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与大臣论治，谏议大夫王硅讲了“从谏则圣”的古训。唐太宗非常赞赏，立即颁布诏令，规定“自今中书、门下乃三品以上人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唐朝谏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四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八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十二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左右拾遗十二人，掌同补阙。“谏官”可以随宰相到两仪殿“平章国计”，这不仅反映了谏官地位的提高，鼓励了他们的极言切谏，而且更使唐太宗在平常视朝中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以便全面地掌握情况，择善而从。一部《贞观政要》中，关于唐太宗与谏议大夫们的问答记载不少，可见唐太宗是把谏官当作身边的“侍臣”，往往“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唐太宗还把杰出的谏臣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来，委以重任。例如，王硅任谏议大夫时，推诚尽节，多所献纳，太宗赞叹说：“卿所论皆中朕之失。”于是提拔为黄门侍郎，贞观二年十二月进拜门下省长官侍中，即宰相之一，掌管政令的善否，进行议论封驳。又如贞观后期的褚遂良，任谏议大夫时以直谏著名。贞观十八年九月拜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贞观二十二年九月，拜为中书令，成为唐太宗晚年最受信任的重臣之一。《旧唐书》史臣评论说：“褚遂良上书言事，壹幺、有经世远略。魏征、王硅之后，骨鲠风彩，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
善言盈耳、良吏满朝，使得贞观时期吏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风纯朴等方面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作为这一时期大唐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被誉为“亘古一明帝”。
唐太宗所说：“郑公达节，才周济，用之，子孙长世。得人者昌，唐之昌，不亦宜乎！”虽在言辞上有“狭隘”思想之嫌，好像是为李氏家族而用人。但唐太宗这一用人思想在客观上无疑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用人为标，服务为本”在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社会现实意义。
明经48求贤若渴，不拘一格
“贞观之初，求贤若渴，驱之若揭，不拘一格，人才鼎盛。”
——李世民
从隋末到唐初，是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变时期，风云激荡的历史潮流，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唐太宗的用人政策，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他杰出的人才观与实践才能，是受制于他所活动的历史舞台。
唐太宗即位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有大批人才，以适应大治天下的需要，而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为此唐太宗不得不广开才路。“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的用人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全国统一、疆域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也就比较宽广，这为唐太宗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唐太宗在晚年所写的《帝范》一书中特置《求贤》一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外他还一再强调，举贤任能，斥退邪佞，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如说：“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治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在他的心目中，甚至宰相的主要职责，也应当是为皇帝“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并曾就此批评杜如晦：“比闻听受词诉，日不暇给，安能为朕求贤哉？”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世民对侍臣概括地指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他把“官不得其人”比作“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李世民一生“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是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世民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照此原则身体力行的。早在即位之前，他已广为搜罗人才，兹举数例以明之。褚亮其人曾经是薛秦的太常博士，并没有被付以重任。世民平薛仁呆后，因“素闻亮名，乃于众中访之，深加礼接”，并云：“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一语道破了网罗贤俊是他东征西讨的辅助目的。著名的史学家李百药曾经因参与辅公柘的反唐起兵，被李渊配为泾州司户，世民当时是秦王，“尝至泾州召百药，因赐诗云：项弃范增善，纣妒比干才；嗟此二贤没，余喜得卿来”。秦王府的人才济济，是与世民有意识的招贤纳俊分不开的。即位以后，也发生过这方面的戏剧性事迹，发现和重用马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世民曾一再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周见事敏速，性甚慎重……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求贤若渴的心情，于此跃然纸上。正是在上述的认’识和行动的基础上，贞观一朝出现了多士盈廷的盛况，正如文学家卢照邻所说：
“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于万国，舞干戚于两阶，留心政涂，内兴文事。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硅）、魏（征）、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
这样的评论虽然不免有溢美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时势造英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去打造，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打造”者必须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一个“精英库”。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一代盛世，与其不拘一格广求人才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大唐没有“多士盈庭”的盛况，就没有“贞观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
