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知人”与“用人”方面有许多区别于前代有为君主的创见，因而便有许多超迈前代的成功，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人尽其才。李世民曾说：“王者用人非难，尽其才之为难。朕之责任，谋斯从，言斯听，才斯奋。”这说明其“人尽其才”思想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人才愿意为统治者效忠竭力，二是在使用人才过程中使其能力得到尽可能的发挥。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很难同时实现，因为人才若皆以统治者的意志行事，则必然压抑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不过李世民自有其独到的驭人之术，在贞观时期，皇帝的权威和臣民的创造性才干的施展，两者之间兼顾得颇为成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李世民为了调动人才为自己服务的积极性，注意了以尊重人才为中心的广开才路的政策。于是，他不敢把贞观之治的成就全部据为已有，而一再强调人才的作用。如贞观元年他对萧踽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星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既然自己不能对天下尽知，那么自然要依靠人才来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事业，例如在刑律诉讼方面，戴胄便起了很大作用。
《旧唐书》卷70《戴胄传》载：
于是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荫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以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责，言如泉涌。
在这里李世民承认法律方面戴胄是内行，自己有所失，贞观时期法治宽平，戴胄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李世民又说：“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敕诸公之力耳！”“中外义安，皆公卿之力。”“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
可见他确实承认臣下的才能是自己事业成功的保证，而不是自吹自擂，夸耀皇帝的“英明”。这样，臣下便不能不考虑自己职权范围内所做出的成绩，都希望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来。
房玄龄作为宰相，可以说日理万机，辅佐李世民执政22年，不敢有任何松懈。直到晚年临终前仍对儿子说：“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孤负圣君，则死有余责。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人地。”于是上表请求李世民罢兵。李世民虽然执意东征高丽，不过是肯定了房玄龄的行为，他对女儿，也是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说：“此人危慑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可知房玄龄确实对李世民竭尽心力。
李靖一生为李世民东征西讨，屡建战功，贞观八年曾以“足疾”为由上表申请退休，李世民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于是特许李靖“听在第摄养……患若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事。九年正月，赐靖灵寿杖，助足疾也。”李靖大受感动，主动请战击吐谷浑，大获全胜。到了李世民准备东征高丽时，李靖还说：“臣往者凭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残年朽骨，唯拟此行。陛下若不弃，老臣病其瘳矣。”看来是准备拼老命报答李世民了，虽然李世民没有让李靖出征，但李靖为贞观事业贡献了全部生命应是事实。在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尉迟敬德、薛万彻、李勋、张亮、李道宗、长孙无忌等一批老将均从行，可见当时确有争为李世民效力的风气。难怪王硅对魏王李泰说：“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尽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尽孝。忠孝之道，可以成名，当年可以享天佑，余芳可以垂后叶。”戴胄则是“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岑文本更是对李世民充满感激之情，他被委任中书令，反而感到紧张，母亲问他为何？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
有人劝他“营产业”，他说：“南方一布衣，徒步人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
于是，“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直到“遇暴疾而薨”。这些人才愿意为李世民效力，这是他们得以在历史上涌现的先决条件。
使人才的能力在实践中得到尽量的发挥，这是李世民所注意的事情。李渊建唐以关陇集团为基础，于是李世民执政时发现关中人与山东人“意有异同”。这个“山东”的概念是从春秋、战国时流传下来的地理观念，“山”指函谷关所在的崤山，如《战国策》卷19《赵策二》载苏秦对赵王说：“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关以害山东矣。”该书同卷载张仪对赵王说：
“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苏秦、张仪两位纵横家均以崤山、函谷关为中国东、西部的分界线，看来这个地理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了。地理观念实际代表着文化差异，早在西汉时，“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在政治上也有很多反映。魏晋以降，民族纷争，山东与关陇形成不同的豪强地主政治集团，曾有过多次较量，东、西魏分裂，北齐与北周对峙，均是这种较量的体现。
陈寅恪先生指出：“隋未唐初之史乘屡见‘山东豪杰’之语，此‘山东豪杰’者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双方争取之对象。”我们知道当年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争夺太子位时，曾派山东人（郑州荥阳）张亮去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而李建成、李元吉在李世民将去洛阳时，“相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
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山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视其行状，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可见李世民争夺皇位，也借用了山东集团的力量，现在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不和，是李世民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张行成对他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李世民“善其言”，确实想改变这一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形势。只是自李渊建唐以后，关陇贵族已经高踞政治要津，安抚山东集团，是李世民必须采取的政治措施，他本人既为关陇贵族集团出身，自然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便不能不依靠山东集团的代表人物，其中李勋和魏征是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旧唐书》卷71《魏征传》载：
