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日，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九月己酉日，皇上即面立勋臣长孙无忌以次的众位之爵色，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宣唱完毕，皇上又补充说了一句：“朕叙卿等之勋爵与赏赐，或许有不妥当之处，请各位自己提出来，以便修正。”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
皇上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首先提出：“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而今天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的，反倒功居臣之上，臣心中不服。”李神通提得非常直率，皇上也就更直率地回答：“义旗初举之时，叔父首唱举兵，但这只是自我盘算，为摆脱祸事而已。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之时，叔父却全军覆没了。刘黑闼大败后只是收拾残部，而叔父闻风丧胆，急急北奔。而玄龄等辈为朕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当然应该位居叔父之上。叔父乃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啊！”说得字字在理，句句中听，李神通也就无言反驳了。而诸将听后，更是对皇上的凭功论赏深为敬佩，便私下议论说：“陛下至为公正，虽身为皇叔像淮安王那样，尚且一无私心，我辈又怎么敢不安分呢？”从此众将基本上都心悦诚服了。一次房玄龄告诉太宗李世民说：“原属秦王府的老人而还没有迁升官阶的都有些怨言，他们说：‘吾辈侍奉皇上左右，已有多少年了啊，今天一一除官拜将，而吾辈反而比原来东宫的人，甚至比齐王府的人还不如！’请陛下圣裁。”太宗李世民解释道：“王者只有至公而无私，才能使天下之心臣服。朕与爱卿等辈，每天吃的穿的，无不取诸于民，所以设置官职，把官职分配下去时，也都要为人民着想，应当选择贤良而有才能的人去任用，又怎么能以新旧为择才前后的顺序呢？倘若新人而贤良，旧人而不肖，又怎么能舍弃了新人而用旧人呢？当今要是不去评论百官的贤与不肖，一味只是论资排辈，这是国政应遵循的体制吗？”这番话，房玄龄听了心服口服固不待言，众官员听说后，个个扪心自问，也都觉得皇上对自己的安排有道理，既恰如其分，又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多数人都相安无事了。
高祖皇帝时代，李渊为了强化宗室的力量，企图以此来镇服天下，所以除了皇帝的从弟之外，什么再从弟、三从弟，以及兄弟的儿子等等，哪怕是乳臭未干的孺子也都封王，一时冒出了几十个王爷。
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找了个适当的场合，问群臣道：
“编封宗室之子侄辈，于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说：“前世的旧例是，只有皇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的皇亲，要是没有大功勋，是不封为王的。太上皇这样的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打两汉以来可是从未见过的啊！这样的封爵至崇，给力役至多的做法，恐怕不能算是示天下以至公之道。”太宗点头赞道：“诚然。朕为天子，为什么？为的是养活老百姓啊！怎么能去劳役老百姓而来奉我的宗族呢？”于是在武德九年十一月的庚寅日，即降旨，将所有宗室被封为郡王的，一律都降为县公，只有少数几位有特殊功绩的不降。
十一月丙午日，太宗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如何防止盗贼的事。有的大臣请求加重法律制裁，重罚罪犯，以禁绝之。李世民听后笑了笑说：“子民之所以要去当强盗，那是因为赋税太繁多，徭役太重，加上官吏们的贪求，逼得子民饥寒交迫，万不得已，才顾不得什么廉耻，走上犯罪道路的。朕今日应当减去奢侈，省却浪费，减轻百姓的徭役，降低赋税，选用廉洁而正直的官吏，使得老百姓人人衣食有余。这样，自然就不会有人去当强盗，这样，还用得着什么重法呀？”
由于及时实行了唐太宗的这一主张，并跟上了相应而有效的措施，才赢得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就从这天开始，逐步真正做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太平盛世。
明经2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五花判事，坚守直道，知抒己见，言无不尽，鲜有败事。”
——李世民
贞观时期谏诤成风，这对于天下大治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而谏诤之风的形成固然与魏征等一批谏臣积极进谏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唐太宗的倡导作用，他设“五花判事”，让他们“坐守直道，各抒己见，言无不尽”，真正做到“鲜有败事”。从而在贞观时期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的舆论氛围。
唐太宗李世民对群言众议的“偏好”，源于他的坎坷经历和对历史上兴衰成败事例的思索。
李世民虽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但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接触较多，尤其在战争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布衣出身的朋友。
他也经常称自己是由“布衣”而做皇帝的人。可贵的是，他在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改变，而失去前期与中下层人士的联系，并对自己保持着自知之明。他对肖踽说：“我自小爱好弓矢，自以为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请教工匠。工匠说，这些弓所用的材料木心不直，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发箭不直。我以弓矢定四方，用弓不知多少，而犹不能尽得其理。况天下之事哪能尽知呢？”另外对房玄龄也说：“自知者明，信为难矣。象属文之士，使巧之徒，一般都自夸己长，他人不及。而与名工文匠一比，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此而观，人君一日万机，一个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唐太宗还注意以史为鉴，从历史兴衰更替中挖掘治国之道。一天太宗问肖踽说：“隋文帝何如主也？”肖踽回答道：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中午），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
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这段对隋文帝的评论，实际上也是对劝太宗“专权”的人的批评，唐太宗是不同意采取隋朝君主那套做法的。
唐太宗还常把自己比作玉石金矿，把大臣比作良工巧匠。他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又说：“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治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
历史上往往还有所谓“君乱臣治”或“君治臣乱”的复杂现象，唐太宗曾以这些事例为题，与大臣们进行讨论。他问道：“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魏征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又问：“既如此，齐文宜昏暴，杨尊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君乱臣治”或“君治臣乱”都不是正常现象，唐太宗提出这些问题，其用意是在力求避免这些现象的重现，希望君臣共同努力，开创出一个所谓君明臣直的好局面来。为此，他还曾说过：“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唐太宗提出的要求，在封建统治者当权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相对来说，搞得好一点就已很不容易。然而魏征深知太宗的心理，他的回答与太宗的愿望是正相吻合的。
