声无息，从备受吹捧到饱受争议再到沉寂于历史深处，陈永贵承受不起。
两个轨道截然相反的制度，如果注定要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相遇，那么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民公社被瓦解，“包产到户”越来越扬眉吐气。从山西昔阳到安徽凤阳，绝不是距离的挪移，而是两种制度的起落与更替。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去世。追悼会上，昔日在中南海的同事少有人参加，唯有华国锋蹒跚而来，颇有迟暮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
任何在当时业已铸就并不可挽回的大错，当它与历史交锋并留下疤痕时，总会有黯然收场的时刻。“文盲总理”也罢，“布衣总理”也罢，这些瞩目而又掺杂平民味道的头衔已不再属于陈永贵。在历史跌跌撞撞的前行中，陈永贵以他独特的政治天赋，以及种种与毛泽东想法不谋而合的政治资本，成为特殊年代的权力受益者。
陈永贵最终以一个悲剧者的角色结束他的历史使命，人们对他的感情也由崇拜、厌恶到惋惜。毕竟，陈永贵算不得坏人，但他充当了党“以集体取代自耕”的排头兵，一旦历史扭转方向，他之前的“誉”都被鉴定成“毁”，自觉与被动兼有的与人民公社捆绑在一起的陈永贵，成为失败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