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科的录取率在唐代还是比较低的，考试也比较严格，“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但是由于进士仕途优于明经，且为时望所重，故使士人们趋之若鹜。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可见人们对进士科的重视。太宗有一次私幸端门，看见膀下进士鱼贯而过，高兴地对侍臣说：
“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据说太宗还亲笔在进士膀头上题写了“礼部贡院”四个大字。这些事都说明太宗对进士科是非常重视的。
进士及第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如要获得实际任官，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考试的方式是身、言、书、判四种形式，所谓身，“取其体貌丰伟”；所谓言，“取其言辞辩证”；所谓书，“取其书法遒美”；所谓判，“取其文理优长”。这四个方面统称为“四才”，其中最主要的是书与判。只有经过吏部试后，才可以获得官职。
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其地位，对人才的选拔与使用制度是一种积极的改革，为具有真才实学之士进入统治阶层开辟了途径，扩大了选才的范围，有利于统治阶层的新陈代谢。
同时也使大批出身于庶族家庭的人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士族地方的政治特权有一定的限制意义。
自从太宗扩大进士科以后，唐代官员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门荫人仕、军功升迁、官员推荐仍不失为一种人仕的途径，但已逐渐不占主导地位，更多的人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才走上仕途的。这样，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下层人士得以跻身官场和唐朝的主流社会，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唐太宗“科举取士，注重实用”的选人方针所取得的最直接的效果。
明经26精简机构，注意实用
“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不必备，惟其人。”
——李世民
唐太宗的务实之风，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其中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精简前朝繁冗的机构，以实用为前提重新编制官员，以提高行政办事效率。
唐太宗即位之初，在贞观元年就一再表示要“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他要求房玄龄根据这个基本原则，确定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定额。房玄龄等人经过认真核查论证，最后确定中央文武官员总数仅为六百四十员。太宗对此非常满意说：“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
在唐初有一种现象，人们多重视朝（京）官，轻视地方官员，在朝廷中也有这种倾向？，因而忽视对地方州县官员的选授，士大夫以任朝官为荣，以任地方官为耻。马周向太宗上疏指出：“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
……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他还进一步指出，百姓之所以未能安居乐业，都是由于刺史、县令不称职的缘故。这个意见引起了唐太宗的重视，遂决定刺史人选由他自己亲自选择，县令由五品以上京官，各荐举贤才一人。这一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刺史、县令选非其才的状况，使吏治情况有所好转。
太宗还规定以后凡乐工、伎人，技艺确实比较高超的，只可赐以钱帛以赏其能，不许再授以官爵。这一做法主要鉴于隋炀帝、唐高祖时曾出现过此类现象，为了避免这种弊病再次产生，特专门作出这一规定。
此外，唐太宗为改变“吏多民少”的状况，还大大压缩了全国的州县数量。
隋炀帝时，为了改变南北朝以来的“十羊九牧”的不正常状况，把地方行政区划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加之武德初期对来归附的各地豪杰，多割地设置州县以安排，“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太宗即位后，深感“吏多民少”，国家与百姓负担很重，同时也不便于提高行政效率。贞观元年二月，下令省并州县，并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十道是根据自然地理形势划分的，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这仅是一种监察区域，还不是一级行政区划，道成为一级行政区划那是以后的事。
省并后的州县数，据载贞观十三年（639）时，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五十八个，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大大少于武德时期。
这样就使每州每县的辖区有所扩大，管理的人口增多，同时减少了地方机构与官吏的数量。在各个监察区内，派出巡察使、按察使、黜陟使等不定期地巡察，任务主要是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善恶，以决定提升或黜退；另一任务就是观察风俗，考察生产。
唐太宗的“精简机构，务求实用”的思想和措施，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而且对于后世，乃至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经27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君富而国亡。”
