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从天津来到了北京。这阵南方各地，英国水兵在汉口、九江逞凶，枪杀中国工人；英舰开炮挑衅，中国人民举行收回英租界的示威运动，英国被迫将两个租界地交还了中国。但英国政府极其诡诈，它在各帝国主义中活动，说中国是全面性排外，并向各帝国主义建议共同派兵保卫上海租界。上海是各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当然他们不能放弃。他们在租界筑工事，布置铁丝网，在长江口一带，英、美、日、法集结军舰六十三艘，军队数旅之多，摆出要和中国开战的架势，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北京政府外交部也跟着假惺惺地提出抗议。
在一次外交使团活动场合上，张作霖出席了。英国公使兰浦生向他解释说，各国军队没那么多，是误传。张作霖说：“保卫上海，我的军队很多，你们何必派兵。”
美国公使马幕瑞走过来向张作霖面交“上海中立化”的说帖。
当场英、日公使齐声表示：“我们同意上海中立化。”
张作霖这阵在各国公淡面前装模作样，他捋捋小胡子，先“哈哈哈”地笑着说：“我安国军对此无成见。这是孙传芳和南军的事情。”他这工夫看见日本公使芳泽的翻译是个穿着日本大和服的女人，在这些穿西服人的面前，显得格外扎眼。他仔细一看，原来是豆腐西施老四彭汉贞。
豆腐西施老四也看见了张作霖，但是脸上的表情象木头刻的一样。张作霖也不好走过去和一个公使的翻译谈话，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
一会儿，各公使凑到一起磋商事情。彭汉贞趁这工夫走出来，张作霖也跟了出来，两个人在另一问屋子里谈了话。
张作霖忙问：“汉贞，你没有到南方去吗？”
彭汉贞用一只眼睛眨张作霖一眼，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片纸说：“这是我从上海给你带来的，是一把开心的钥匙。”
张作霖一边接过来，一边吸口气，觉得这女人太神通了。他一看纸上用粗粗的黑铅笔写着几个字：“蒋张同是讨共人”。他抬头看看彭汉贞，意思很明白了。
彭汉贞龇牙笑着问道。“公有啥表示？”
张作霖也很机灵，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单递给彭汉贞。
彭汉贞接到手里一看，是一份从外国订货的到货单，上写着“绞架”四副。她还给张作霖说：“张公会落到蒋公的后头！”
张作霖否定地摇摇头，把到货单揣起来，用手指比划了个“六”字。
彭汉贞说：“驻奉天日本领事，催我赶快回去！”她说完话，一转身人影不见了。
四月六日，北京还在沉睡中，它象一个劳累过度的老人，一下子得到一个恬静的夜晚，睡得十分香甜。这一阵子北京政府三天两晌组阁，街上的大兵一会儿是吴大帅的，一会儿是张大帅的，又一会儿是冯大帅的，听说阎大帅的也要顺着长城摸来，孙大帅要沿着铁路滚来。这位安国军总司令在北京城又落下了脚，满城报纸都登着张大帅为民众造福的讲演。谁知要造啥样的福，还是造啥样的孽呀。
这一天，灰蒙蒙的天空，好象给这残破的北京城盖上了一床破棉絮。往日天蒙蒙亮就打开城门，卖冬白菜、大红萝卜、青萝卜、心里美萝卜的小贩，卖炭的毛驴垛子，卖劈柴的木板车，都抢早进城。今天不但城门没打开，而且在城门外一千来步远的地方都架起了机关枪。人们赶快老远地躲开了，估摸又要换大帅了。
奉军京师警察厅出动了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地方，疯狂地进行了大逮捕。
往日的这个时候，帝国主义的使馆还有巡逻队，但今天一律撤了，明显得很，是给搜捕的军警行个方便。当押出大批搜捕的人员时，帝国主义大使馆里拥出了不少洋人，他们围观称快，有的还摄取了镜头。有的大使馆假惺惺地送抗议书，但又竖起大拇指说：“奉军干得漂亮，还是张大帅有气魄。”
这一天李大钊也被捕了。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一九一三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一九一六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并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一九二○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国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四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张作霖早就恨透了他。
张作霖在往日，是日升三竿才起床，梳洗完毕，就得由五姨太烧大烟泡给他吹。今天，他很早就起床了，一边盥洗，一边看着新式的皇历，他把一口水喷出去，大声说：“今天是清明，好日子，多挖几个坟坑。”于是，连大烟都没顾上吹，就挂电话催京师警察厅，赶快把逮捕的共产党名单送来，他要亲笔划勾。
五姨太过来两次催大帅吹大烟，他都精神地摆摆手说。“不，不！我精神头足着呢！”
京师警察厅很快地送来了名单。张作霖劈面问道：“李大钊抓住没有？”
京师警察厅来的人说：“抓住了！”
张作霖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早就想要他的脑瓜壳了。”
