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在时空流动中超越了自我生命意义的人，都是一条奔腾的河流，那么，苏轼，毫不例外是其中之一。当人文与人本有机嫁接在一起时，幽暗的时空下，总会产生出自觉的宏大生命叙事。一旦这个生命的叙事者，既在深深的世俗之中，却又远远地超越了世俗，甚至，超越了生命中的本我，那么，这条生命的河流，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悠远的。无论苍茫的岁月多么幽暗阴冷、孤寂黯然，这条在时光里注定要不顾一切怆然奔腾的河流，都会自觉不自觉，在远方的感召下，走向更加遥远的遥远。
因此，苏轼就开始了他最黯然，又最忙碌，坦然而倔强的生存奔走。哪怕这种奔走早已越过了千年的风霜，但我们至今仍然能看见他的背影，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在草莽纵横的嶙峋中，在时明时暗的光影里，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一起一伏（就此而言，苏轼很像当年求官而不得的杜甫。唯一的不同是，苏轼要比杜甫幸运得多）。苏轼，把被迫的流浪，转换成官场人生的玩风捉月，试图用迫不得已的豁然抒情，展现那个灿烂的时代。作为平民的苏轼与作为官家的苏轼，究竟区别何在？最后，苏轼终于在流浪的跌宕起伏里，艰涩苦闷地完成了自我人生意义上的地域与理念大迁徙。这种迁徙，也成为后来官家政体抑或民间草莽衡量社会精英、国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参照点。
苏轼从四川老家眉州出发，开始了他的社会人生之旅。童年与少年，梦幻般缤纷的天空，自然终结。那时的苏轼，当然年轻。后来到了汴京，开始了他的人生重大转折——科举求官之路（这是一条艰辛而又充满梦幻的道路，只要踏上此途，作为一般男人，都充满了虚妄的理想。与此同时，却又不知有多少人，把自己清白黯然的一生，都葬送在这条光明与黑暗相斗的路上）。走在汴京街道上的苏轼，轻轻松松之间，脱掉了素衣，欣欣喜喜之际，穿上了锦袍。此时的苏轼，当然不再属于民间。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苏轼，在朝廷辉煌的高堂上谈笑风生之壮貌。我们也可以想象，欧阳修——欧大人在读了苏轼的文章之后，发出了怎样的叹息。这时的苏轼，不用说，正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际，一方面因为自己的才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锐气。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时代的相对开明。
苏轼科考成功，做了朝廷的翰林院学士。后来从翰林院出来，开始在官道上一路狂飙。第一站就是金粉乱飞的六朝胜地——杭州。然后从杭州出发，而密州；从密州出发，而徐州；从徐州出发，而湖州。不用说，这几个州，都是富庶繁盛之地（但苏轼的政治走向，却由明朗渐渐发展到不明所以的晦涩）。苏轼在任上，很是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充分展示了文人豁达的智慧：官场应答的简洁与雍容人生的干练（因为朝廷的考绩都是优等）。政绩显赫的苏轼，功勋当然卓著。特别是在杭州任上，为解决当时的水患，完成了今天西湖景区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苏堤。值得庆幸的是，苏轼在当时并没有从西湖的景观风情入手，然后邀上一大帮官家弄臣、诗人骚客、巨富商贾、才子佳人，站在西湖岸边，指指点点，咿咿呀呀，之后，再从外围涂抹一番，最后，上报朝廷——这在当时，也是重量级的政绩工程。幸好，苏轼并没有这样做。苏轼知道，这些银子都是老百姓的，不是他苏轼自个儿的。
苏轼作为杭州太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三个代表之一，苏轼对汴京的中央精神，贯彻还是相当彻底的。这也是文人做事与其他人做事的根本区别，又特别是比较正直的文人。苏轼本来是从民间走向朝廷的，现在又从朝廷回到民间，只是身份转换了而已。此时的苏轼，正意气风发地走在朝廷指引的康庄大道上，全心全意高唱赞歌，并努力团结在朝廷周围，与其他同僚一道，决心为皇帝，为北宋朝廷，鞠躬尽瘁，死也不已。
