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
——曹操
曹操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终其一生而不移。但如果综合考察,则将发现,他的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改变的。
建安初年,刚刚迎帝都许,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他征召贤能,重用旧部,奖掖有功,擢用1日僚,很快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有效地控制了中央和军事实权。这表明曹操在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似乎尚乏重大建树。
官渡之战后,曹操开始真正地从思想和理论上考虑问题,表现之一就是用人重谋,“诫在面从”的思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他发出了《求言令》: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另据《初学记》载,曹操为了“求言”还专门设置了主管这件事的官员,负责按时发送统一格式的纸张和函套,因令:
自今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历史表明,曹操的胜利,特别是建安初年的诸多胜利是同诸多谋臣共同谋划而取得的,其中如荀或、郭嘉、荀攸、贾诩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自平定河北、自领冀州牧以后,曹操威望日高,权力日大,自负之心日长,在一段时间内便很少主动听取谋士们的意见了;谋士们亦慑于曹操的威权而很少主动献策。因此,诸多决策出现了失误,如征高干,先是遣乐进、李典击之,继而亲征,但围城三月而不能拔。为什么呢?因为他下令说:“城拔,皆坑之。,’曹操听不到不同意见,在事实面前逐渐觉悟到自己用人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发出《求言令》指出,“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为了纠正这一现象,他汲取历史的经验,把问题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指出:‘‘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面从,就是长官意志,上级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跟着附和,或想方设法完善上级领导的意图,而不主动从多方面或反对方面权衡得失、提出问题。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小人同而不和”,也是这方面的意思。为了减少或防止“面从’’现象,鼓励众官进言献谋,曹操曾积极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
第一,鼓励并强制属官提出建设性意见。上述“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言得失,吾将览焉”,就是明显的例子。月旦、月朔,指每月初一日。这就是说,曹操要求其主要属官每月初一都要呈送一份书面报告,对其所司各事作出得失分析。这是一种述职性质的报告。这种报告固然要汇报成绩。要讲“得”,同时也要汇报问题和缺点,要讲“失”。既然是得失之议,自然就应有建设性的议论和具体措施的提出,于是便不愁“嘉谋”不闻了。惜哉,这种每月一份书面报告的制度终究坚持了多久,无从考知。
第二,优奖嘉谋。在《求言令》发出之前,曹操已开始了大奖善谋的活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他连上数表,借用为荀或请爵的因由,尽言荀或之功,突出“奇策密谋”之用;表述了“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的思想,指出“珍策重计,古今所尚”;通过肯定荀或参同计划,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的功绩,进而讲到“《诗》美腹心,《传》贵庙胜”,或有大功,宜进封赏,以彰元勋,以劝后进。据说,荀或认为自己没有实际战功,辞让不受。曹操写信给荀或,把珍策重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强化。因说:“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这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愿君勿让。”信中突出“匡弼”、“举人”、“建计”、“密谋”四点,均属谋臣之所为和应为;“功未必皆野战”,进一步强调了重谋、尚谋、“谋为赏本”的主张。
与此同时,他还嘉奖了荀攸。曹操曾以荀攸之计,大破袁绍于官渡,援袁谭攻袁尚,继而尽灭袁氏,其谋皆善。曹操因而为荀攸请封,表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重点也突出了一个谋字。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曹操东征管承后回到邺城,开始论功行赏,发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封功臣令》: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这是曹操第一次集中大封功臣的行动,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就是封赏了自中平元年(公元189年)陈留起事以来十九年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谋臣与武将。无异于一次功劳评结大会赏。据载,此次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依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这次评赏功臣中再次强调了谋臣“贤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一是专发了有关荀或、荀攸的特令,说:“正忠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或)是也,公达(攸)其次也。”二是又一次为荀或请封,写了《请增封荀或表》,不仅更充分地述其功劳,而且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用人思想的重大特点,即所谓“贵指踪之功,薄捕获之赏”、“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
曹操重视谋臣之用,还可从他对待郭嘉之死得到验证。
他说过,“唯奉孝(郭嘉字)为能知孤意。”也就是指郭嘉最善于领会曹操的意图,所以每说必中。他“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每每在关键时刻,解除了曹操的犹疑之念,提供了曹操决策的根据和理由,坚定了曹操的决策信心。据记载,郭嘉死,年三十八岁,曹操“临其丧,哀甚”,对荀攸等说:“诸君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随后上表为郭嘉褒功请封,其表略谓;军祭酒郭嘉,自从征战,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另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和《傅子》所载曹操《请追增郭封邑表》和两封给荀或的信还写道,“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累陈“悲痛伤心”之情,坦言“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诸此无不反映着他对重要谋臣的重视程度。
“诫在面从”和是否乐于“纳谏”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里特别还该提到的是,曹操在“诫面从”求言令之后,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回师邺城,不仅大封有功,而且还特赏了敢谏之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了曹操封赏敢谏者的情况。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人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而有言之。谏而不纳,然后皆赏之。这是为什么?恐塞言路也。这既说明,曹操能够大处着眼考虑问题,同时也说明曹操在一定情况下亦善接受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如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贾逵谏阻雨季伐吴被收监待诛,后来证明贾逵的意见是对的,立发《原贾逵教》,称:“逵无恶意,原复其职。”
曹操重谋赏、封臣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部属,并在全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它的启后作用。文如华歆、王朗、闻征而鼓舞,愿为其用;武如徐晃、朱灵等终生以遇明主自豪。徐晃常常感慨地说:“士人患不遇明君,今幸遇之,当以功自效”;朱灵说,曹操“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曹操征荆州,王粲、蒯越劝刘琮降,并随归操。曹操置酒汉江之滨,粲举杯向操祝酒:“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可见,曹操知人善用已誉满海内,并收到了颇为强烈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