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F医生明白他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神性来自人们追求神性的过程，而不在于其终点。人世的苦难，不是上帝不存在的证明，相反，是上帝存在的条件，有苦难才可能有追寻，超越就在不必也不能达到目的追求之中。
“（神的）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你路。”
五、非功利神学
《务虚笔记》是一部不容易读，也不容易评价的小说，相当多的思索和议论，使阅读并不轻松。但是它却是当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想很多人试读过这本书，在茫然中半途而废。在平庸之作，装腔作势的文学充斥的今天中国文坛，它不仅是发聋振聩，而且是里程碑——《务虚笔记》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的宗教哲理小说。此书至今受到的冷遇，并不是读者和批评界有意忽视史铁生，而是他们无法理解如此顶真的追求。
虽然史铁生一再提到“上帝”二字，他的悖论神学，实际上最接近佛教，而不是基督教。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女教师O，医生F，不是殉教圣者，而是在涅槃中得到超脱的觉者。
但全书只有一句话承认与佛教接近：“O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曾以百倍的虔诚参禅悟道，沉思玄想，仰望佛门。”这一短句，语言与全书风格不类。小说中，关于O以一死求超越的思想过程，写得非常生动，可以说是史铁生的悖论神学最动人的说明，但是史铁生从不直接提及佛理。上面这一句，就显得突兀孤立，缺少支持。
毕竟，史铁生未能全心全意认同任何一个宗教体系。就这个意义上说，《务虚笔记》是一个寻找神性却尚未能企及者的痛苦心灵记录。
可以说，从悖论中寻找上帝，依然是用理性的力量追寻上帝。而大部分宗教哲学家都同意，上帝存在于信仰之中，理性无法够及。描写信仰，比证明神性容易得多。
史铁生的这种困境，也正是中国思想者集体的困境。儒家虽然被认为是具有某种超越性，却是以此世的政治秩序代替救赎，并没有从社会组织的伦理中超脱出来。在陆王心学中，神秘主义盛极一时。心学的取向，越来越接近佛教，儒佛合一的宗教，一时似乎有微弱希望。可惜清代与近代儒学，没有沿着超越方向发展。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更推迟了中国文化圈佛儒综合的可能。
现代新儒家的起端，牟宗三《政道与治道》一书，试图衔接儒家“天下为公”的政道与现代宪政民主，着眼点依然是为现世的治理提供模式，没有超越要求。此后，新儒家从这个立场更退一步，急于为所谓“东亚价值观”找理论根据，赞扬的是东亚“企业巨子”代表的价值取向，即“忠于职守，集体合作，政府指导，反唯利是图，注意节约，修身自律”，远胜于“西欧式”资本主义的，“牟利动机，市场竞争，征服自然，优胜劣败，个人主义”。
或许能说，新儒家的“东亚价值”论，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拖累，不然 21世纪属于以儒家伦理为动员的东方企业精神之说，或许真能立足。但是，一个据说传承几千年的思想体系，会因为一次金融危机而失去可信度，恐怕就与20世纪其他一些主义差不多了。新儒家实际上是为政治实践制造理论根据，这与从孔孟到熊十力牟宗三的真正儒家精神，即社会批判精神，正好相反。
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新儒家好像是在做当代的韦伯，为一种经济成功提供文化解释，却忽视了欧洲首先进入现代，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上，让宗教退出社会运转。这样宗教（新教）精神固然成为西北欧资本主义的人文道德基础，却并不需要靠资本主义的“成功”来证明其“正确性”。因此，欧洲一方面有个人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有比较稳定的超越功利的宗教精神，与新儒家的“东亚价值”正对立的欧洲人文价值，背后支撑的是基督教提供的道义基础。而恰恰是欧洲在非功利的人文价值上（例如女权，同性恋权利，环境保护，安乐死等）始终处于当代世界的领先地位。像动物保护，取消死刑，或反克隆工程，这些观念，应当是佛教民族领先，实践功利过分遮蔽人文精神，使本应属我们的价值观念，反而不起社会作用。
当然，这样讨论宗教的作用，本身就是太功利。史铁生如果看到此文，会非常反对我们用当今世界的经济竞赛，或者文化政治来理解神性。应当看到，在功利层面上，我们也面对一个悖论，即是越汲汲于功利，政道就越是短视，治道就越难实现。
