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留学是洋插队，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艰辛，足以和“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的艰苦相提并论。或许是境遇有别，在我看来，“洋插队”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
留学四年，我最惨痛的经历之一也不过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扭伤了脚，一个人坚持走到两公里外的医院去看医生，却恶化了伤势，被警车送回宿舍。之后，无法下地又不愿麻烦别人，我只能躺在床上，饿了渴了都叫外卖，足不出户地熬过了6天。
还有一次，我自作聪明，爬上桌子，去修理滑脱的窗帘。原以为只要踮着脚，用订书机把窗帘订起来便可以解决问题，没想到订书钉不长眼睛，直接订进了我的左手食指。贴上创可贴，强忍着疼痛，我再一次爬上桌子，同样愚蠢的错误竟然再度上演。手指鲜血淋漓，钻心的疼痛几乎让我昏厥，我却偏要锲而不舍，一边责怪自己太笨，一边坚持着第三次爬上了桌子。事不过三，这一次，我大功告成。
和那些没有奖学金、依靠洗碗端盘子来挣学费的留学生相比，我遭遇的“挫折”不过是小儿科。如果一定要忆苦思甜，值得讲述的也就只有Work Study了。
所谓Work Study，其实就是勤工俭学。在达特茅斯，每个部门都会给学生提供工作机会。像餐厅、图书馆和商店的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如果有一技之长，学生还可以担任电脑中心程序员或者校报的记者和编辑等。
在我的经济资助中，大半是助学金，用来支付学费，一小部分是每年三四千美元的联邦贷款，用来负担食宿和书本费。有了资助，我的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其他开销还是要依靠勤工俭学。
来到达特茅斯两天后，尽管人生地不熟，我却不得不开始寻找我的第一份工作了。
那时的我，一切都在从头开始。英语是第一次从早说到晚，衣食住行是第一次靠自己来操心，甚至连取现金的ATM机和私人支票簿，我都是第一次使用。找工作，更让我无所适从。
而且，达特茅斯不是象牙塔，达特茅斯的学生也不是书呆子。谁都明白，勤工俭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学会自立，了解社会，都是勤工俭学的无形回报。
因此，当我怯生生地打电话去各处询问，才知道熟门熟路的高年级同学早就填满了“图书管理员”这类紧俏的工作空缺。只有在学校的剧院里做舞台制景，没有名额限制，没有资历要求，甚至连面试都不需要。
我别无选择，舞台制景就这样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第一次做制景，是给一部音乐剧。我下了课，急急忙忙赶往剧院，气喘吁吁地到达后台时，一副蓝领工人打扮的主管Serena早已经双手叉腰、粗声粗气地在分配工作了。因为到得最晚，我无从挑选，能做的只剩下调灯。
Serena大步流星，穿过舞台，边走边问：“你有恐高症吗？”
我跟在她身后，怔了怔，调灯不就是调整灯光的明暗吗？跟高低有什么关系？是不是Serena还有别的工作介绍给我？
因为找工作心切，千难万险我都在所不辞：“不，高度对我没有任何障碍！”我的回答掷地有声。
Serena满意地点点头，径直走到舞台左侧的一个铁梯旁。我环顾四周，奇怪，连个灯泡的影子都没有。
“所有照亮舞台的聚光灯，都安装在顶棚下方。现在，你得跟着我，一起从这儿爬到顶。”Serena伸手指向一个“天梯”，给我下达指令。
“天梯”是铁质的，很像原来在北京见过的烟囱上的梯子，细，高，而且很窄。梯子的宽度不过1米，几乎直上直下，与地面呈90°角。顶部也是一团漆黑，望不到尽头。我回头瞥了一眼观众席上的房顶，才大约估测出，梯子至少有四五层楼的高度。
一向不恐高的我变得犹豫不决了：这么细窄的梯子，万一踩空了摔下来，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吗？
“你如果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现在辞职还来得及！”Serena不愠不火，用目光询问我的想法。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毕竟，我初来乍到，怎么能挑挑拣拣呢？丢了这份工作，难道整个学期我都游手好闲、坐吃山空？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在家里，你有众人呵护，在这里，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有知难而上，否则，谁会帮你？”我暗暗告诫自己，勉强装出一副信心百倍的样子，说：“我没问题！咱们上去吧！”
“太好了！”Serena从她上上下下布满口袋的工装裤里，变魔术似的拿出一副保护绳索，套在我身上，又拿出一盏类似矿工使用的小灯，帮我戴在头顶。
全副武装后，我跟随着Serena，开始一步步向上攀登。
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紧紧扶着铁梯两侧的扶手，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的隔板，不敢抬头往上看，更不敢低头往下看。这时，我才明白舞台制景的工作为什么人人都能干，辛苦，危险，自然不值得争抢。
似乎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我终于听到Serena在高处喊：“子墨，加油！还有两步就到顶了！”
来到剧院的最高处，Serena转身打开电灯。灯火通明中，我看到连接铁梯顶端的是一条向四面八方延伸的铁质廊桥。廊桥大约够两个人并排行走，前后左右，到处挂满了射向不同角度的舞台灯。
Serena走到3号灯旁，把绕在身上的绳索铁扣锁在廊桥护栏上，又把步话机装进胸前的口袋里。然后，她趴在地上，将胖胖的上半身探出廊桥外，根据步话机里传来的地面要求，伸出手，调整3号灯的角度和位置。
这简直就像James Bond的电影，太惊险了！Serena在高空中的操作，让我的双腿软绵绵的。
很快，Serena麻利地站起来，指着不远处的5号灯，向我示意：“轮到你了。”
我小心翼翼地挪过去，Serena一边帮我扣绳索，一边沉着老到地开导我：“这个铁扣绝对安全，是双保险，你放心，绝不会有意外！”
地面上的一切遥远得如同小人国里的世界。高空中，我缓缓地深深地呼吸，既来之，则安之，Serena能做的，我一定也能做。
面对巨大的压力，人总有无限潜能可以被激发。
那天，从来没做过体力活的我，居然让自己的上半身完全悬在半空中，忘记害怕，顾不上发抖，甚至没感觉到肩膀和腰部被绳索勒出的疼痛，在十几米的高空中，精准地调整了一个又一个舞台灯。
Serena对我满意极了。回到地面，她亲热地和我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还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说以后调光的工作，大可放心地交给我做。
而我，则惊魂未定，掌心细细密密地布满了冰凉的汗水。听到Serena的赞许，我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察觉到，我脸上掠过的其实是一丝苦涩的笑。
此后，几乎每隔两三天，我就跑到图书馆里去询问消息，以至于图书馆内上下皆知“一个新来的中国女孩在疯狂找工作”。一个多月后，我心满意足地成为了借阅室里“白领阶层”的一分子。之后，因为数学成绩优异，我又同时受聘于数学系，协助一些教授批改作业。
去剧院辞职时，Serena无限惋惜。我抬头看了看五颜六色的灯光，终于，我可以和这里说再见了！
四年后，当Serena从校报上得知，我的学积分在全年级1000多名学生中名列前茅、将会以最高荣誉毕业时，她专门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在即将告别校园、踌躇满志地走向华尔街时，Serena的电话让我又一次想起初到美国的日子。不过，经由时间的洗礼和记忆的冲刷，那些曾经以为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竟然会少了许多苦涩，多了些许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