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刘德威对唐太宗所说：“此在主上，不在群臣。”魏征则明确指出：“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皇帝若不能以身守法，臣下也就很难守文奉法了。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口含天宪，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要提醒、监督皇帝守法是极为困难的。有的正直大臣，就因犯颜而被罢官，甚至身死族灭。唐太宗乃一代英主，他认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他要求臣下向他提出建议。他曾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办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坏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由于唐太宗的提倡，所以臣下也都敢于向他本人提出守法之谏。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征上疏，就尖税地指出了唐太宗在守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他说：“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魏征的话切中了唐太宗在司法上，由于个人的喜怒而带来问题的要害。
断狱而凭个人的喜怒爱憎，会使狱讼失之公允，必然会造成“任心弃法，取怨于人”的严重后果。魏征的劝谏虽然激切，但唐太宗却能“深嘉而纳用”，同时也体现了唐太宗胸怀的宽阔。
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大臣们也常常在守法的问题上与唐太宗发生争辩，犯颜执法。如贞观元年（627年），忠清公直的戴胄任大理少卿。当时唐太宗“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日：‘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在戴胄的劝说之下，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并说：“卿能守法，朕复何忧？”而戴胄前后犯颜执法多类于此。
这样就避免了唐太宗在执法上的错误。
又如对广州都督党仁弘罪案的处理，也反映了唐太宗自觉守法。党仁弘在任，勾结豪强，收受贿赂，没降獠为奴婢，又擅赋夷人，被人告发，“法当死”。唐太宗念其元功，想从宽处理，免其死罪，“贷为庶人”。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这样做并非什么难事，然而从守法而言，这就触犯了司法尊严。唐太宗也不愿轻开“弄法以负天”的先例，于是采取了“请罪于天”、“下诏罪己”的办法。他说自己有三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知人不明，委用贪冒；善善未赏，恶恶不诛。以引咎自责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这对于一个封建皇帝而言，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又如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犯罪，受到减死徙边的惩处。有人提出：高甑生是秦府功臣，应“宽其罪”。唐太宗则认为，“理国守法，事须划一”，坚持不以私情废法。他说：“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起自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秦府，属犯法，都必须依法处理，其他功臣也就不敢轻易触犯刑律。
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来看，一个强盛时代的出现，总是与有比较进步的立法和司法制度分不开的。贞观时期唐太宗能够约束自己守法，奉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有了贞观法律并不能万事俱全，还必须有奉公守法秉公执法的官吏，贞观之法才能得以贯彻实行。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指出的：“虽有贞观之法，苛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但是封建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大部分的官吏必然是作威作福、贪赃枉法者。他们或营私舞弊，或逢迎权贵，或无视法律，或官官相护。封建官吏的专横、贪暴和渎职是加重人民苦难与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那么励精图治、饬整吏治便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而贞观时期的吏治则相对清明，这同唐太宗严格要求官吏遵守法纪，严格执法是有着密切关系。贞观时期，，封建政府运用法律的手段加强了对官吏的控制和约束，在法律上严惩官吏的违法乱纪、贪污党贿等行为。唐律12篇，其中《职制律》专门对官吏的设置和职守等方面作出了种种规定。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及减轻人民的负担，防止官僚结党营私，特别注意精简政府机构，不得随意增加官员的人数，如果署置过限或不应置而置者，要处以不同的刑罚。各级官吏都必须忠于职守，严守机密，否则要判以刑罚。此外其他的11篇，几乎每一篇涉及到各级官吏的职责。如果在所司其事的范围内“应为不为”和“不应为而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唐太宗还十分注意官吏的廉洁奉公问题，他曾多次与侍臣论及贪鄙。他说：“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他告诫侍臣：“若能小心奉法”，“非旦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并且会“害及身命，命子孙每怀愧耻”。唐太宗不仅教诫臣下要廉洁奉公，而且在《贞观律》中还制定了关于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规定。在我国法制史上首先提出了“六赃”的规定，把“盗”和“赃”并列，前把受财、枉法和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列在不予赦免之列。《贞观律》还禁止官吏任何的嘱咐请托，如受人钱财，则处分尤重。特别对于“监临势要”的请托处罚更为严厉。贞观法律中规定，官吏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受财而不枉法者，三十匹要加役流。官吏如收受其管辖区内人民的财物，猪羊供馈或役使辖区的人民；或向其借贷财物以及接受财物而为人请求者，都要以贪污论罪。从法律的条文来看，贞观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官史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当然，《贞观律》的种种规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但是官吏的贪暴恣横是封建政治的必然属性。由于法律的严厉，使得官吏多有所收敛，不敢肆无忌惮地鱼肉人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史籍记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贞观一代著名的大臣大都清廉自守，如魏征“平生俭素”，“征宅先无正寝”，窦威“家无余财”；薛收“家徒壁立”；岑文本“居处卑陋，室无菌褥帷帐之饰”；温彦博“家无正寝，及卒之日殡于别室；李大亮死之日，家无珠玉可以为含，唯有末五石；布三十端”。从这些记载来看，廉洁自律已成为贞观一代的风气，这与唐太宗的提倡以及法律的制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太宗还利用法律手段，对豪强势力进行限制和打击。