——李世民
唐太宗曾经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胫自啖，腹饱而身毙。”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君主与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政策，以达到富民、强国、保君的目的。
唐太宗的经济政策包括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增殖人口；设置义仓，储粮备荒等，均是务实，利民之举。
均田令虽然颁布于武德时期，但是要比较彻底地贯彻与推行这一制度，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
太宗即位以后，在推行均田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均田制的普遍实施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官僚、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使政府缺乏足够的土地授给农民；另一个是“宽城县（今四川绵阳东北）洛水堰、杭州富阳县（今浙江富阳）阳陂湖、福州连江县（今福建连江）材塘。仅泉州莆田县（今福建莆田）在贞观时期就兴修了诸泉塘、沥浔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等多处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粮食的产量。如龙门的十石垆渠修建后，“灌田良沃，亩收十石”。这个亩产量似乎有些偏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大可能达到如此高产，但灌溉条件的改善，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产量却是无可置疑的。
要想发展社会生产，必须要有充足的劳动力。经过隋末动乱，人口锐减，高祖统治的武德时期，全国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到隋朝最多户数时的四分之一。太宗即位后，采取了不少措施，以增殖人口。
首先，奖励婚嫁，鼓励生育。唐太宗早在贞观元年就颁布了劝励婚嫁的诏书，规定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为法定的婚配年龄。凡鳏夫、寡妇丧期已过，就可以允许婚嫁，“令其好合”。为了保证达到法定婚配年龄的男女及时成婚，诏书还责成其乡里亲戚或富有之家对因贫穷不能嫁娶者，进行资助。太宗还把户口增加和婚嫁及时与否，作为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之一。凡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户口增加的，考为上等；“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的，以过失论处。他还对生育男口者进行奖励。贞观三年，下诏规定：妇女生男孩者，给粟一石。
其次，赎回外流人口，隋末战乱频繁，不少汉人避乱逃人突厥境内。突厥在隋末唐初多次内侵，也抢掠去了大量人口。太宗即位以来，采取鼓励外流人口返乡和以金帛赎买的办法，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招回了大量人口。如贞观三年，据户部统计，塞外归附及突厥内附的人口共达一百二十余万口。四年，太宗“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此外，把依附于唐朝的少数族人，内迁境内，设置州县，让他们改变生产方式，从事农业。如贞观四年，就把党项前后归附者三十万口迁入境内，设州县管理。
以后还陆续赎回了不少被薛延陀掠去的室韦、棘辐、乌罗护等部族人。
再次，释放宫女，令其婚配。唐太宗即位初期，曾两次大规模释放宫女。一次在武德九年八月，共释放了三千余人；另一次在贞观二年九月，数字不详。太宗本人曾说过：“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说明这次释放人数也不少。释放宫女的目的，一是为了避免虚费衣食，节约费用。二是为了“任从婚娶”，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这也是增殖人口的具体办法之一。
经过太宗君臣的努力，使唐朝人口增长较快。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口总数达到三百八十万户，比武德时期增加了一百八十万户。
此外，唐朝还设义仓，以备荒年之用。规定天下州县都要设置义仓，每亩征收粮两升，粟、麦、稻随产而定。商贾无田者，按照其资产的多少，分为九等，最少交粮五斗，最多五石。如果收成不好，减产四成者交一升，减产七成者不交。
下下户及少数民族不交。遇到灾年，用于赈济灾民，或者贷给贫民作种子，秋季收获后归还。义仓的设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官府承办，带有强制性质，但不能随便用作其他方面的费用。至于后来义仓征收演变为地税，那是太宗子孙们的事，是和太宗设置义仓的本意相违背的。
太宗还在武德九年九月，下令设置了常平监官，职掌是平抑物价。物价上涨，则减价抛售物品；丰年物价下跌，则大力收购，使价格不至于下跌太多。主要是平抑粮价，以免因粮价的波动伤农。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下诏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设置常平仓。常平仓所储粮食，就是用作平抑粮价的。这一做法有抑制或减缓商人兼并农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减轻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良好作用。
