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峡防局局长后，卢作孚进行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北碚具备内地乡土社会特征，“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开支。”很多乡绅和军阀都愿为卢作孚投资。当地有名的温泉公园就是卢作孚从当地军阀拉的投资，给他们的回报是在公园里立一大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募捐启事，川系军阀首脑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赫然在列。
由于融资有方，北碚先后有了三峡织染厂、北川铁路、天府煤矿，这些成为卢作孚乡村建设最有力的经济支撑，乡村实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在雄厚的经济支持下，实验地修起公园、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院、博物馆和医院，大力提倡文化教育。短短几年，北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由赌博成风、盗匪出没、落后贫困的僻壤变成初步现代化的城镇。抗战期间，北碚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迁到此地，教育学家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到此处继续开展事业。北碚成为旧中国乡村建设的“桃花源”。
“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这一直是卢作孚的社会改革梦想。他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建设，应以竞赛代替斗争。”
一语成谶。“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的和谐理念，使卢作孚认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然而，“阶级斗争”的国家意志，最终彻底粉碎了他的现代化之梦。“临难毋苟免”成为他的宿命。身殉理想与事业，皆因哀莫大于心死。
清教徒之死
很多人都把卢作孚称为清教徒——为而不有，公而忘私。
卢作孚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自己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卢作孚一家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都是租或向民生公司借的；他们吃饭也很简单，困难时期吃饱都很困难；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工资也不高，他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收入，也全被用于公益事业；卢作孚不愿当官，形势所迫他曾任交通部次长等职，一旦任务完成，便立刻弃官。任职期间，他也不领全国粮食管理局的工资。像这样的人，在以反贪污为目标的运动中，怎么会被牵扯其中？局势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
《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然而，命运给了卢作孚不公平的待遇。他渴求“求仁得仁”，被一再邀请下自香港归来，并让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陆续返回内地后，却因遭受冤屈自杀。
想当初，卢作孚回归内地时，何等意气风发。他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在与国家领导人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期望。风光无限之后，政治运动初露端倪。“镇反”运动中，民生大批重要干部先后遭拘捕和镇压，公司上下人人自危。卢作孚更陷入了一张精心编织的弥天大网。在巨大压力下，他被迫“资遣”公司元老邓华益。
1952年1月，全国开展“五反”运动，民生实施“民主改革”，很多董事、中高层管理人员难逃干系。与此同时，民生财务千疮百孔，公司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困难，旗下“民铎”轮恰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
事实上，民生公司财务危机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宜昌大撤退后，民生仍然不断扩张，卢作孚同时担任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美国航运业巨头凯赛尔在重庆航业协会演讲时感慨，“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均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真是一个奇迹。”卢作孚创造了奇迹，同时带来了“树大招风”的危机。孔祥熙、宋子文一直对民生念念不忘，但无果而终，可卢作孚因此遭受报复。他在加拿大贷款购船时，宋子文对借款担保百般托词推脱。内战时，军差频繁，通货膨胀严重，导致民生摇摇欲坠。同时，无度扩张的后遗症在危机中显现，卢作孚早年的管理形同虚设，人心不稳，之前凝聚人气的“民生精神”沦落为一纸空文。
忧心如焚的卢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决定破例提供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来电确认此事，可获知消息的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却未告之卢作孚。卢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两人同坐办公室里，童没有说一句话。直至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一句话的轻描淡写，阴阳两隔的不堪局面。
作家赵晓铃在《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中披露：2月6日上午，民生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首次当众检讨，当场落泪。两天后上午，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做检查，大意是与卢作孚北京出差时，一起吃饭、洗澡和看戏。此时，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突然揭发，暗指张祥麟受了卢作孚“糖衣炮弹”的腐蚀和拉拢。关怀原为民生一轮船上的年轻服务员，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担任通讯员，让他住自己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其文化，对其仁至义尽。2月8日大会前几天，关怀忽然搬出卢家。
会后，卢作孚把关怀叫到办公室，当着民生公司高层，劝其发言要负责任，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后者并不接受劝告，且有恃无恐。据卢氏后人说：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他自然难以理解用私人工资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成了腐蚀干部，他以心交之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忘恩负义。他视人格尊严为生命，无端的侮蔑和侵犯，对他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当晚卢作孚便服药自杀，并用钢笔在一张毛边信纸上给妻子留下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晚8时，卢家人发现卢作孚自杀，他的夫人蒙淑仪向民生求救，童少生、张祥麟依次赶来，目睹卢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卢家仅离仁济医院200米，3个多小时内，两位公司实权人物竟未将卢作孚送到医院抢救。
卢作孚死后，民生立即转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两人被杀。面对员工的自发悼念，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
官方《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及“内参”报道更对卢作孚泼尽脏水。同年9月，民生公私合营，成为毛泽东褒扬的样板。
一场中国商业史的悲剧
仓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卢作孚太脆弱，还是他已经感觉到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
