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任贤致治，大哲学家工船山说：“唐多能臣，前唷汉，后有宋，皆所不逮。”高度评价了李世民开创的贞观时期人才济济的盛况。贞观能臣为“贞观主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这一切都与李世民的非凡人才观和用人政策密罩。可分。
明经40用人要“舍短取长”
“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李世民
唐太宗深知“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使用人才不能求全责备，他曾经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这个比喻对于合理地使用人才非常贴切。正因为“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太宗在了解和选拔人才时不持求全责备的态度，用人时遵循“舍短取长”的方针，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比如他在使用房玄龄、杜如晦时，就避免了房、杜不善于理狱和处置琐碎杂务的短处，充分发挥他们多谋善断的长，处，把他们提拔到宰相的职位上，让他们在国家大事上多出谋划策，掌握大政方针。太宗在使用魏征时也充分地考虑到如何发挥他的长处。魏征早年任秘书监时，太宗就让他参预朝政，即参预宰相议政，以便在军国大事上多听取他的意见。
从贞观七年起，提拔他担任门下省的长官侍中。门下省是唐朝的审议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敕都要经过门下省的审议后才能盖印下发，这个关太宗就交给魏征来把。后来魏征因病串次提出辞职，太宗虽然免去他的侍中之职，仍要他任门下省事，继续让他负责门下省的实际事务。戴胄是贞观时期一位以执法严明而著称的人物。他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吏，太宗不让他充任馆阁图籍之职，基于他能秉公办事，性格正直的特点，让他去担任负责刑事审判的大理少卿之职。戴胄在这一职位上，办事干练，案无滞留，执法如山，就是皇帝不按法律办事也敢于批驳、劝谏，因而纠正了不少错案。戴胄严于执法的事迹颇多。这里试举一例。
有一次，太宗召长孙无忌人宫，长孙无忌由于走得匆忙，竞忘记解下身上的佩刀，把守宫门的校尉也未能发现。按照唐朝法律，带刀入宫是要处死刑的。封德彝认为，长孙无忌是误带刀人宫的，可罚金二十斤，而守门校尉未发现这件事，是严重失职，应当处死。封德彝这样主张，是因长孙无忌是国舅爷，又是太宗的宠臣，太宗当然不愿因这件事处死他，这样处理既遂太宗之心，又可使太宗摆脱有法不依的尴尬处境。太宗自然赞同封德彝的主张。但是戴胄却坚决反对，太宗只好下令再议。封德彝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太宗又打算按他的意见办。戴胄再次提出异议，他说：“校尉是因长孙无忌而犯的罪，按法律校尉的罪比无忌还要轻一些，若说失误，二人都有失误。却把犯罪轻的处以死列，犯罪重的反倒处以罚金，差别如此之大，很不公平，这样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太宗终于感悟，免除了校尉的死刑。
戴胄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太宗念其忠于国事，家庭贫困，曾特诏赐钱十万。贞观七年戴胄逝世后，家里竟因房舍简陋而难以举行祭奠之礼，太宗为此下诏给他立庙。
太宗也不是神仙，难免也有用人不当的时候，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失误后，能马上予以纠正。比如贞观二年（628年），他让太常少卿祖孝孙去教授宫人音乐，多日也不见起色，便对侍臣说：“人们都说祖孝孙是懂音律的，我让他教授宫人，但奏出的曲子仍有不合音律的地方，是他造诣不深还是没有尽心去教授呢？”于是打算要治祖孝孙的罪。王硅和温彦博说：“祖孝孙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他的责任是修订雅乐，而陛下却要他教授宫人，这是大材小用，用人不当。”当时太宗还非常生气，后来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确实不对，便又让祖孝孙继续修订雅乐。后来祖孝孙在继承古乐传统的基础上，融人了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的音乐，编成了《大唐雅乐》，共制成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此外，他还修订了一些濒于失传的古典音乐，使它们得以重新流传。
由于太宗能知人善任并善于吸收别人的意见，这就充分调动了大臣们尽展其才的积极性，每个人都极力发挥自己所长，无不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