及（李）密败，（魏）征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时徐世劫尚为李密拥众，征与世勃书，世勃得书，遂定计遣使归国。
这说明李勋和魏征实际是山东集团的领袖，李世民重用李勋和魏征，原来是为了稳定山东，也稳定中央的政局。李勋曾任河南大总管讨徐圆朗，又与李孝恭一道共讨辅公柘，均有大功。后来，李勋主要在并州防突厥，李世民说：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勃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坦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正因为李勋对付山东地区有办法，于是凡有山东战争，多由李勋担任统帅解决问题，甚至东征高丽也是以李勋为主将，使得李勋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得到充分发挥。所以当李世民自剪须发为李勋和药，李劫“顿首见血，泣以恳谢”时，李世民一句话道破天机：“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至于魏征，早在玄武门之变刚刚结束，便派去“宣尉山东”，因为当年魏征曾建议李建成亲讨刘黑闼，“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所以，只有魏征能够完成这一重任。《资治通鉴》191载：
征至磁州，遇州县锢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诣京师，征曰：“吾受命之曰，前官、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遂皆解纵之。太子闻之，甚喜。
在刚刚发生了政变的情况下，人心惶惶，政局自然不稳。
李世民赦免了魏征等人替李建成效力的罪过，但山东地区的李建成党羽并不知情，为防止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让魏征去现身说教是再合适不过了。魏征明白李世民的用意，以自己尚被怀疑的身份释放了被怀疑的其他人，对于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自然是一种安抚，更使曾有过牵连的人放心，于是迅速稳定了山东形势。魏征的政治才干与见解在此时也获得重要体现，为他终于成为贞观时期的代表性功臣，奠定了基础。我们从李勋与魏征的历史活动，可以看到李世民人尽其才的用意。再如李世民一直为教育自己的儿子而反复考虑，因为他想到儿子们没有经过艰苦锻炼，将来很难胜任自己的事业。他曾对房玄龄说：
朕历观前代拔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
为了让儿子们多少知道一点生活的艰难，他特意选了王硅、马周、张玄素等受过磨难的寒士做儿子的师傅。王硅“幼孤，性雅澹，少嗜欲，志量沈深，能安于贫贱，体道履正，交不苟合。”他做了魏王李泰的老师，竭力灌输忠君保民的儒学思想，李世民很满意，对臣下说：
古来帝子，生于宫闼，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硅我久驱使，是所谙悉，以其意存忠孝，选为子师。尔宜语泰：“汝之待硅，如事我也，可以无过。”
马周是晋王李治做了太子后由李世民挑选的老师，因为他早在贞观十一年便上疏谈到了注意“传嗣之主”教育的问题，马周说：
臣历观前代，自夏、殷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思隆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唯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的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马周的意见深深打动了李世民之心，于是当东征高丽时，马周与高士廉、刘洎共同辅佐留守的皇太子李治。李世民以神笔赠马周书“飞白”，说：“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马周成为贞观时期的“帝王师”，正是李世民人尽其才政策的结果。张玄素出身寒素，李世民当面追问他的资历时，颇感惭愧，但张玄素忠心为国，敢于强谏，于是被李世民选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承乾嫉其数谏，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承乾又尝于宫中击鼓，声闻于外，玄素叩阁请见，极言切谏，承乾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虽然他没能够止住李承乾一意孤行，但一直坚持对李承乾的劝谏，成为贞观时期坚持“道尊于势”的士人，并尽到了责任。
引日唐书》卷75《张玄素传》说：“玄素进言于太宗，从疏贱以干至尊，怀切直以明正理，可谓至难矣。既而并见抽奖，咸蒙顾遇。自非下情忠到，效匪躬之节；上听聪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于此乎？”看来，张玄素的脱颖而出，也是李世民支持、信任、使用的结果。
李世民以“知人”而为“用人”服务，并能够相对于前代统治者达到“人尽其才”的结果，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尊重人才的人格，理解儒学士人“使天子如尧、舜，使庶民得其所的用意，承认人才对事业成败的巨大作用，是李世民的成功之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没有懂得人才的人，是无法出现人尽其才的局面，这是李世民为后来统治者提供的一条意昧深长的历史经验。
（下）
明经43驱驾英材，多多益善
“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李世民
唐太宗为了广泛搜罗人才，非常注意不因政治身份及家世地望的不同而厚此薄彼、，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驱驾英材，多多益善，不仅从亲人、旧部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而且也从新人、敌人中选出不少奇才，破格录用，大胆提拔。
从亲人、旧部中选用人才，已为人们所熟知，前面也多次论到。从政敌中选用人才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对魏征、王硅的重用，其实从政敌中选用的人才并非仅此二人，还有一些人同样得到太宗的重用，只是不为人们所注目罢了。比如对薛万彻的任用，便是一例。薛万彻是成阳人，隋末在幽州（今北京西南）罗艺部下为将。罗艺归唐后投靠隐太子李建成，薛万彻因勇武善战被李建成引置左右，成为他的心腹猛将。玄武门之变时，薛万彻率东官兵猛攻玄武门，杀死了不少秦王府将士，后又鼓噪欲攻秦王府，对秦王集团形成很大的威胁。
失败后他又率数十骑逃人南山，拒不投降。太宗爱其勇武，多次派人招抚，薛万彻才出山归顺。太宗认为他能忠于旧主，不加责罚，反而加以重用。贞观时期他多次出征，屡立奇功，先后参加过平定梁师都、征讨突厥颉利可汗的战争。李靖受命平定吐谷浑时，深知薛万彻骁勇善战，特意请求太宗让他随军出征，薛万彻果然在这次战争中建立了奇功。他率领百余骑斩杀敌人数千人，“人马流血，勇冠三军”，直追杀到黄河源头，终于平定了吐谷浑。后又协同李勋征讨薛延陀，在双方决战时，他率数百骑为先锋，攻击敌阵侧后，敌军大乱，斩首三千余级，缴获战马一万五千匹。太宗征伐高丽时，以薛万彻为行军大总管率军从征，多次击败敌军，攻城略地，战无不胜。由于薛万彻善战，功勋卓著，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把丹阳公主嫁给他，拜他为附马都尉，不久又升他为右武卫大将军。太宗曾对侍臣说；“当今名将，惟李勋、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李勋、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这时李靖已是老病缠身，故太宗没有提到他。
薛万彻能与李勐并列为名将，可见他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