卢作孚死后，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仲平一语惊人，认为“死得其时”。后人很难假设，如其不死，他的人生将走出什么样的轨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心高气傲的卢作孚注定经受不住无数次的人民“革命”。显然，运动刚刚掀起风浪，他的生命就难以承受其重。
在他死后的18年，在邓小平和胡耀邦多次关心下，中共四川省委经过半年多调查，对卢作孚平生功绩作了如下结论：他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曾从香港组织一些轮船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对恢复和发展内河航运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这是一个惜字如金的结论，低调得有点惨不忍睹。为何连些许廉价的赞美都不愿给这么一位在抗战中倾尽所有、保存国脉的民族企业家？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道，“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一直以来，商人的地位卑微而受歧视。在人们眼中，商人的角色往往缺位，他们创造财富却被称作谋取暴利，他们贪婪且见利忘义，他们活该被勒索，他们的价值轻易地被一笔带过。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国政权到手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民族资本家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客观地说，中央政府实施的“三反”、“五反”运动目的在于打击民族资本家中的不良分子。但政策一提出，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充当政策的执行者，处心积虑地寻找着运动的目标，一旦揪出就是“杀无赦”。连卢作孚最信任的通讯员都第一个跳了出来，要问卢作孚的罪。追根溯源，还是中国人轻商心理在作祟。
企业家被妖魔化和边缘化的文化基因，影响着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以及企业家对自己的认知——他们只是被长期蔑视的买卖阶层。卢作孚只是受迫害的民族资本家的缩影。很多民族资本家在数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中失去了财富甚至生命。人们对“问罪”资本家这样的运动乐此不疲，并没有想到他们扼杀了一代中国企业家，导致中国企业家出现断层，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挽回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企业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锤炼。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不仅学养、素质堪称精英，就是经营方式都中西贯通，令人叹为观止。可惜的是，这代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都湮没在了浩瀚的人民运动之中。过急、过快的改造，使他们心有不甘地退出了商业舞台，几乎消失殆尽。多年后，当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与意义时，这代人大多已人去灯熄，健在的也垂垂老矣。中国商业界不得不从零开始，重新培育自己的企业家。当第三代、第四代成长起来时，人们又发现：跟当年企业家大多出身书香门第或胸怀大志不同，新生代的企业家鱼龙混杂，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某些作为也常令人叹息。
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贫富分化加剧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不少人如猎狗般躲在黑暗中，嗅着企业家或其领衔企业危机的味道。一有涟漪，这些猎狗就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急不可耐地把导火索点燃，媒体、公众质疑的目光接踵而来，对手、仇家落井下石。富豪榜是最好的例子，它把不少幕后企业家拉到前台，原罪、现罪接踵而来，榜单成了不祥之兆。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对于卢作孚，如果“为国为民”得不到认同，就不仅仅是遗憾。卢作孚谢世前，除了遗嘱，还说了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为民生公司困境所累，为莫须有的罪名所累，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战火连绵的时代，他以种种抗争的方式坚韧地活下来；一切百废待兴时，他却不明不白地倒了下去……
所幸，卢作孚死后若干年，时间已为他正名。然而，斯人已逝，以卢作孚为代表的这一代民族资本家也随之彻底消失。以此肇始，私人资本于中国的经济舞台暂时消失，28年之后它才重新出现；而“企业家”在传媒上的公开“复活”，则需要等到1987年。
1999年，卢作孚和其妻子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国家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卢作孚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在一步步地实现。如果卢作孚地下有知，或许会为此感到欣慰。
1953票证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些地方仍是战火纷飞，世界还没有彻底从战乱中奔逃出来。
第34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任不到半年，朝鲜战争已经打了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用火红的钢条烫掉了胶鞋底部的“中国”字样。正是这支神秘而具有出色战斗力的军队帮助朝鲜打败了联合国军，朝鲜战争宣告结束。而远在古巴的卡斯特罗率起义军袭击圣地亚哥东北蒙卡达兵营，古巴革命爆发。
3月，斯大林逝世。对于这位苏联领袖，《人民日报》如此评论：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死后，中国举行的哀悼活动不亚于苏联。毛泽东甚至发布命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志哀期间，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同年，国内却是全国山河一片祥和。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2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乌托邦式的农业合作社将人们引向一条结局未知的道路。
新中国的商业史是一部宏观经济史，国家的大手遮盖了广袤的国土，企业的角色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忽明忽暗，难以捉摸。
“户口”之下有粮票。这是一个被异化的物件，也是计划经济另一层面上的发明。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社会物质财富很不充裕，人们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因此，政府不得不实行商品的计划供应与分配，而各种票证就是取得商品的唯一凭据。
票证：计划经济编年史
从1953年票证出现到1993年票证制度彻底废止，整整40年。
40年里，中国人凭票生活。各种票据比官方发行的钱币更有价值，钱币只是钱币，而票据是粮食、油、布匹、电器……是衣食之本。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同步展开。当时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薄一波说：“新中国成立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年至1952粮食年度为61∶39；1952至1953粮食年度为56∶44。”到了1953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相对不足，粮食成为稀缺资源，危机一度出现。
种种现状直接促成了1956年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文章《论十大矛盾》。
1953年10月，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全国粮食形势非常严峻。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供应不足，必须实行配售。
可以想象，在农业生产技术落后，5亿人的生活都紧巴巴的情况下，还要集中财力去进行国家初级工业化和农田水利建设，一切物资供应就必然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