为能确立正常的君臣关系，唐太宗还常以历史上的教训来警戒自己和大臣。夏时贤大夫龙逢谏桀而被杀；汉时晁错请景帝削诸侯之地，结果也被杀。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读书每读到这些记载，“未尝不废书叹息”。汉高祖时，良相肖何妄遭系囚，名将韩信亦遭滥黜。其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被迫进行反抗。唐太宗对此十分感慨地说：“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自保。”贞观初年，他以此为鉴戒，对功臣问题的处理较为慎重，基本上没有杀过功臣。至于隋炀帝猜忌大臣，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情况，更是太宗所耳闻目睹的。那时隋炀帝残暴无道，动辄诛杀大臣，以此钳制众口。而内外庶官，皆面从背言，遇事模棱两可，以为这样便可“祸不及身”。唐太宗尖锐地指出，“此实亡国之政”，而当时“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其结果是“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俱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因此，太宗一再告诫大臣们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又说：“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同时指出，君臣相疑，实国之大害。“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尔后才“海内可安”。
为了能在统治集团内部兼听博采，充分发挥各级官吏“言事”之能，唐太宗从制度上做了许多革新，从贞观初起他命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直宿中书内省，以便能随时召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每次召见，都“赐坐与语”。对于重要的事务，太宗都不独自随便决断，而是先让“百司商量”，然后由“宰相筹划”，经过充分讨论，考虑成熟了才准许“奏行”。太宗对自己的每一项重要决策，都尽量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他重申和健全中书省和门下省办事的旧制，这就是，凡军国大事，要由六员中书舍人各自申述自己的意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须经过中书侍郎、中令审查，再送到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再付外施行。即使这样做了，太宗以为还是难免有误。因此关照各行政部门在接到皇帝的诏敕后，如果认为不尽稳便，应该据理执奏，允许暂不执行，勉励官员不要顺旨盲目照办。
他再三向大臣们指出：“人心所见，互有不同”，为了求得正确的意见，大家互相“论难”，自己的意见错误就放弃，人家的意见正确就服从，这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要求大臣们不要护自己之短，不要只顾颜面，而徇私灭公、苟且雷同、马虎从事。
这样，唐太宗就从制度上，力求避免个人的专权，使各级大臣充分的发挥作用，保证了军国大事和重要政令的审慎。
封建帝王一贯吹嘘是“天命神援”，因而独断专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唐太宗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的制度，但他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帝王过分专制的诸多流弊，认识到了必须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臣民的作用，而这些认识和由此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无疑为开明盛世的开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经25科举取士，注重实用
“盛开选举，不能仅凭文笔取胜，复试内容，关注国计民生。”
——李世民
科举制度创建于隋朝，较之魏晋南北朝的凭门第做官的制度自然有所进步，但由于这个制度刚刚创立，还未来得及充分地发展，隋朝就很快地垮台了。唐时在高祖统治的武德时期，为了扩大选才范围，于武德四年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由本县考试、本州复试，合格者“每年十月随物人贡”。次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秀才科人数最少，地位居于诸科之上。考试的结果是秀才录取一人，俊士十四人，其余均落选。可见进士科地位不但不能与秀才科相比，也落后于俊士科之下。
武德七年，高祖令诸州各置大中正一人，负责当地人才的选拔与推荐。然而那种有真才实学的寒士，因无人举荐而老死不达的弊病，仍不能得到彻底改观。
太宗即位后，开始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贞观时期开设的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科目。由于秀才科“有举不第者，坐其州长”的规定，致使地方官怕因此而坐罪，遂不敢轻易举人，加之秀才科录取太难，士人们也不再注重该科，“由是废绝”。而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取士有限，且不利于仕途的升迁，“自是，士族所趣向惟进士、明经二科而已。”秀才科独尊的地位遂为进士、明经二科取代。贞观八年，“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进士加试经史的规定表明该科又驾于明经科之上。正因为如此，于是才有这样的记载：“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
唐初规定当年冬十月选集，次年春开考，考期显得比较紧促，不利于人才的罗致。唐太宗改为四时注拟，这样就可以随时收集人才，保证贡士的质量。
唐初一切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四六文。这是南朝遗留下来的靡丽文风对北方士人影响的结果。这种文章辞藻华美纤丽，但内容空洞，虚词颇多，讲究对偶、平仄，叙事多用典故、古语，使人不能自由发挥见解，严重约束了思想感情的表达。隋炀帝就深恶此类文章空洞浮华，下令要求天下“公私文翰，并用实录”。但由于南朝文风影响甚大，士大夫无不仰慕备至，隋炀帝的这点呼声也就被湮没无闻了。唐太宗即位以来，虽然他自己也写四六文，但他也知道这种文体的弊端，因此他在科举考试中已开始尝试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
贞观十二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当年选举考试。当时张昌龄、王公谨皆有俊才，在京师一带名气很大，他们都参加了这次考试，结果双双落榜，举朝上下都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连太宗也感到意外。于是，就召见王师旦，询问二人落选的理由，王师旦回答说：“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王师旦所指出的问题，正是四六文的通病，他怕录取二人后致使后人来之人争相仿效，以为晋身之用，所以不予录取。从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王师旦的意图，就是通过科举的导向，来改变当时这种浮靡文风。太宗十分赞赏王师旦的观点，“帝以为名言”。可见太宗也是支持利用科举来改变文风这种做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