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一位诗论家——邵洵美的诗歌批评
这本诗论集，英文的，中文的，合起来是相当厚实的一本，讨论了中国诗外国诗白话诗传统诗的各种问题。但是按年代一排，可以发现邵洵美写这些诗论文字，前后只有5年时间：从1934年起断断续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1938年至1939年似乎是邵洵美诗论的爆发期，他在《中美日报》上连载了近一年的《金曜诗话》，然后就完全停笔，再也不谈诗。
邵洵美的其他文字，其他活动，延续岁月长得多：翻译，他做了一辈子，从1926年起，到1968年去世后依然有译稿等待出版；编刊物开书店更是这位文坛活动家的本色行当，从1924年他18岁时编辑《狮吼》到1950年去北京试图扩展“时代书店”未成才告结束；他的小说和散文写作也从年轻时延续到40年代。他也极多产，一年可以写15万，可以写80篇文字，延续多年。30年代，他一直保持了大致一星期发表一文的写作热忱。这些并不奇怪：邵洵美是文坛全武行，十八般武器全使得。他鸣于世的是诗，是诗评，偏偏这两种活动延续时间最短，诗只写了8年，从1924年19岁开始，到1933年27岁时他就放下诗笔；从1934年，他开始写诗论，直到1939年失去了发表的领地。作为诗人，作为诗论家，看来邵洵美珍惜羽毛，不得不写，才写。
而且，邵洵美写诗时不写诗论，写诗论时不写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个人性的。也许1931年底徐志摩的不幸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让他停笔写诗。也许年近而立，让他心性成熟，能够静下心来细看细评。不管怎么说，把这两种活动在自己生命中隔开，给了他的诗论一种气魄：写诗论诗评，本来就需要一个必要的批评距离，不至于为自己的作品吆喝，也不在自己心仪的路前打锣。邵洵美讨论许多人的诗，对许多当事诗人赞美有加，却从来不谈自己的作品，一行都没有引过，一首也没有提过，连他自己也写诗这句话都没有说过，最多只提到他作为编辑处理来稿的经验。这是他的诗论至今耐读的先决条件。
邵洵美的诗论是“为时而作”，是他生命中某个阶段有感而发，更因为是中国诗歌已经发展到了某个阶段，迫使他有感而发。到1934年，中国诗的发展的确到了一个关键点：早期反传统的战斗热情已经难以找到敌人，开拓新的语言方式的使命感结束了，各种“尝试”也到了检视成果的时候了。批评成了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这一点邵洵美看得很清楚：“现代中国文坛上，诗是被人用得最多的一种体裁……但是，我们都知道，小说与戏剧的进步却更其来的显明，缺乏批评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原因。”
这个工作需要有人来做，邵洵美挺身而出来做这个工作，是顺应时代需要，也是他自己的使命感使然。而且这个工作也只有邵洵美才能做：他本人是诗人，学文学的留英学生，参加过多种社团，作为刊物的编辑，了解文坛动向，出版甘苦，“沪上孟尝君”也使他结交各方各派的诗人。30年代，是流派时代，是争论时代，流派之间的争论会忽然变成个人意气。要能超脱，就得有胸怀。
邵洵美拿起诗歌批评之笔，也是因为一批杰出诗人突然出现。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醒人们“诗坛并不沉寂”，诗坛其实从来没有如此热闹，因为“他们的技巧是一天天成熟，他们的才能也一天天在发展”。“他们”是谁呢？是卞之琳、朱维基、方玮德、曹葆华、陈梦家，可以说这些都是新月派的朋友，但是他对臧克家、戴望舒、方令孺一样赞美，这些都是1933年出版了诗集的青年，这一批“30年代人”，无论左或右，这时候显现了异样的才华，3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新诗一次规模不小的星河爆发。他也注意到左翼诗歌，救亡诗歌，在他连续几年署名Zau Sinmay（“邵洵美”三字的上海音英文拼法）为英文刊物《天下》写“新诗年记”（Poetry Chronicle）中，介绍了郭沫若、田汉等。
但是邵洵美并不是没有自己立场左右逢源，他的诗论，应当说有偏爱而无偏见。他一直被认为是唯美派诗人，他的诗论却并没有追求唯美，他只是并不隐瞒对形式特别注意，这在30年代很不容易做到。他呼应梁宗岱的论断：“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这话不是空话：他手里有形式美的最佳例子，卞之琳刚出版的《鱼目集》。他不无欣慰地说：读过此诗集，“我们便知道初期白话诗的秧苗已成熟地结实了”。他呼应陈世骧，称赞卞之琳诗是“内容与形式的绝对调和与统一”，甚至认为比徐志摩的诗“在技巧方面已经更进了一层”。他特地举出《距离的组织》这首诗，来与胡适对比。为了坚持自己支持的观点，他不惜与朋友对垒：为了捍卫卞诗“晦涩”的权利，他不惜反对胡适与梁实秋，指出梁实秋“缺少文学批评家应有的了解的能力与虔敬的态度”，而胡适要求新诗“人人看得懂，人人写得来”，被他一再嘲笑为荒谬之论。
