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0日，在昆华女中召开的演讲会上，当有特务用放大爆竹来破坏会议时，闻一多愤怒地指责：“放爆竹捣乱会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公开上台来讲!我们鼓掌欢迎你们上台来跟大家讲!但不要在台下偷偷摸摸地破坏!”闻一多义正辞严的责问，弄得特务们面面相觑。
对国民党政府大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大西南危在旦夕时，闻一多大声疾呼：“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
1945年在云南大学召开纪念“五四”大会，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了。会场秩序突然混乱起来，人们纷纷跑到树下躲雨，无论主持会议的人怎样呼喊都无法维持。这时，闻一多走向扩音器，掀动长髯，大声吼道：“下这点雨不可怕。三千年前，周武王起兵伐纣，出兵的当天，也遇到了一阵雨，有人说，这是不吉利。当时有人站出来驳斥，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打敌人更加有力量啦!”接着，闻一多手臂一挥，高声讲道：“今天，我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是‘天洗兵’。勇敢的青年站过来!是继承五四传统的青年站过来!”“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众中去!”他的话立刻起了作用，人们站拢来了，会议在风雨中继续开下去。
一个一心巴结国民党，写了不少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寻找哲学根据文章的西南联大哲学家，有一次向闻一多挑衅性地说道：“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闻一多立即反击说：“谁的主张正确，我们就支持谁，我们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如果说这就是做尾巴，那么，做共产党的尾巴又有何不可?难道自命清高而又向反动当局献媚取宠，反而是光彩体面的吗?”弄得这位教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闻一多先生住宿的昆明近郊司家营联大文科研究所时，闻一多高兴得欢跳起来，犹如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理发店，剪去抗战不胜利决不剪去的美髯。可惜，全国人民高兴得太早了，闻一多的美髯也剃得太早了。抗战庆祝胜利的余音未逝，美蒋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在祖国上空了。这时，闻一多奔走呼号，反对内战。当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争民主、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昆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二·一惨案时，闻一多怒不可遇，他把这一天称作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在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倡议下，西南联大教授会决定罢教一周，以示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和对爱国青年的支持。
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出殡时，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怀着极大的悲愤参加了出殡大游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出殡队伍回到联大安葬四烈士时，闻一多发表了演讲，他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徵、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这些铮铮言词，像匕首、像投枪，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它刺得敌人胆颤心惊，刺得敌人恼羞成怒。
其实，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何止闻一多?吴晗也是另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土。在为争民主而斗争中，他们都勇往直前，无所顾忌，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人们称闻一多的演讲为“狮子吼”，称吴晗的发言为“小钢炮”。他们俩只是众多的民主斗士中的代表人物罢了。但是，越是陷入灭顶之灾的反动家伙，越是会疯狂地作垂死挣扎。反动派终于将罪恶的魔爪伸向爱国的民主斗土了，他们在昆明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李闻惨案”。
所谓“李闻惨案”，就是国民党特务用卑劣的手段暗杀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昆明支部的领导人李公朴和闻一多。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步伐，为了解除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便在蒋管区内进一步疯狂镇压民主力量，借以巩固后方。因而在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反动派又先后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南京“下关惨案”和昆明的“李闻惨案”。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前，大造反动舆论，对民盟和爱国民主人土造谣中伤。国民党特务以“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署名组织散发传单造谣说：“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又称：“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是闻一多。”这是1946年5月，李公朴刚从重庆到昆明时之事。6月间，特务组织又张贴标语和传单，造谣说，民盟“勾结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更为甚者，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当局公然对爱国民主人土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诬蔑爱国民主人士是苏联的走卒和害人虫。竟将闻一多称为“闻一多夫”，吴晗是“吴晗诺夫”。在由昆明市反动警察局印刷的夏季卫生标语中，竟出现了“扑灭李公朴的传染病”的标语。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制造紧张空气，实行昆明全城大搜查，防备所谓“奸党爆动”。在大搜查中，连滇军将领安恩溥、禄国藩的住宅也遭搜查。反动当局把昆明城弄得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诬蔑攻击和造谣中伤，昆明民盟支部决定反击。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和向人民说清真相，民盟接连召开了三次记者招待会，由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向各界表明民盟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反复强调：民盟是非暴力的革命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暗杀、暴动更是民盟所反对的。其实，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是贼喊捉贼的手法，他们造谣说别人组织暗杀活动，实际上是他们在策划暗杀活动。其阴谋被揭穿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玩起了威胁恐吓的手法，公开或未公开地表态，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是要暗杀的对象，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将要被暗杀的黑名单。民主斗士为国为民奋斗献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李公朴先生针对反动派的恐吓，就多次公开声称：“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造谣中伤、恐吓威胁，都阻止不了爱国民主斗土前进的步伐，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为了使发动内战后有个安定的后方，便真的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举起了杀害民主人士的屠刀。在昆明第一个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便是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是我国文化界著名的进步人士，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江苏常州人，早年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时从事政治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公朴痛心疾首，愤然离开了军队，脱离了国民党，赴美求学。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创办《读书生活》杂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并为负责人之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切自然为蒋介石集团所不能容忍，将救国会的七位负责人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便是。“七君子”之一。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后，李公朴仍义无反顾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武汉会战失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共产党才是希望，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参观学习。到延安后，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织“抗战教学团”，通过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晋察冀边区考察和进行宣传抗战的教育工作。这时，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表明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的观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了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李公朴来到了昆明。他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籍，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学习、座谈，揭露蒋介石内战的阴谋，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反内战、争民主。
李公朴的爱国活动，使敌人十分恐惧和仇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最后一批学生离昆后，以为民主力量减弱了，是镇压民主人士的大好时机，便对李公朴下毒手了。
1946年7月11日晚饭后，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外出办事。晚上九点左右，他们乘公共汽车返家。当夫妻俩下车处经学院坡回北门寓所的途中，李公朴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无声手枪的袭击，中弹倒地。过路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云南大学的学生将受伤的李先生迅速送往云大医院抢救。终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逝世。当闻一多、楚图南、尚钺等战友赶到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闭上了双眼。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
李公朴被害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特务要暗杀的第二号人物就是闻一多。朋友们劝闻一多少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但闻一多面对死去的战友，他怎能不管呢?他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献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他加班加点赶写《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见诸报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悼念死去的战友。这时，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的盯梢越来越严重，西仓坡联大宿舍闻一多的住处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光顾，形势越来越严峻。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十分担忧丈夫的安全，劝他：“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指患心脏病)，可怎么办好啊!”闻一多很理解自己的妻子，也知道作为丈夫的责任，但为民主而战更是不能退却。他开导妻子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闻一多仍一如既往地为爱国民主运动而战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把个人生死已完全置之度外。有消息传来：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大家劝他避一避。闻一多更加临危不惧，他对朋友和学生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怎么谈得上争民主?假若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葸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