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人心所系也，虽乱世而不可泯，比之天时地利，人心更为重要矣。
——曹操
霸胆藏身的曹操四视群雄，只见群雄似虎而自己却犹如孤狼，他于是紧迫地希望杀出重围，鼎足优势，化孤狼为虎王，他窥径伺机，猛然间发现了一块畅通无阻的金字招牌，时机和决断就这样如期而至。
在这里，我们先从曹操的崛起之路开始看起；在打出自己优势的时候，曹操胸怀卓越的才华和远大的谋略，有自己的“英雄”观。所以许劭当面论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时，他不但不生气，而且很满意这一鉴定。他自己给英雄定了一个标准：“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时势给了曹操大展宏图的机遇，成就了曹操英雄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曹操素有谋略，有备在先，所以机遇只垂青坚韧不拔、有长远目光的人。哪怕你是布衣平民，也能崛起于阡陌之中，纵横于四海之内。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都有自己的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来给自己添加面子。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要想打鬼，借助钟馗”。打鬼借助钟馗，确实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做法或谋略。因为一方面鬼是怕钟馗的，另一方面，谁有了钟馗，谁就掌握了号令和汇聚所有打鬼力量的优势与主动权。
“打鬼借助钟馗”这种做法的原理不过是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借一面义旗），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竭智效力。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范例。
但是，“打鬼借助钟馗”失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的，远的不说，曹操之前的董卓就是一例。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制着汉献帝这面“义旗”。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董卓自己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居住，取名鄢坞。鄢坞城墙高厚各达七丈，高度与长安城相等，称为“万岁坞”。董卓将从洛阳等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藏在坞中，单粮食就可供三十年食用。董卓不无得意地说：“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据天下；如果不成，我守着这些东西也可以过一辈子了。”周初时，周文王立吕尚为太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意谓太师吕尚是可尊崇的父辈。董卓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大加封赏，以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鄂侯，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执掌兵权。其子孙即使还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候，女的做邑君。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声势煊赫。
但可惜他是一个专横跋扈、滥施淫威的暴徒，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董卓的前车之鉴如何汲取，曹操阵营内部谋士们的不同意见如何采纳，这是对曹操能力和胆识的严峻考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的重要将领们是有分歧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谋士程昱首先表示意见：“依情报显示，皇上在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竞争优势。”
荀或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应以洛阳及许都最为合适，因此要准备这件工作，必先清除豫州境内其他的力量。”猛将曹仁则有不同意见：“虽然张邈的势力已清除，但吕布、陈宫等雄据徐州，和袁术勾结，随时可能再度威胁兖州。因此属下认为应先稳定东方，彻底摧毁袁术及吕布力量，再行经营豫州。”
夏侯悼的意见也差不多：“单纯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作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阀的层层包围中，是相当不利的。”几乎大部分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悼的看法。
曹仁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将先受其害。”
满宠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对奉迎天子来讲，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
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传来消息，袁绍阵营里为了奉迎天子之事，意见分歧，大老派的审配坚持反对意见，袁将军本身似乎兴趣不大，况且和公孙瓒间的战争仍在持续中，依目前情报判断，或许不至于有所行动。”
荀？大声表示：“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前晋文公迎接周襄王到洛都，诸侯就如日影追身般地相从；汉高祖东伐项羽，为被项羽残杀的义帝缟素戴孝，天下人心就纷纷归附。近年来，天子四处流亡，将军您曾首倡讨伐乱贼董卓的义军，只是因为山东连年兵扰战乱，没能远远地奔赴关右，到天子身边，然而您仍然不断地分批派遣将帅，冒着危险与天子通使节。虽然将军在外边替天子平定战乱，但您的心却无时无刻不放在王室。这说明，匡救天下正是将军您素有的志向。如今皇上的车驾刚刚从西京东返，而东京洛阳也是荆棘丛生，破败荒芜。忠臣义士都有保存国本的忧思，黎民百姓也都怀念旧都故主，睹物伤情，悲哀倍增。如果真能利用这一时机，迎接主上，以此顺应民众的愿望，这是大顺；用秉承至公的行动来感服英雄豪杰，这是大略；用扶持大义来罗致英俊，这是大德。天下虽然还可能有少数抵制反对的人，但他：们必然不能成为多大拖累和障碍，这也是明白无误的。韩暹、杨奉两人怎么敢为害！这一计划若不及时确定，让四方外人生了此心，再生变故，以后就是想要这么做，也来不及了。”
在众人争执不休中，曹操突然想起当年反董联盟时自己和袁绍间的对话。
袁绍曾问曹操：“如果这次举兵失败，您看我们应以何处为据点最为适当？”
曹操反问：“以阁下的意见呢？”
袁绍：“我认为我们应以黄河以北的冀州山区为据点，争得北方异族的协助，以向南争取霸权。”
曹操当时并不同意袁绍的看法，他认为，地利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确如荀或所言，汉献帝虽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政局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呢！
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
但袁绍集团则恰恰相反，由于袁绍的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而终究失却了这一个千载难逢而又十分重要的良机。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在奉迎天子的问题上，几乎在荀或等向曹操提出此建议的同时，袁绍的首席幕僚沮授也向他建议：“主公的世家（指袁氏）好几代都荣任辅佐皇帝的宰相，忠义之名天下皆知。如今，皇上和朝廷被迫西迁长安，宗庙遭到破坏，皇权沦丧。而全国各地州郡，虽都以勤王之名起事，但实际只求扩张自我势力，根本没有人有保卫皇室、安定大下百姓之心。如今本州粗定，我们已有了较稳定的力量，就应该奉迎皇帝到邺城安顿，一方面表示我们安定天下的志愿，一方面更可‘挟天子以令诸侯’，用堂堂正正的名义，来讨伐不守臣节的州郡，相信没有人能抵挡得住我们的。”
袁绍初听之下，也很赞同，便交付讨论办理。
时长老审配及大将淳于琼同时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汉王室衰颓已久，即使想帮他们重建也是很困难的。如今天下群雄割据，各拥庞大军团，有道是‘秦亡共鹿，先得者王”，现在应是大家再公平打天下的时候了。如果把皇帝请到邺城，任何行动理当请示，这样会严重损害军事行动的机密性和机动性，得不偿失。更何况，皇帝身旁还有很多公卿大臣，过分尊重他们，会使我们的权力变小；不尊重他们，则也会有违抗皇权的麻烦，实在值得多加考虑。”
沮授立刻反驳道：“奉迎皇帝，必得天下大义之名，这个利益对我们的发展比什么都重要。以时机而论，目前皇帝正愁没有去处，执行起来最轻松；如果不乘机行事，一定有不少人会抢着做。通权变者从不放弃任何机会，能立大功者在于不延误时机，希望主公尽速考虑这件事。”
袁绍是个优柔寡断又怕麻烦的人，加以他最大的愿望是
巩固黄河以北政权，对全国性的规划也缺乏概念，因此对沮授的建议，迟迟不敢决定。
迟一步遗恨千古，快一着基业千秋，成败攸关，系于决策素质的优劣，而英雄多以此一见分晓，天生曹操，必佑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