唐太宗即位之初，水旱灾害频繁，“米谷踊贵”，关中、河东、河南、陇西一带，一斗米价值一匹绢。经过积极治理和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社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的景象。不仅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社会秩序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景象，与隋末唐初的残破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辉煌成就的取得，与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和利民措施有紧密的关系。
明经28用人广泛，虚心纳谏
“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良药也；此易从者，毒口也。”
——李世民
唐太宗即位之初，就鼓励臣民积极进谏，并虚心接纳所谏，当时封事者甚多。所谓封事就是官员提出的治理国家的建议，因要密封后上达，所以称封事。为了消除进谏方面的障碍，唐太宗时时注意修正自己的言行，采取了一些办法，以保证臣下敢于开口讲话，尤其是讲真话。太宗威容严肃，气势逼人，百官觐见时，多举止失措，根本就无敢于谏诤的勇气。太宗知道后，马上改变态度，每见臣僚必和颜悦色，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政教得失”，并且强调：“人欲知道自己是否整洁，必须借助于明镜；君主欲要了解自己的过失，必须借重于忠臣。君主如果总自以为圣明，臣下就不便于谏诤匡正，这样没有不失败的。”太宗态度如此诚恳，臣下自然也就敢于开口谏诤了。
太宗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别人上书或谏诤时，自己认为不大妥当，往往当面质问不留情面，臣下本来就对皇帝心怀畏惧，一见如此场面，无不战战兢兢，搞得非常狼狈。刘洎向太宗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这样搞“恐非奖进言者”。太宗当场表示一定要改正这种态度。后来他总结自己纳谏经验时说：“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这样的态度便消除了谏臣的顾虑，有利于畅所欲言。
既然要臣下说话，鼓励谏诤，就要做好忠言逆耳的思想准备，克服君主自己心理认识上的障碍。太宗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说：“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后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太宗始终能做到虚心纳谏，而不计较谏诤者的态度与言辞是否尖锐。不仅如此，对于直言极谏的大臣，他还“拭目以师友待之”。这样的胸怀与态度，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臣下的信赖，对广开言路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为了鼓励谏诤，太宗还采取了重奖言事者的措施。太宗欲处死一人，法官孙伏伽进谏说，据法罪不至死。太宗觉得其谏使自己避免了一次错误，遂赐给他一座园圃，价值百万钱。其他还有很多人受到过太宗这方面的奖励。这种措施对鼓励臣下积极谏诤起了促进作用。
正如唐太宗在用人不分贵贱一样，在纳谏方面也同样强调：“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唐太宗用人广泛，又不因人废言，虚心纳谏，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
明经29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创业难，守成更难。”
——李世民
古今称颂的贞观盛世，其后期远不如前期，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但是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出现什么败亡的征兆。究其原因，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找寻根源，但有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唐太宗时刻不忘收成之艰难，因而对自己那“安乐宽怠”的思想情绪有所克制，从而保证了其一生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贞观十二年九月，唐太宗问：“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认为打天下难，魏征则认为守天下难。唐太宗比较了两种意见，总结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这场讨论表明，魏征目睹太宗日渐骄逸，后不如初，所以特别强调“守成”的艰难。
而唐太宗也还算是清醒的，尚能注意以守业比创业更不容易，表示要谨慎对待。
过了三年，即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和大臣们再次讨论“守天下难易”问题。他认为，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听取谏诤，就可以守天下了，似乎没有什么“难”的了。魏征郑重地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这番话又一次打动唐太宗的心弦，使他那“安乐宽怠”的思想情绪有所克制。
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晚年忧患意识仍存，尤其是其对“草创”和“守成”难易问题的深刻认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做到诚心纳谏，减少了不少失误。
及至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对自己作了这样的评价：“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
由此可见，唐太宗直到晚年还是有自知之明，他不掩饰自己的过错，从不把自己当作尽善尽美的“完人”，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唐太宗得以“故业不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