太宗不仅自己不断地观察、了解手下大臣的长处之所在，也时常听取别人对当时人物的评价，这样就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人，便于因才施用、才尽其长。贞观二年，有一次宴会上，太宗指着在场的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等人，对王琏说：“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太宗是要王硅对众人逐一品评，并将自己和他们进行比较。王硅评论说：“知无不为，孜孜于国事，我不如房玄龄；正直敢谏，惟恐君主不及尧、舜，我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做事详明、认真，出纳公平，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忙而复杂的事务，众务必举，我不如戴胄。至于嫉恶如仇，扬清好善，我于诸人也有一日之长。，’太宗与在场诸人都认为王硅评论客观公允，“谓之确论”。
明经41打蛇要打七寸
“形势不同，计策也当灵活运用。”
——李世民
《孙子兵法》中说：“擒贼先擒王”，说的是制敌应先制要害。的确，无论你做人还是做事，抓住关键的环节是最重要的。关键性问题解决了，其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攻自破了。俗话中的“打蛇要打七寸”也是此意。唐太宗在处理贞观晚期的“东宫谋逆”事件中，就成功地运用了此道，一举瓦解了图谋政变的东宫集团。
李承乾原封中山王，八岁时被册封为太子。但李承乾自少年时始就沉湎于嬉戏畋猎，而且骄横拔扈，朝中多有异议。
贞观十六年秋八月丁酉日，太宗李世民心中万分焦急，就为皇太子李承乾的不争气与胡作非为而忧心忡忡。但为了探测一下众近臣的反应，特地在朝上问大家：“当今国家何事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首先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此言是也。”皇上不俟其他大臣再一一回答，抢先肯定了褚遂良的言论。其他左右近臣自然也就不必再作什么答复了。当时正名定份的皇太子竟如此失德，而皇上又最宠爱庶出的魏王李泰，群臣为此大事，日有疑义，太宗李世民日有所闻，听得都心烦意乱起来，于是对侍臣们说：
“方今之群臣，要论忠而且直，莫过于魏征，朕要命他去为太子之师傅，以此来杜绝天下人之疑义。，，九月的丁巳日，太宗皇帝即拜魏征为太子太师。当时魏征正在病中，他俟病小愈，即带病上朝来，亲呈表文，坚决辞让。皇上又专门给魏征下了道手诏，谕之曰：“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朕今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
太宗李世民虽宠爱庶子李泰，还只是勉其好学，爱护其才，并无立他为太子之想，所以朝中疑义，他心中十分厌恶。
对皇太子之不争气，太宗是恨铁不成钢，总想到有得力之师傅是可以教育好他的，所以把向自己进谏最有道理，自己也最听得进去的这位魏征给推到了第一线，让他腾出身子来专门去管教太子，这也可谓是用心良苦。魏征见皇上说得如此恳切，也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这份差事。
直到贞观十七年正月，唐太宗还对群臣这样说：“听说外面的士子百姓们因太子有脚病，而魏王却聪颖有悟性，已经多有跟从魏王去游幸的了。于是马上产生了不少异议。有些侥幸之徒，已经都去向魏王趋炎附势了。太子虽有足病，犹不废步履。更何况，按礼仪，嫡子死了，就该立嫡孙。朕是不会开启小人们窥窬之源！”他这一表态，无疑是对那帮向魏王附势的人敲了一个警钟。
太子李承乾这个时候也挺会卖乖，当他看出苗头，某大臣会向皇上进谏告他的状，就立即主动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又挺有说服力，好像真是出自肺腑，要幡然悔悟了。弄得这些准备进谏的大臣手忙脚乱，爱宠若惊，也就顾不得去进谏了。为此，东宫的事成为绝密之事，世人无法知其真情于万一。
暗地里，太子李承乾却是越发放纵越礼。他爱讲突厥语，爱穿突厥的戎装，带他们的服饰。还把他手下长得有点像突厥人的，把他们五个人编为一组，让他们也像突厥人那样把头发编成辫子，穿了羊皮裘衣去牧羊。还制作了五狼头大纛旗以及各式幡旗，设立了穹庐，太子自已起居于穹庐之中，往往还要派人去敛来羊只，烹而食之。吃的时候，也要学突厥的的样子，各自抽出身上的佩刀，边割边吃，或割了去敬给对方吃。
又有一次就更出格了。太子对左右说：“我要假装可汗死去的样子，你们就效仿突厥人的丧仪来为我哀哭送丧。”说完话，便一下倒在地上，僵挺挺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于是众人便号啕大哭起来，又跨上马背，绕着太子的“僵尸”，举行突厥式的哀伤礼仪。还绕着“尸身”走，用刀割自己的面孔。（以刀割面，谓之赘面，乃突厥之哀伤礼仪。）过了一会儿，太子霍然站立了起来，对左右众人说：“我一朝拥有了天下，当率领几万骑兵狩猎于金城之西，然后解开发髻，做突厥人，委身于思摩。现在只是一种假设而已，所以还不够快活。”这时太子左右的人有的就窃窃私语起来，认为太子是不是中了妖气。