明经49用人要搞五湖四海
“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
——李世民
唐太宗的爱才之心为天下所共知，但如果徒有此心，不善于大量挖掘人才为己所用，空有满腔“爱心”也是枉然，而实际上，唐太宗的“挖才”之能并非等闲封建帝王可比，他大搞五湖四海的用人战术，“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为大唐网置了一大批贤能异士。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国家达到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近来命令你负责举荐贤才，却不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事情极为繁重，你应该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我将把政务托付给谁呢？”封德彝说：“我怎敢不尽心办理陛下交待的事？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才能出众的人罢了！”唐太宗对封德彝的回答大不以为是，他反驳说：“历代的圣明君主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用其所长，不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而在当代选拔人才。难道要等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再治理国家？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的人呢？我是担心我们遗漏而不了解罢了！”封德彝听了羞愧地退了下去。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家大事，做到眼界宽远，耳听八方，寻求察访贤明有智慧的人。近来听说你们整天忙着听取和接受诉讼的状子，一天之内多达数百件。这样忙于阅读公文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帮助我寻求贤士呢？”于是他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尚书省，凡是细碎的事务都交付左右丞处理，只有冤屈疑难的重大案件才该上报给仆射，让仆射集中精力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李世民爱才，即便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有才，他都加以礼待重用。隋末，李渊父子攻下长安时，抓住了当时任隋马邑郡丞的李靖。李靖早知李渊父子有夺取天下的大志，就封锁了自己管辖的地盘，亲自到都城向朝廷报告李渊父子的动向，并打算去江都进见隋炀帝，终因天下大乱，道路阻塞而未成行。李渊抓了他，就下令斩杀他。李靖临刑前大叫：“您起义兵不就是为了清除暴乱，统一天下吗？为什么反而因为计较个人恩怨而杀壮士豪杰呢？”李世民非常赏识李靖有胆有识、文武双全的才干，坚决恳请李渊刀下留人，并把李靖招到自己府中任职。果然，李靖后来为唐朝统一全国、开拓疆域屡建奇功，先是平定萧铣，镇压辅公祜起义军；又屡败突厥，并最终灭了突厥；继而又征讨吐谷浑，大破其国。为了表彰李靖的卓著军功，在他死后，李世民颁发诏令，允许在李靖的墓前修了座高大的建筑物，象征突厥境内的燕然和吐谷浑境内的碛石山，作为李靖的永久纪念。
魏征和王硅原来都是前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臣。在李世民和李建成矛盾白热化的时候，魏征和王硅鼓动李建成先下手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成了赢家，他召来魏征责问道：“你挑拔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道理？”大家都替魏征的生死捏了一把汗。魏征神情镇定，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李世民听了，对魏征肃然起敬，让他和王硅一起担任谏议大夫，常常愉快地接受他们劝谏。贞观六年，李世民在九成宫设宴款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不平地说：“王？和魏征当年都是前太子的重臣，我看到他们就像见了仇敌，不想今天竞一起参加这个宴会。”李世民劝解说：“魏征过去的确是我憎恨的人，但他尽心于自己的主人，他的忠直值得称道。我能选拔重用他，这是我无愧于古代英明圣主的地方。魏征敢于冒犯我直率地劝谏，不允许我做错事，我理所当然应该敬重他。”李世民不同寻常的度量吸引了许多人才甘心为他效尽死力。尉迟敬德原来是刘武周的部下，李世民击败刘武周后。俘虏了刘武周及其残兵败将。公元620年九月，这些残兵败将有的开了小差，李世民身边的人怀疑尉迟敬德也要逃跑，就把他关了起来，并怂恿李世民说：“尉迟敬德英勇猛悍，现在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他心里一定很恨我们，留着他必为后患，不如立即杀了他。”李世民说：“你们说得不对，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要叛逃，早就比那些逃走的人先行一步了，怎么可能还迟迟不走，等着被你们抓呢？”于是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把他召人内室，赏给他金子，说：“大丈夫重在意气相投。你不要把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知道你忠直善良，始终不相信别人对你的怀疑，但愿你也明白我的心意。你如果一定要离去，我也不勉强，这些金子算是送给你的路费，聊表我与你共事一场的情义。”尉迟敬德大为感动，随后不久李世民与王世充争战，他力挫群敌，把李世民从重围中救了出来。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同样为李世民打头阵，冲锋陷阵，斩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稳坐帝位立下汗马功劳。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想去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规劝说：“陛下高居帝位，救济百姓，安定天下，应该让自己的欲望月枞百姓，不可让百姓来服从自己的私欲。您远离皇宫到别的地主去巡游作乐，这是秦始皇、汉武帝做的事，而不是尧、舜等圣明君主干的事”。太宗听了，自我辩解说：“我有气病，天气变热，病势就立即加重，所以才去九成宫避热，不是我内心喜欢游玩。不过我还是很赞赏你的诚意。”唐太宗赏给姚思廉五十匹的绢帛，但还是决计要去九成宫。这时马周上书劝谏说：“九成宫离都城长安有三百多里，如果太上皇（指李渊）想您了，您怎能马上就回来见他？您说是为了避暑才去九成宫，而太上皇还留在京城受热，您侧L子的独自跑去避暑，这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既然您已经下决心要去，要拦也拦不住您，不过希望陛下能够尽快回到都城来，免得被人议论。还有，陛下随身带去的几个乐工和养马人，充其量只有一技之长，您可以多赏给他们金器绢帛等珍品宝物，怎么可以随便越级提拔他们，封给他们官爵呢？还让他们和朝中的士大夫同坐共食，我深感为耻！”唐太宗听了马周人情人理的分析规劝，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迅速，为人忠诚正直，评论人事都能秉公执言，担任吏部尚书，他举荐的人都很好使用，我依靠他，国家政局就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