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巩固自己，保护自己，惟我所为，方可言驰骋天下。
——曹操
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曹操的散文同他的诗作一样，也很有特点。鲁迅认为：“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这句话，简短而明确的概括了曹操在散文方面的功绩、创作思想及其风格特点。至于鲁迅在谈到曹操政权特色的时候，首先讲到曹操在汉魏间文风转变中的首倡作用，鲁迅说到曹操政权的特色有：
第一便是尚刑名。曹操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所以他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出现了很多无所顾忌，想怎么写的文章。
鲁迅从曹操政权特色讲到了曹操思想和汉末魏初文章的主要特色，把当时时代、政治和文章变化的关系，以及曹操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十分清楚的阐释。当然，此前已经有人谈过类似的问题。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曾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又说：“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如果再往前推，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也就是刘师培所说的“魏武治国，颇杂刑名”的意思。
鲁迅的说法显然从前人那里受到了影响，但他进一步讲到了政治和文章风格的关系，指出并肯定了曹操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鲁迅还在谈到曹操的创作实践时说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改造文章的祖师”，是鲁迅对曹操所作的一个很高的评价。“改造”二字，突出了曹操的革新精神，“祖师”二字，赞美了曹操对一代新风的开启作用。鲁迅对于曹操文章的通脱感受尤深，特别举例说：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身后当葬于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文章确实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确实是“胆子很大”，充分体现了“通脱”的特色。鲁迅自己在创作上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因此他对曹操的“通脱”也就特别感兴趣，特别予以强调，并进而从中接受了鼓舞和影响。
曹操为文中的“通脱”精神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比如他的几个求贤令公然提出非廉之士、盗嫂受金之人、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都可以用。
第二，谈古论今，鞭辟人里。曹操为文，有时非常自然地取譬于古而论今事。比如，他在表赏功臣时借刘邦封萧何之典，“是故先帝贵指踪之功，薄捕获之赏”，从而把武将比成了受人指挥的猎狗。
第三，言人之罪，不惜虚拟。曹操为文，颇喜罗致并极而言之。比如，他借孔融与祢衡有交往这件事，把祢衡的话罗织成孔融的大逆之罪而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宣示孔融罪状令》）他赐死崔琰，令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赐死崔琰令》）令文就这样写，明显的是“莫须有”之罪，但不怕别人说什么。
第四，坦说自己的胸怀，而不怕为人所非。曹操最好的散文莫过于《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章坦述心志于纸上，写得既严整，又潇洒，既见其诚，又见其伪。把自己想说的真心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再如诸多让封、辞爵表文也写得非常潇洒，形式上是辞让，内容上是表功，言词上或谓不愿“苟取”，表示谦虚，本质上则极述“祖有大德”，并大陈自己的征战之功。曹操不仅仅是以一个“文”人身份而存在的，他更多地把文人的那种情怀用在了治政、治军和现实生活中，如曹操在汉末以来，面对最高权力沦丧，社会秩序大坏的现实，能够体认乱局，以建纲制，重建公共权力的威信来治理他的辖区。
在这一时期，曹操捷足先登，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地位，连诸葛亮都认为“此诚不可与争锋”；他因地制宜，兴办屯田，恢复发展生产，解决了军队急需的粮食问题；他“任天下之智力”，注意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历尽艰辛打败了极为强盛的袁绍，讨平了群雄，完成了北方统一的伟业，还降服了乌桓、匈奴，保障了边境地区的安宁；他抑制豪强，扶持小农，防止兼并，整顿风俗，使社会得以安定；他厉行法治，整顿吏治，任人唯才，知人善察，使政治得以清明、统治得以稳定；他从主、客观条件出发，决定自己不当皇帝，对军权、政权则抓住不放，使自己身家得以保全、国家得以安定；他始终提倡节俭，反对厚葬，改变了东汉以来盛行的奢侈之风，改善了政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些足以表明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毛泽东一生喜读杂史，临终还在读《容斋随笔》。对这本书中有关曹操的评价，毛泽东也十分赞同。对于曹操的政治才能，在两宋时期一派贬曹声中，南宋史学家洪迈肯定曹操的知人善任就需要相当的勇气，他在《容斋随笔》中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所难及。荀或、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人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东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郧盗，付之刘浑而民安寇减。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剧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
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从文中“实后世所难及”一语看，尤其是“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这是肯定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并非侥幸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