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见劝说无效，只得电告南京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蒋介石闻听后，沉默半响，终于下令枪决。接到南京电报后，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想对瞿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遂邀瞿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希廉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再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至此宋希镰束手无策，知事巳不可挽回。
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还心有不甘，于是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游说瞿秋白效法顾顺章，声称不一定让他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也不再勉强他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他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就行了。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无论是“军统”的费尽心机，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坚硬如铁的瞿秋白有半分心动——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1935年6月17日夜，蒋介石枪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居然睡得特别香甜。早晨醒来后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披衣取笔，用唐诗凑成一阕：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马上就要面临极刑，前一夜竟平静如此，还能平心静气地搜索出这么工整的对句，借禅语抒发自己舍身殉志的情怀。瞿秋白文弱的身躯内，到底蕴藏多么伟大的力量，我们无处得知。他真正洞穿了生死，成为超然世外的活着的真神——受难前的耶酥，想必也不过如此吧？
可敌人连这点时间也不给他了。正当他奋笔疾书时，敌人进来催促起程。他只好迅速草书一行：“方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1935年6月18日9时，瞿秋白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瞿秋白临刑前的照片，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儒雅气概。这张照片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如果你用心观察，他侧背两手、昂首直立面对镜头的姿态意味深长：一只脚自由无羁地斜伸出去，象是在某处名山胜水前的小憩之留影，而非生死一瞬间的绝命之照，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英雄气概。真文人也，真侠士也！照相完毕，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向行刑的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了大门，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也需要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途中，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
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他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屈膝跪着死，从正面开枪，二是不要打自己的头。
惊世骇俗的“自白书”
1809年，潘恩刚刚离开这个上世界，就有人向他的一个密友约稿，请他撰写潘恩传记。这位友人回答得很巧妙。他说：
“现在还不是撰写潘恩传记的时候。凡想了解潘恩生平的人，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
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在那个年头，潘恩把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作为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瞿秋白和潘恩一样，对这个不合理的世界都毫不宽恕。但瞿秋白不放过这个世界的丑陋，也不宽容自己身上的哪怕一丝彷徨阴影。他不仅仅用手中那把犀利的手术刀，划出旧中国毛孔里每一滴肮脏的血，也用来划过自己的每一道灵魂的皱褶。
在文化与心灵的版图上，瞿秋白的革命之旅走得更远：在潘恩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瞿秋白则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是他实现人格自我完善的一条必经之路。当瞿秋白以殉道者的形象把自己钉上十字架时，就是告诉世人：革命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暴力目标，更是一次漫长的灵魂探索之旅。与其革命地打烂旧世界，不如直面个人的灵魂，从革命伦理的意义上寻求自我完善。
从这个层面上说，瞿秋白比潘恩的悲剧更显得震撼人心，他的人格也比潘恩更加雄壮动人。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本该以雄壮的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顺理成章地名垂青史——但他却偏偏不，而是“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他要以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
关于瞿秋白争论的焦点，就是他就义之前写下的那篇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它已经成为一个百年话题。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临终之前，他无意投入那幕壮士断腕英雄赴死的表演，而是选择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进行自我解剖。
正是这篇文章，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恶名。
从1964年开始，随着党内政治斗争的日益严峻与残酷，瞿秋白开始被认为是晚节不保的革命叛徒，而《多余的话》则是向敌人屈膝投降的明证，让他无法得到他临死前所渴望的“大休息”，死后仍经历着世间的风风雨雨，恩怨荣辱。文革期间，作为“叛徒”的瞿秋白之墓被红卫兵砸毁，鞭骨扬灰。不仅如此，瞿案还冤及其“狗爹狗娘狗老婆”，他父母的坟墓也没有逃脱厄运。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1973年12月，与他挚爱一生的妻子杨之华代夫爱过，不堪摧残，悲惨地瘐死狱中。
我们不能完全责怪那个疯狂的年代。《多余的话》实在是太非同一般，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史上看，也是一篇惊心动魄的特殊奇文。