更难能可贵的是，邵洵美没有手捧西方文学的饭碗，借熟悉西方新出诗派新出理论，一味拿“时新”唬人。虽然他1934年的长篇论文《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令我这个大半个世纪后研究美国诗的人汗颜：他不仅对美国诗坛的扫描切中要害，许多基本文件，例如T·E·休姆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以及《意象派原则》在这篇文章中也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但是他并没有被意象派对中国诗的热心过分趾高气扬，他冷静地指出：中国古典诗对意象派，就像指南针对现代科技，都是文化转化后的产物。他指出研究新诗应当用的方法之一是“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为此他写了长篇论文Confucius on Poetry(《孔子论诗》)，详细比较了儒家诗观，与希腊人的立场。这是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论文之一，在中国尚无这个学科，甚至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称之前，有此实不必有此名。
同时，邵洵美也是最早提出新文学对传统否定过多的批评家之一，他说他经常指出应当“补足新文学运动者所跳跃过的一段工作：即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因为中国文学从旧到新，一步跳过了必要的过渡，应当回过头来补一补：要把过于“西化”的文学往回退一点。这样的号召，的确需要魄力。
特别要谈一下的是1938年11月到1939年6月在《中美日报》上连载31篇的《金曜诗话》，这是30年代最长最彻底的系统诗评，有四万多字，是一本书的规模。邵洵美是在避居租界时写作这批文章，这两年正是他与项美丽合作编辑《自由谭》的繁忙时刻。这部诗论显然是以普及为目的，拟想的对象是读报的大众，但是触及问题之全面，组织之缜密，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讨论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方方面面。诚然，30年代有过各种翻译的诗论，真正针对中国新诗的系统诗论专著只有个别例子。到1939年前，中国还没有过如此系统的中国新诗评论。可惜写成之时正值兵荒马乱，这个系列批评未能印成书，否则应当是中国最早的诗歌艺术专著之一。
这本诗论不容易写，不仅是因为必须对新诗全面发言，不躲避任何问题，而且整个中国已经被抗战的烽火吞没，中国诗歌，整个中国文学，在战争中动员起来。邵洵美本人也参加到抗战事业中，翻译《游击队歌》。奥登与依歇伍德在《战地行》（Journey to the War）一书中描写了秘密从敌占区潜往上海，会见邵洵美等人的情景，参与翻译出版《论持久战》。虽然战时宣传压力非常大，然而一旦回到诗歌理论，邵洵美的诗学观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抗战中的诗和诗人》等好几篇专题中，他面对抗战时诗歌的任务这个棘手的问题，立场毫不退缩，措辞绝无含糊：“诗的确是可以深入人心的宣传工具，但是深入人心的宣传工具却并不只是诗。”
读邵洵美的诗论，有时恍然昨日，他讨论的问题，许多在今天依然是问题；他说的话，今天依然需要倾听;尤其当他仔细分析汉字发音对意义的作用，唇鼻音“腻性”，唇送气塞音“敌性”，舌尖边音“活性”，舌擦音“凶性”，唇齿擦音“动性”，不禁令人拍案称绝。我经常感叹中国文人说大话谈玄的多，做实事想问题的人少，对汉语发音的“像似符号性质”（phonetic iconicity）细致分析的有心人，至今我只看到邵洵美一人。
尤其当他提出黎锦晖“毛毛雨”等歌词创作，“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实在是不可抹杀”，把歌词与诗相提并论，恐怕半个世纪之后，今日的诗评家，还缺乏视歌词为重要诗体的眼光和胸襟。
尤其当他一再说：“我们今天只有写诗的人，而没有读诗的人”，我不禁莞尔。我们的确需要邵洵美来教我们如何读诗。他指出批评实际上是新诗最薄弱的环节，新诗缺少的是“中间人”，他看得很准。但是他不停留于指手画脚，他动手解决问题，而我们就有了这满满一本值得一读的诗论。许多人说邵洵美是公子哥儿，洋场阔少，自奉不菲耽于享受，散漫而无章法。但是请看这本诗论集：有几个诗人想问题如此系统周到，但是整个中国批评史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邵洵美，他作为一个诗论家的成就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这是奇怪的事。
是的，还是他，这位著名的唯美诗人，但却是一位认真的、勤奋的、论述系统的诗歌批评家，写的诗论在70年后，依然值得我们好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