又一次，太子李承乾用突厥的襞毡当作铠甲，又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李元昌分统二方来对打。双方各自大声呼唤，互相刺杀，以此为乐。有不从命者，则把他们绑在树上施刑罚，有的甚至被打死。太子李承乾曾说过：“我当了天子，一定要纵我之所欲；有要来进谏的，我就杀了他，杀他个五百人，你看太平不太平！”
太子李承乾又私自宠幸大内太常乐童，其中有一位才十几岁，长得十分美貌，能歌善舞，所以太子特别宠幸她，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做“称心”。太宗皇帝知道以后勃然大怒，当即把这位称心给杀了，与称心连坐的又杀了好几个。
太子李承乾为此很伤心，一心只想着是魏王李泰使的坏，告的密，一口怨气都发到了魏王头上。为了痛悼称心，在东宫里特地构筑一室，为称心塑了尊像，像前两侧还分列了、木偶人、车马，除了自己天天去致祭焚香，痛哭流涕之外，还让宫人一早一夜都要去祭奠。为她收了尸还不说，还把她葬在了宫中，垒起坟，追赠她官位，为她树碑立传。
为了悼念称心，太子从此托病不上朝，竟一连好几个月。
他干脆自己命东宫的奴婢数百人来专习伎乐。太子李承乾对突厥好像特别偏爱似的，所以让他的乐伎们都学胡人的打扮，椎髻胡服，剪彩为舞衣，寻幢跳剑，昼夜不绝，东宫深院的‘鼓角之声都传到了宫外街市之中。
左庶子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是受诏来专门辅导皇太子的，他俩可真是尽心尽力，而皇太子就是不听。于志宁还专门撰写了《谏宛》一书，凡二十卷，专门来讽谏太子李承乾；孔颖达也是多所规奏。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李承乾的耳旁风，他还越来越嫉恨于他俩。
尉杜荷等人。赵节是赵慈景的儿子，母亲是长广公主；杜荷是杜如晦的儿子，娶的是尚阳公主。他们也都牵连到谋反中去了。
凡是同谋的人都在一同发过誓，举行过仪式，都要自己割开自己的手臂，用布帛去擦试自己的鲜血，然后把众人的这些拭了血的帛一同烧成灰，把灰和在酒里，然后又共饮这一杯酒，表示誓同生死。如此盟誓之后，他们又蓄谋引兵进驻西宫，以作临举事前之军事准备。
杜荷是懂得天文的，他观测星象之后，对太子说：“天文有变，应当速速发兵以应天象。现在只有一法，只声称太子得了暴病，十分危笃，这样主上必然亲临东宫探视，我们即可乘机下手。”正在此时，太子又听得齐王李祜在齐州谋反的消息。他还对纥干承基与其他几个人说：“我东宫之西墙，去大内不多不少，正好二十步远。我与卿等共谋大事，跟齐王相比，又怎么样呢？”说得多么得意洋洋啊！
谁料治李祜谋反罪之时，又牵连了这位纥干承基，他本是位专门参加别人谋反的杀手，于是把他逮捕人了大理狱，这当然是该问斩的死罪。这位纥干承基架不住大理狱的严刑拷打。同时也想将功赎罪，于是在这年夏四月之庚辰朔日，就告了太子要谋反的事。
此事一暴露，太宗李世民当然十分重视，即下敕令，让长孙无忌、房玄龄、萧踽、李世勋等众位要臣去参与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会审。经这样一个特殊又重大的班子来审理，当然很快便查明太子谋反的确凿事实。
此时太宗李世民的心里非常矛盾，宛如万箭攒心，自己最心爱的嫡长子，也已正名为皇储、太子，将来自然会由他来接位的，而他竟会谋起反来，想要抢班夺权，是可忍孰不可忍！虽到了这步天地，证据确凿，理当处死，却又下不了对大哥、四弟那样的毒手，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嫡长子，于是无可奈何地将问题推给众侍臣来决定。他问众侍臣：“将何以处置承乾为好呢？”
大家也都揣摩透了皇上的心思，就是不想杀儿子，但又怎么回答才能圆其说呢？于是谁也不敢回答。过了很久，倒是一位小官、通事舍人来济站出来开了腔：“陛下不失为慈父，要是能让他尽其天年，则善矣。”这样总算给了李世民可以不杀子的台阶下。
到了乙酉日，即下诏废太子李承乾为庶人，幽禁于右领军府。一同谋反的汉王李元昌，李世民也舍不得杀，想免他一死。这回群臣可都不答应了，纷纷出来据理力争，认为不处死不足以惩前毖后，于是最终决定赐他自尽于家，并且对他的母亲、妻子、儿子都宽宥了。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辈，则皆伏诛无赦。
当侯君集被收下狱之时，他的女婿再次诣阙向皇上告发了他的事情。皇上李世民就把侯君集找来，对他说：
“朕不愿意让那些刀笔吏来辱没我公，还是让我公自己来认罪吧！”
侯君集此时还抱着伐幸心理，以为不认罪尚可混过去，所以就是不承认。太宗李世民本想让他自己认个罪，可以借此来宽怒他，谁料他到了这步天地还是死不认账，结果太宗李世民只好又把他女婿叫上来当面对质，他这才理屈词穷，服了罪。
在“东宫谋逆”事件的前前后后，唐太宗表现出的精明过人，与其宽宏大度一样，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为了维护贞观晚期大唐政局的稳定，先是尽一切可能挽救不成器的太子李承乾，及其将反，则毫不犹豫地一举铲除叛党。
不过唐太宗只治罪于“逆首”，其余则统统赦免，使一场“惊变”在不经意中归地平静。”“形势不同，计策也当灵活运用。”唐太宗此语道出了迎“敌”，制“敌”的奥妙。
明经42驭人要人尽其才
“王者用人非难，尽其才之为难。朕之责任，谋斯从，言斯听，才斯奋。”
——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