但是，任何一厢情愿的想象，都可能带来生命本体的倾斜，苏轼当然也不例外。做地方官政绩显赫，皇帝当然高兴。
但也有不高兴的，这些不高兴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些好事不会做，只会做坏事的小人了。当苏轼从地方被召回朝廷之后，苏轼的身份再一次转换，这一转换，就把苏轼放在看看书，写写字，喝喝酒的位子上去了。苏轼闲得有些愤然，甚至有些茫然。茫然的苏轼，提笔就写，这一写，就写出麻烦来了。皇帝身边的许多人都开始不满意了，说一个小小的苏轼，不就是一个学士嘛，居然如此猖獗，公然不把我们英明的皇上放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不狠狠收拾一把，还不知道钉子是铁打的。于是，这些人开始狼狈为奸，从苏轼写的东西入手，东嗅嗅，西嗅嗅，这一嗅，就嗅出个“乌台诗案”来了。“乌台诗案”炮制出笼后，苏轼就因为这个好玩的案件，开始了意想不到的生命逆转。这当然是个莫名其妙的案件。在这个案件中，苏轼充当了羔羊，好在太后和皇帝都不想吃烤羊肉。这是苏轼的幸运。幸运的苏轼由此开始了后半生苍茫的流浪。这时的苏轼终于明白，或者终于不明白，他究竟触及了哪些人的根本利益。
其实，苏轼的时代还是一个幸运的时代，文豪辈出的时代。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像三辆重型的超级装甲车，在北宋广阔的原野上辘辘行进。他们碾出的车辙，形成了奔涌的河道。风流才子柳三变没有苏轼的幸运，只有自我的苦闷。在政治理想无果之际，居然一头扎进青楼，并在嬉笑厮磨中，磨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他们的出现，无疑增添了文坛灿烂的风景。苏轼面对如此大好形势，虽然内心始终郁闷，但还不至于想自我了结。由于皇帝的恩典，苏轼人生转换的第一站，就是黄州。此后虽有过一段风光的入朝经历，但终于被贬惠州，再从惠州亟亟惶惶，猥猥琐琐，到儋州。儋州地处天涯海角，海拔纬度都低，热浪滚滚，穷峦瘴气，那是个非常理想的烤人肉之地。苏轼在那里，不是养热带动物，就是种热带植物。当然，还有可能，不是种西瓜，就是种南瓜。这一种就是好几年。后来，皇帝老倌好不容易想起了遥远的天边还有个苏学士苏大人，一纸恩赦令，像彩蝶乱飞。这时的苏轼，已是花甲之年。苏轼最后望了望茫茫大海，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回家了。苏轼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内地，最后一路逶迤到了常州。到了常州之后，苏东坡本想从此出发，回到自己老家——四川眉州，喝喝小酒，品品香茗，观观风月，侃侃经历，可就在这时，疾病亲自找上门来，苏轼实在是不得已，只好在此弄没了自己。这一年，苏轼刚好六十四岁（1037—1101）。
从眉州出发的河流流到常州，就再也没有远去了。苏轼后半生的苦难，终于在这样的起伏中，画上了句号。或许，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幸运。一生都在奔走的苏轼，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曲折河流，虽然生命远去，灵魂的筋骨却仍然高蹈，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里，至今仍然光芒闪烁。这个在政治上失意，却一生都对朝廷充满期盼和妄想的苏轼，这个堪称中国古代第一全才的苏轼，在黄州七年的流放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前、后《赤壁赋》《定风波》《卜算子》
等等。苏轼在此，把自我的郁闷转换成对文字的倾诉，把失意低迷的小我情怀，转换成与山水的自然流盼。特别是在前、后《赤壁赋》的表达里，这种把谪居的个人况味，置于山水、清风、明月之间，企图借用外物来消解内心忧伤的方式，几乎都是古代贬谪官员的共同心理行为。只是苏轼在此，显得更加旷达和悦，或者相对随意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