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明朝的崇祯皇帝无疑是最令人叹惜的一位。
崇祯皇帝庙号“思宗”，全名朱由检。他16岁的时候登基，从天启皇帝手中接过了一座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他即位之初，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内有魏忠贤集团、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领袖揭竿而起，外有女真努尔哈赤侵扰边关，且国力空虚、民生凋敝，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面对大明社稷的这种致命危险，他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希望能重振祖宗基业。《明史》的评价是：“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他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每天睡眠不到两个小时，二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白了，而且眼角有了鱼尾纹。统一的明帝国从“木匠皇帝”天启帝之后得以艰难维持17年，毫不夸张地说，这与崇祯皇帝的努力密不可分。
崇祯皇帝1627年8月即位，1627年11月缢死了时称“九千岁”的大太监魏忠贤，成功瓦解了魏忠贤集团，消除了皇权面临的巨大隐患。短短三个月时间，崇祯皇帝先是“韬光隐晦”、“欲擒故纵”，待到时机成熟，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在此期间，他表现出了一个古代圣君的应有素质，也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沉着、坚忍、细心和果断。崇祯皇帝处理魏忠贤的方法，令我想到了康熙皇帝处理鳌拜的历史。崇祯是在16岁处死了魏忠贤，康熙是在14岁处死了权臣鳌拜。同样的是两个少年皇帝，同样的是面对老谋深算的权臣，同样的是“韬光隐晦”“欲擒故纵”——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崇祯处死魏忠贤以后，获得了空前的威望，举国上下对他寄予着莫大的期望。如果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崇祯一定能够成为如同康熙一样的千古圣君。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皇帝虽然致力于恢复大明帝国昔日的辉煌，但是在他辛辛苦苦支撑17年以后，大明帝国终于还是覆灭。崇祯皇帝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为明帝国的“中兴之主”，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圣君。在1644年三月的一天拂晓，崇祯皇帝在绝望和悔恨之中吊死在景山的一颗歪脖子树上，时年33岁。他临死之前，去掉了自己的冠冕，用头发遮盖住自己的面容，并且在袍服的衣襟上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史·崇祯本纪》）看到这里，不免扼腕叹息。一个勤政17年的帝王，走投无路，自杀殉国，他的遗言何等凄凉、何等悔恨、何等无奈、何等壮烈！
为什么崇祯之死能得到后世大多数人们的同情和叹息，不在于他的人格多么伟大或者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功业，而是在于他的命运和很多普通人一样充满着悲情和无奈，虽然他是皇帝。崇祯之死，虽然凄凉，但是他保持了一个帝王、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真正做到了“天子死国门，君王死社稷”，虽然他也不想死。人世之间，有多少的苦痛和无奈，又有多少事情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个人意志而转移，纵然我们心比天高，纵然我们奋力一生，却总难免“命比纸薄”。从这点上来说，无论皇帝还是平民，都是一样的。崇祯的一生是个悲剧，但是他的死为这个悲剧增添了凝重的血色般的壮烈。“戊戌七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就义之前曾经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用这同一句话来形容崇祯之死或许也非常贴切。
崇祯贵为天子，性格并非冷血无情，相反我认为他的性格是比较柔和的。一个人临死之前，还在想着没有脸面见祖宗，还在想着百姓身家性命，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孝”和“义”。一个真正恪守“孝”“义”的人肯定同样会认同“仁”的价值所在，而能够真正做到“仁义孝”的人势必是性格柔和、心灵高洁的人。或许有人会以崇祯在自杀前刺死自己女儿的事作为反证，那么恰恰是通过这样的事情更加说明了崇祯内心的柔和甚至软弱。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暝，都城陷，帝泣语后曰：“大事去矣。”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乃抚太子、二王恸哭，遣之出宫。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明史·列传第二》）“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明史·卷121）