《务虚笔记》如果包含了一些切近的社会内容的话，就是对功利主义的尖锐批判：WR在仕途上出现一个难题，他要坚持自己的某个政治主张，就没法升官；他如果不升官，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没有实际意义。小说没有说WR如何处理这个政治两难，转过去写WR如何用手腕摆脱他真正爱的情人N。下文如何，就不言自明：没有超越的道义，一个人不可能对政治和爱情采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在有一个问题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会毫无困难地赞同《务虚笔记》，那就是对中国社会草根层林林总总“现世宗教”的看法。小说多处描写了对现世甚至来世求报信仰的蔑视。甚至当F医生寻找尘世以外的世界，试图接近气功时，女教师O对天堂乐土、净土的必要表示根本的怀疑，因为“神仙们也会在那里争来争去”。小说结尾对民间气功风水狂热的描写，完全否认它们作为一种寻求超越的可能途径。
从南北朝佛教与道教融合起，现在所谓“民间佛教”的现世宗教形态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民间佛教刺血写经，水陆道场，供佛斋食等等，仪式化，现世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宋元之后，民间佛教往亚文化方向深入，发展出若干支脉，混合演变成无数依附于佛教的教派，其思想深入中国社会草根层次。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后期，以“超科学”形态兴盛于海内外所有华人社会。
民间宗教与秘密宗教，有共同的特点，是适应地方特点转向多神，而且为人生的具体事务，生老病死，提供具体服务，并且为延年益寿，消病去灾，甚至为满足生子发财等非常具体的俗世愿望，提供许诺。因此，民间宗教与秘密宗教，都是“现世佛教”，超越性较低，某些教义与实践甚至与佛教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既然《务虚笔记》强烈批判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对民间宗教的功利性，自然不能接受。F医生亲自考察了特异功能，认为的确有超越三维时空的功能。L诗人嘲弄F，却发觉他自己也希望“找到另一个时空”；O却对此断然拒绝，她的拒绝并非基于科学，或基于常识，而是对神性的特殊理解：“要是有些人可以去天堂，有些人就只好留在人间，有些人必要去下地狱。”这就与有些人爬上去，有些人平庸，有些人受罪的现世没有什么不同。
O在这里，接近了史铁生在一篇散文中说得更加明确的一个悖论：佛祖不可能普度众生，但是佛祖必须普度众生才是佛祖。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众生度化了佛祖”。我想史铁生的意思是，众生的追寻，才造就了佛祖的神性。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史铁生的理解，与海德格尔等现代现象学哲学家对神性的理解相通。
史铁生本人从来就拒绝为医学无法治疗的瘫痪去朝佛。“不是不愿意忽然站了起来”，而是“佛门清静，凭一肚子委屈一叠还算什么朝拜”？在这点上，史铁生是个极为真诚的现代知识分子。
但是任何宗教的草根形态，不可能完全脱离功利，尤其是社会最下层群众的实际利益。基督教的兴起，就是因为它是“穷人的宗教”。宗教进入社会最无保障群众，不可避免带上比较多的功利性，比较多的变通。
我想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困难。如果不接受一个外来的信仰的话，就会永远处于这个二难困境之中：中国民间有靠拢佛教的信仰崇拜，却缺乏宗教哲学，因此只能是准宗教；某些思路独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例如史铁生，有强烈宗教情怀，甚至精深的宗教哲学，却没有宗教。
这个困境，在宋明就出现。心学家虽然热衷于“夜论释儒之道”，却一直警惕不至于离经叛道到“与吃菜事魔者等矣”。是否当时民间宗教的繁盛，反而阻止了士大夫接近宗教？证之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完全有可能。
因此，《务虚笔记》全书的悲怆气氛，一方面来自尘世诸般苦，另一方面也来自超越追求的渺茫。O的自杀，一方面是极端孤独地与尘世诸种孽缘切断关系，另一方面却是不怀着天堂或来世希冀的了断。这样的自我消灭，在道德上最纯然，消灭了任何功利目的的痕迹。我称之为圆寂，小说中却没有一个人物能作如此理解，甚至在思想上与O最接近的F医生，都没有能如此理解。不是因为他们悟性太低，而是因为史铁生笔下的O，立意过高。
我想，这也解释了《务虚笔记》本身的命运。
但是，如果放长时间尺度——例如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来估量中国文化的发展，这部被人忽略的长篇小说，就会以其卓绝独特的品格，立在世纪之交的地平线上，成为一柱标尺：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可能已经开始新的艰苦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