张作霖翻着李大钊的材料，发现“五四”在天安门游行，有他到张家口领导内蒙古劳动人民成立工农兵大同盟，有他，反对日本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入大沽口，有他；……张作霖看完后，拿起了红笔，一连在李大钊的名字上打了三个勾，那就是三个“杀”字！
这时，杨宇霆急冲冲地赶到张作霖的住处，一进屋就说：“大帅，我怕来晚一步，你杀了李大钊！”他摘掉军帽后，脑袋上腾腾地冒着热汗。
张作霖拿着手中的红笔，点划着说：“怎么？邻葛，你要保共产党头子，你的老乡？”他用笔点划着李大钊的籍贯，两只杀气腾腾的眼睛盯着他的总参谋长。
杨宇霆用白绸子手帕，围着脖子擦了一圈汗，然后说：“对呀！大帅，我就是来保这个老乡的！”他狡猾地笑着，坐在张作霖对面的沙发上。
张作霖把手中的红笔一摔，说：“邻葛，叫我捉曹的是你，叫我放曹的又是你！你撑糊涂了？”
杨宇霆点点头说：“大帅，窝藏在奉天城的共产党，就是经北京派去的。您想，李大钊既然是共产党北方的大头目，怎么能不知道共产党在奉天的活动？我看，对这么大的头目，杀不如劝，劝不如封官许愿。”
“噢，邻葛，现在这个李大钊还杀不得！”张作霖明白过来了说，“你说咋办？李大钊交给你了。他要倒在咱爷们怀里，给他个大官干。”
警察厅逮捕了李大钊以后，立刻进行了审讯。
第一天审问李大钊，审问人立刻向杨宇霆报告：“总参谋长，李大钊开口招认了。”
杨宇霆赶忙问道：“他招认了什么？”
“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还招认了什么？同党有谁？”
“他说肯定还有很多共产党，但他不说，他说这是他们党的纪律。”
“给我使劲地拷打！但不要打死。”杨宇霆喊着。
这些刽子手使用尽了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折磨着李大钊，最后又用竹签钉进李大钊的指甲缝里，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李大钊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一天夜里，大狱的门被“吱吱嘎嘎”地推开了。前边的两个狱卒，引着一个穿着深蓝色缎子袍，上罩青缎子马褂，头上戴着西瓜皮帽，脚上蹬着一双青布双挤脸白干层底靸鞋的人。这个人走进来，把一只手遮在脸上，连声说：“寿昌仁兄，小弟来迟一步，委屈你了。”说着紧颠了几步，跑到李大钊面前。这工夫，才看清在这个人身后有一个小厮，手里提着一个牛腰子形的食盒，畏畏缩缩地跟着走进来。
李大钊这工夫正倒背着脸，他身着灰布长衫，青布马褂，脸面有些浮肿，头发剃得光光的。他正在一蹲一站，扭着被打伤的腰眼，脚上的镣铐“哗啦哗啦”地响动着。看得出，他是在锻炼身体。他听见进来的这个人的声音，缓缓地转过身来，脸偏了偏，看着来人。他没有言语，脸上也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甚至他还想转过身去，因为他心里还数着数，还有一十八下没有练完呢！
来人走到李大钊面前，一边伸手一边说：“寿昌，我是邻葛！委屈你了。”
李大钊没有把手伸出去，虽然这个人是家乡的口音，叫着他的名字。但他有个习惯，不认清来人的面貌，是轻易不把手伸给别人握的。他说过：“手嘛！是祖先留下的主要劳动器官，是不能随便给人握的，它不能和心相违背，不搞那种上边握手下边绊脚的事。”
来人俯一下身子，两眼亮亮地看着李大钊，又低声说。“耆年，我是杨宇霆。你这个憨头。”他一口气把李大钊的学名、乳名都叫出来了，话里夹着笑声，听着格外亲切。
李大钊没有动一点声色，把浑身整个重心放在两只带镣铐的脚上，好象在这潮湿的地上生了根。
杨宇霆尴尬地对狱卒说：“搬两把凳子来，我跟李先生谈谈，叙叙家常。”
狱卒搬来两把凳子，李大钊连看都没有看杨宇霆一眼，就坐下了。杨宇霆本想扶李大钊一把，但他没帮上手。
杨宇霆用手指扯了一下大衫的大襟，坐在李大钊对面的凳子上，又摆了一下手，把狱卒赶了出去，对提着食盒的小厮说：“打开食盒，给李先生用餐。”
李大钊见小厮单腿跪在他面前打食盒，心里很不舒服，说。“不要打开，我在这里没有养成晚间吃饭的习惯！”
“老兄，用点，用点，这是小弟的一番心意。吃过有力气，咱们还要叙谈嘛！”杨宇霆把声音的调门扯得象唱歌一样地优美动听。
“我身上的力气，还能挺得住你们的一切刑罚，我腔子里这口气，还能回答你的问话。”李大钊把两腿移动了一下，习惯地把两腿叉开。由于两腿带着镣铐，只是摆晃了一下虚弱的身子，没有叉开腿。提着食盒的小厮，看着杨宇霆的眼色退走了。
“哎呀，把你折磨到这般地步，罪过呀！我知道寿昌你被捕的消息晚了，使你吃了苦头。”杨宇霆说着把凳子往李大钊近前拖了拖。
李大钊没有言语，他觉得眼前的杨宇霆是个小丑，是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小鬼，感到在这类人面前，说什么都是浪费。
杨宇霆见李大钊凝眉沉思，认为思想在起变化，于是从怀里取出一个粗布帕子。他轻轻地打开帕子，原来里边包着一把灰黄色的泥土。他递给李大钊说：“这是咱们家乡的泥土哇！人不亲土还亲哪。”他叹了口气，两眼在窥探着李大钊的动静。