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崇祯不应当让妻女跟着自己一起殉国，完全可以让妻女逃走。可是，逃得了吗？崇祯的3个儿子最终还是死在乱世当中，何况几个柔弱女子？城破之时，这几个高贵女子逃出去以后难免要遭受诸多凌辱、蹂躏，或许余生在生不如死中度过。而在封建社会，男人的尊严、女人的贞节都被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更何况是关系到帝王之家的尊严和荣耀。崇祯是不忍心的，因此他是“泣语”“恸哭”，他无力回天也无可选择……忽然记起了南唐后主李煜，他选择投降宋朝，然而苟活了几年呢？小周后难道甘愿遭受宋太宗赵光义的凌辱？此时不免想起后主李煜的一首词《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一生的词作大多风花雪月、欢快无忧，然而这首投降后的词曲却是如此伤感，若非不遭遇极大的苦痛，怎能有如此传神之作。
因此，从本质上说，崇祯和李煜一样，都是性格柔和软弱的人。所不同的是，一个选择了赴死，一个选择了苟活；一个的妻女清白而死，一个的妻子受辱而死。身为帝王，崇祯在殉国前面对妻女“泣语”“恸哭”，李煜是在投降后“垂泪对宫娥”，他们都已经无力与命运抗争，只能赤裸裸地流露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软弱和悲伤。一般来说，性格柔和、软弱的人是不适合政治、军事的，如果不得不去从事政治或军事，肯定将造成个人或者国家的悲剧。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崇祯皇帝虽然并非圣君，不过也绝不是昏君。他的性格注定了他缺乏主见，他的位置注定了他多疑善变。他虽然有很强的责任感也有伟大的抱负，然而他的资质一般，并不具备实现他伟大理想的才能，因此无法改变他即位之初就面临的困境，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焦虑、操劳之下，大明帝国的严峻情况没有得到丝毫有效改变，也令这位最勤政的皇帝变得更加迷惘、多疑、善变、严苛。《明史》对此的评价是：“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至于有人说崇祯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对此并不敢苟同。崇祯面临的是一个持续多年的乱世，朝廷上大多数的大臣不是贪污腐败就是夸夸其谈或者是平庸无能，这种局面如何改变？幻想着以教化、恩德慢慢改变是不现实的，只有以霹雳手段加以整肃。殊不知，在政治上不是杀一个人而是移去一个障碍物。（大仲马语）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一句话：治乱世用重典，诸葛亮治蜀也采用的是严苛的律法。因此，并不能以此来论断一个人是否冷酷、残忍。有的时候，是为了“杀一儆百”，有的时候是为了“杀鸡给猴看”。在古代封建社会，是没有“人道主义”一词的，也没有“安乐死”一说的。之所以古代有那么多种刑法，并非古人嗜血、变态，而是想借此立威而已。
崇祯皇帝不是没有机会成为“中兴之主”，但是都失之交臂，这期间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臣子的原因。为了剿灭农民军，崇祯先是起用主张安抚的杨鹤，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昭，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而崇祯用人存疑，以至于功亏一篑。在与后金的战争中，他又中了后金的反间计，杀了蓟辽督师袁崇焕，导致朝中再无能人可领兵抵抗后金的入侵，可以说自毁长城。
以当时明帝国的国力，根本无力支撑两线作战，朝廷大臣也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皇帝开始是想与后金议和的，但是又不敢公然表示，于是在左右为难之间不得不选择了主战派。在选择了主战派以后，崇祯又并不放心带兵的将领，总是疑神疑鬼，处处掣肘。最终的结果是，对后金的几次战役都以明朝的失败而告终，农民军也死灰复燃、来势汹汹。在卢象升战死，洪承畴投降后，崇祯既无力阻止满清南下，也无力阻止农民军北上，只有在北京坐等城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后，崇祯又准备暗地和满清议和，可是被兵部尚书陈新甲泄露，不得不斩杀陈新甲放弃议和。
又过了两年，到了崇祯17年即公元1644年，大学士李建泰上疏迁都南京，这本是一个战略转移、东山再起的好主意，但是当崇祯在召集大臣议论时，遭到大学士陈演、首辅魏藻德和言官光时亨等人的激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崇祯不得不打消了迁都南京的想法。事实上，东南半壁富裕，又有长江天险可以御敌，迁都南京以后完全有希望光复山河。然而，在一帮道貌岸然、夸夸其谈的假道学反对下，失去主张的崇祯坐失了最后一丝希望。后来，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人请求崇祯让太子到南京抚军，这原本也能给明帝国在南京再度复兴带来希望，可是崇祯并没有采纳，而是让太子与自己一起留在北京。结果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太子和其他两位王子都死于战乱。“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於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明史·崇祯本纪》）
