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
——曹操
曹操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终其一生而不移。但如果综合考察，则将发现，他的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改变的。
建安初年，刚刚迎帝都许，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他征召贤能，重用旧部，奖掖有功，擢用1日僚，很快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有效地控制了中央和军事实权。这表明曹操在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似乎尚乏重大建树。
官渡之战后，曹操开始真正地从思想和理论上考虑问题，表现之一就是用人重谋，“诫在面从”的思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他发出了《求言令》：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另据《初学记》载，曹操为了“求言”还专门设置了主管这件事的官员，负责按时发送统一格式的纸张和函套，因令：
自今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历史表明，曹操的胜利，特别是建安初年的诸多胜利是同诸多谋臣共同谋划而取得的，其中如荀或、郭嘉、荀攸、贾诩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自平定河北、自领冀州牧以后，曹操威望日高，权力日大，自负之心日长，在一段时间内便很少主动听取谋士们的意见了；谋士们亦慑于曹操的威权而很少主动献策。因此，诸多决策出现了失误，如征高干，先是遣乐进、李典击之，继而亲征，但围城三月而不能拔。为什么呢？因为他下令说：“城拔，皆坑之。，’曹操听不到不同意见，在事实面前逐渐觉悟到自己用人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发出《求言令》指出，“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为了纠正这一现象，他汲取历史的经验，把问题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指出：‘‘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面从，就是长官意志，上级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跟着附和，或想方设法完善上级领导的意图，而不主动从多方面或反对方面权衡得失、提出问题。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小人同而不和”，也是这方面的意思。为了减少或防止“面从’’现象，鼓励众官进言献谋，曹操曾积极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
第一，鼓励并强制属官提出建设性意见。上述“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言得失，吾将览焉”，就是明显的例子。月旦、月朔，指每月初一日。这就是说，曹操要求其主要属官每月初一都要呈送一份书面报告，对其所司各事作出得失分析。这是一种述职性质的报告。这种报告固然要汇报成绩。要讲“得”，同时也要汇报问题和缺点，要讲“失”。既然是得失之议，自然就应有建设性的议论和具体措施的提出，于是便不愁“嘉谋”不闻了。惜哉，这种每月一份书面报告的制度终究坚持了多久，无从考知。
第二，优奖嘉谋。在《求言令》发出之前，曹操已开始了大奖善谋的活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他连上数表，借用为荀或请爵的因由，尽言荀或之功，突出“奇策密谋”之用；表述了“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的思想，指出“珍策重计，古今所尚”；通过肯定荀或参同计划，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的功绩，进而讲到“《诗》美腹心，《传》贵庙胜”，或有大功，宜进封赏，以彰元勋，以劝后进。据说，荀或认为自己没有实际战功，辞让不受。曹操写信给荀或，把珍策重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强化。因说：“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这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愿君勿让。”信中突出“匡弼”、“举人”、“建计”、“密谋”四点，均属谋臣之所为和应为；“功未必皆野战”，进一步强调了重谋、尚谋、“谋为赏本”的主张。
与此同时，他还嘉奖了荀攸。曹操曾以荀攸之计，大破袁绍于官渡，援袁谭攻袁尚，继而尽灭袁氏，其谋皆善。曹操因而为荀攸请封，表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重点也突出了一个谋字。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曹操东征管承后回到邺城，开始论功行赏，发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封功臣令》：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这是曹操第一次集中大封功臣的行动，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就是封赏了自中平元年（公元189年）陈留起事以来十九年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谋臣与武将。无异于一次功劳评结大会赏。据载，此次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依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这次评赏功臣中再次强调了谋臣“贤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一是专发了有关荀或、荀攸的特令，说：“正忠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或）是也，公达（攸）其次也。”二是又一次为荀或请封，写了《请增封荀或表》，不仅更充分地述其功劳，而且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用人思想的重大特点，即所谓“贵指踪之功，薄捕获之赏”、“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
曹操重视谋臣之用，还可从他对待郭嘉之死得到验证。
他说过，“唯奉孝（郭嘉字）为能知孤意。”也就是指郭嘉最善于领会曹操的意图，所以每说必中。他“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每每在关键时刻，解除了曹操的犹疑之念，提供了曹操决策的根据和理由，坚定了曹操的决策信心。据记载，郭嘉死，年三十八岁，曹操“临其丧，哀甚”，对荀攸等说：“诸君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随后上表为郭嘉褒功请封，其表略谓；军祭酒郭嘉，自从征战，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另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和《傅子》所载曹操《请追增郭封邑表》和两封给荀或的信还写道，“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累陈“悲痛伤心”之情，坦言“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诸此无不反映着他对重要谋臣的重视程度。
“诫在面从”和是否乐于“纳谏”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里特别还该提到的是，曹操在“诫面从”求言令之后，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回师邺城，不仅大封有功，而且还特赏了敢谏之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了曹操封赏敢谏者的情况。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人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而有言之。谏而不纳，然后皆赏之。这是为什么？恐塞言路也。这既说明，曹操能够大处着眼考虑问题，同时也说明曹操在一定情况下亦善接受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如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贾逵谏阻雨季伐吴被收监待诛，后来证明贾逵的意见是对的，立发《原贾逵教》，称：“逵无恶意，原复其职。”
曹操重谋赏、封臣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部属，并在全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它的启后作用。文如华歆、王朗、闻征而鼓舞，愿为其用；武如徐晃、朱灵等终生以遇明主自豪。徐晃常常感慨地说：“士人患不遇明君，今幸遇之，当以功自效”；朱灵说，曹操“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曹操征荆州，王粲、蒯越劝刘琮降，并随归操。曹操置酒汉江之滨，粲举杯向操祝酒：“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可见，曹操知人善用已誉满海内，并收到了颇为强烈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