请看这些瞿秋白的原话：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而对于自己思想上的消极颓唐，他也直言不讳地这样坦白：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作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共产党领袖，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不管是否愿意，瞿秋白的思想言行，和他真实的个性一样，都必须受到党的严格纪律的限制。他的激情只能沿着一条路线前进，他的想法只能在一个模式下表达出来。
可在这部文集里，没有对革命理想慷慨激昂的凛然演讲，也没有对革命成败冷静细致的理性分析，更没有效法文天祥舍生取义似的激情渲染。与其说这是一部严肃的理论著述，不如说这是一部剖析自己内心世界的散文随笔，一部血泪染成的悲怆之诗。你无法理解，一个大名鼎鼎的共产堂领袖，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没有半点的动摇乞怜，但为何写出这种伤感迷茫充满自我谴责的文字？
这种文字，在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必将给瞿秋白招致身后之辱固不必说，即使是对瞿秋白始终怀着尊敬之情的人，也不免产生困惑：这篇《多余的话》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革命声誉“，是在对用生命建立起来的自己的“革命形象”进行不留情的摧残。
这样坦率的文字，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幼稚，因为他的许多话后来果然成为被人曲解的话柄，让他的共产党战友们也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面对这样一份最私密的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全记录，瞿秋白自己也明白以中国的文化，人们不会理解和接受他这样的真实。他果然猜对了。即便在“文革”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苟且偷生：
“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
瞿秋白真的怕过死吗？
曾经与瞿秋白一起共事的中共早期党员共郑超麟后来回忆，“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我相信这话。”（《怀旧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郑超麟又说：
“所以我看到《民国周报》发表他的《多余的话》并不觉得出我意外。我对于他的死的看法始终未变。他是软弱的，不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家，他希望能从福建解去南京长期监禁，即希望不死。但他不是叛徒，我不相信他会出卖什么秘密，到了不能避免一死时，他还是能够挺身一死的。”
求生的欲望是任何人的本能。但求生不代表贪生，更不代表怕死。就是大名鼎鼎的格瓦拉，被捕的时候也曾一时脸色苍白，眼神绝望而茫然。毕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刚一被捕就高喊口号慷慨赴死，而人留恋生命的本能在政治斗争的高压下也不会全然泯灭。对于瞿秋白这样一个多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而言，他圆满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对妻子和女儿的万千柔情今天看来依旧令人动容，而他在《多余的话》中也丝毫不掩饰对妻女的深爱：“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然而，即使有无限对生的渴望，出卖和告饶，乞怜与投降，对于瞿秋白这样的人来说，都比死难看多了。劝降的国民党特务何曾不想利用七情六欲打动他呢？他们劝他：“你为了亲属也要活吧？”可瞿秋白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爱人杨之华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爱，最终不但没有成为羁绊住他手脚的障碍，反而成为坚定他纯洁信念的基石。
瞿秋白从没有要向敌人祈求投降的意思，也彻底拒绝了另外妥协的解决方案，而是选择了为革命牺牲自己。无论他是在怎样的心境下接受这个结果的，这都完全符合了革命时代对于革命者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当时担任主审工作的宋希濂非常佩服自己的这位老师，后来即使在文革时期黑云压城的政治高压下，面对红卫兵的再三追问，他也坚定地证明瞿秋白没有投降，没有出卖任何组织和同志。
站在瞿秋白对立面的国民党人，都看出了“象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瞿秋白至死没有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更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时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
由此可见，瞿秋白不是李秀成，《多余的话》决不是“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那么，一个用俄语哼唱着《国际歌》缓步走过长汀县城，微笑着走向敌人黑洞洞的枪口的人，为何会在最后的告白里自称“叛徒”呢？
说着鬼话去做人
如果不了解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就无法洞悉瞿秋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而造成他这种内心痛苦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那些在党内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中“早已结束了”他政治生命的人，是那些使他感到自己已被逐出了队伍，不敢再叫自己的同志为同志的人。从《多余的话》中那饱含忧思、隐忍难发的文字背后可以看到，在党内机会主义者处于领导地位时期，瞿秋白受尽委屈打击却无处倾诉的残酷事实。
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使年轻的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共产国际对他的无端抛弃，更是令他成为政治弃儿的关键一环。王明集团不仅仅是希望他背上“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黑锅，更要置他这颗废弃的棋子于死地。理想的真诚被玷污后所产生的情感疏离，使他感到“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被“自己”人拉出了队伍而告别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痛楚、心忧的呢？那种漂浮在真空中的感受，那种两面不是人的感受，对瞿秋白来说，是多么残酷。
而他在狱中写《多余的话》，不能够指名骂王明，不能指名骂莫斯科，骂斯大林，而造成他悲剧根源的正是这些人，是共产国际。而这些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伤害党的形像的东西，他唯一能做的，只能谴责自己，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到自己的肩上。尽管对共产国际扶持起来的“左倾”中央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但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他还是真诚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当他努力去相信“党的”正确而又实在无法理解时，内心积蓄已久的压力和精神上的苦闷需要寻找出路和渲泄释放。信仰和纪律使他左右冲突，在共产国际和中央权威的大山前，只能转而选择怀疑自己，猛烈地批判自己——而不是王明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