清算了魏忠贤的阉党以后，崇祯开始起用了一批受迫害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也有不少沽名钓誉、尸位素餐的人，期间也不乏伪君子、假道学。他们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是毫无章法；他们人前一套，人后又是一套。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转变，臃肿的文官系统导致效率低下、贪腐成风。官员之间不是争相去做实事，而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既不放心武将，也不放心文官。在位17年间，更换了14个兵部尚书，改组了54个内阁。急功近利或者说心急如焚的他既不相信有能力的也不满意没能力的，到最后导致无人可用。衮衮诸公，都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崇祯皇帝清算了魏忠贤的阉党，却又在多疑的性格驱使下打造了自己的“阉党”，宦官与文官之间相互倾轧，国事越发不可收拾。
庞大的官僚体系，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耗费财力。崇祯皇帝曾经有过裁撤的举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精简机构”或者说“精兵简政”。然而，他裁撤的对象不是帝国冗肿的中、高层官僚，而是面对的底层官员。一些底层官员丧失生计以后，不得不铤而走险，如李自成原本就是银川的一名驿卒，而底层官员的缺乏也直接导致了政府无法有力的掌控地方局势。
此外，贪污成风，臣富君穷，崇祯对此无计可施。一方面，贪污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被私人据为己有，另一方面，贪污也加剧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恶化。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在大内府库里只发现了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而在北京抄家竟然抄出了7000多万两白银。7000多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崇祯在外十多年，多次加饷摊派，也不过从民间得了不到2000万两。而这7000多万两白银，绝大多数是出自于北京城的那些官吏、权贵。想想崇祯皇帝确实很可怜，也确实无能。放着这么多的贪污犯不去查办不去抄家，却偏偏只盯着穷苦百姓不断的摊派“三饷”（辽饷、练饷、剿饷），最终导致民心涣散，国破人亡。这或许是我们俗话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崇祯皇帝有一次为军队筹饷，要求百官捐款，官员们都说自己很穷，大多数只有几十两几百两，最高的一笔也就2万两。而李自成却从大学士陈演家中发现了数万两白银！大太监曹化淳一次性献给李自成5万两白银！一两个这样的官员不足以亡国，但是大多数是这样的官员则必定亡国。
经过万历皇帝的多年折腾，又经过天启皇帝的胡作非为，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大明帝国虚有其表。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北方大旱，政府无力抚恤，民不聊生。又要和后金作战，国库更加空虚，不得已加饷摊派。而摊派又没有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只是针对于贫苦百姓，于是愈加让北方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百姓毫无活路，只有纷纷造反。17年的时间，崇祯既不能打败后金又不能剿灭起义更不能改善民生还不能遏制贪腐，国家陷入连年征战的困境当中。崇祯15年，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明史》：“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至此，大一统的明帝国灭亡已经注定。
崇祯皇帝在施政上有诸多过失，但是后人却普遍同情怜悯他，这种情况在历代亡国之君中是很少见的。我想清代张岱的话最能道出个中原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当然，崇祯帝并非中兴之主，也并非令主，但他确实是一位勤政廉政有很强责任感和伟大抱负的皇帝，虽然他爱面子、刻薄寡恩、多疑善变，虽然他最终国破身亡。
在集权的封建皇朝，皇帝是最高的领导，有最大的权威。无法任人唯贤、用人不疑，无法建立起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17年时间无法改变局势丝毫，崇祯对此应负起大部分的责任。臣子方面呢，无法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无法脚踏实地、言行如一，无法群策群力、爱国如家、爱民如子，这是当时大部分臣子应负的无可推卸的责任。
《明史》的对崇祯的评价比较客观，我也是深为赞同：“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