李大钊听到是家乡的泥土，他把脸微微偏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去看。此刻，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了家乡的泥土……在广阔的冀东平原的东端，在浪涛澎湃的渤海边上，紧靠着滦河，是生长他的家乡——乐亭县的大黑坨村。在那一望无垠的田野里，他幼年光着脚板踩过泥土，也用手捧着闻过泥土，在滦河里洗澡的时候，抓着泥土还擦过身子……想起家乡的泥土来，至今他的鼻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味。他由不得把眼睛睁大，小黑胡子微微地抖动着。他瞟了’杨宇霆一眼，心里想：多么好的泥土哇，但也生出你这样的无耻之尤……
杨宇霆认为他带来的泥土使李大钊的心动了，赶忙地说：“寿昌，我有足够的力量把你保出去！以你的才华和世面上的影响，满可以组织内阁。只要你点一下头，我马上派汽车来接你。”
李大钊看着眼前的小丑，他从容地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向卖国军阀去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他站起身来，转过脸去，对着墙壁站在那里，好象身边并没有站着一个人。
杨宇霆听了睑上一红一白的，但又硬着头皮说。“寿昌，人生一世，不过是白驹过隙。唉！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啊。你有学问、有才华、有声望，何不谋求个地位施展一番呢？何必默默无闻，与草木同朽呢？”
李大钊猛地转过身来大喝道：“滚开，你这个无耻之徒。你有地位、有权力，可你干了些什么？你勾结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民，你帮助军阀压迫劳苦大众。你把你的地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可我看它简直不如臭狗屎！滚开！”
杨宇霆被骂个狗血喷头，狼狈地退出了大狱。
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国舆论的公愤。工人、学生、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来营救。工人并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李大钊得知同志们要劫狱营救自己的时候，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做冒险事情，耗费革命力量。”这些话充分表现了一个杰出的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张作霖怒气冲冲地叫来杨宇霆，扔给他一份材料说：“都是你办的好事，你看蒋介石，在四月十二日杀了多少共产党。要不是你多嘴多舌，我们要杀到蒋介石前头。这一次叫蒋介石抢了先！”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张作霖设立了特别法庭。张作霖不敢公开审判李大钊等人而是由所谓的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组成了军法会审，而且还是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匆忙进行的，没有敢公开和“犯人”对话。因为李大钊在法庭上的演讲，已经吓得这些军阀浑身发抖了。只是一个个地把“犯人”点过名字，就推出屋了。
当天下午，通往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的大街小巷，断绝了交通，军、警、宪持枪擦背地站着岗，高房顶上架着机关枪。
看守所里摆好了从外国进口的绞刑架。张作霖亲自到了那里，看了从国外买来的绞刑架。刽子手们给他操作了一番，他喜滋滋地说。“这洋玩艺儿杀人很利落，以后要多用它！”
杨宇霆对张作霖说：“大帅，人，也许在死的一刹那间，有回心转意的行动。”
“你说的是李大钊？那好吧！”张作霖拿起红笔在执刑书上画了个大“○”记号，说，“我在等待他回心转意。”
杨宇霆把张作霖画圈的执刑书，递给了执刑的监场人。
李大钊被推出来了。他那被折磨得沉重的身体，显得非常软弱了，但仍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从容地、昂然地走上了绞刑台。
执刑监场人看看张作霖画的大○记号，问道：“李大钊，马上就绞死你。你要是痛改前非，眼前还有活路一条！”说着把粗粗的绞索挽成的一个大圆圈，套在李大钊的脖子上。
李大钊面带笑容，看着绞刑架和那一群渺小的刽子手，他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
“……不要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以为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小小的京师看守所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回响！李大钊表现出了他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执刑监场人哆嗦着走进墙壁后边，把执刑书递上来，说：“这怎么办？！怎么办？！”就象他脚底下的大地晃荡着要塌下去一样。
这时，张作霖抿紧嘴唇，一声不吱，在执刑书上又画了个小的○形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