武德年间，地方上的大姓豪猾势力，或凭借政治权势，或依仗经济力量横霸一方，抢夺农民田产，鱼肉百姓。如《通鉴》就记载道：“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为非法，有司不敢诘。”如张婕妤乃唐高祖李渊之妃，其父依仗女儿的势力，不把李世民的从叔父放在眼里，竞想夺取淮安王李神通因功而得到的数十顷上好田地，其横暴可见一斑，一般的百姓他们更是视如草芥。这部分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了限制豪右的横恣，《贞观律》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文。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间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同时唐太宗还任用了一批敢于“按举不法，震肃权豪”的司法官员。
如高季辅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多所弹纠哕，不避权要”。又如长孙顺德任泽州刺史，对此前“长吏多受百姓摘饷”之事进行“纠愧，一无所容”。“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又如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
于是唐太宗便派遣字文士及按验其事。加之其他的罪恶，结果幼良受到了“赐死”的处罚。由于利用法律手段对豪右势力进行打击，结果出现了“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佃人”的局面。
唐太宗整肃法纪，倡导并切实做到“有法必依，司法必严”，从而使得全国的吏治和民风得到了根本好转，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贞观盛世的出现和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此。
明经53死刑审批，收归中央
“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李世民
封建时代的君主往往是独断专行，虽然有立法，但他们却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自己的旨意代替法律，把立法和司法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凭自己的喜怒用刑，专横无道。唐太宗作为封建君主的一员，他同样也掌握着立法和司法权。但同历史上的一些暴君不同，他一般不干预司法，司法权相对独立。即使是对司法程序提出的种种“限制”或更改，也是为了使其在制度上更为完备、更符合贞观时期的主流思想。
贞观时期死刑审批制度就体现这一特点。当时的死刑审批的终审权收归了中央，“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表面上，是皇帝“集权”的表现，而实际上它是对司法机构司法权独立性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体现，或者说是对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或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唐太宗对死刑判决之慎重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他一再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认为，如果刑罚不当，杀错了人再怎样追悔都不会使人再活过来。他提出“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由于他提倡慎刑，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四年（630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死刑复核制度也是贞观时期的一个特点。《断狱律》中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徙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也就是说，凡是要执行死刑的罪犯，需复奏皇帝三次，经批准后方能执行。唐太宗不仅强调三复奏，并且自贞观五年开始，还作了“二日五覆奏”的规定。
贞观五年（631年），张蕴古为大理寺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唐太宗下诏论其狱；蕴古说：“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将太宗旨意密报给好德，并与之博戏。结果被御史权万纪告发，于是太宗大怒。
一怒之下，令斩蕴古于东市。怒杀张蕴古，实际上是一桩冤案。不久唐太宗也十分后悔，对房玄龄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其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竞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号令即决，皆须五复奏。”五复奏自蕴古事件开始。
唐朝的死刑复核制度，对于避免冤滥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失为统治者实行宽刑慎罚的一项好的措施。
死刑复核制度是针对死刑的最后判决而言，而在此之前和与此相关联的，贞观时期还有一些司法制度也非常有特点。
唐初由于积累了一定的审判经验，拷讯方法也制度化了。因为司法机关在进行审判时，口供是判决的基础。为了取得被告的口供，法律准许采用刑讯的手段。但《断狱律》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从而使拷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作为正常审讯的辅助手段。同时还规定，司法官如果误用刑讯逼供，也要负刑事责任。法律还规定法官拷囚不得超过三度，总数不得超过200。如果超过此限而拷囚至死者，法官徙三年。这样做的目的乃是防止逼供，是刑讯制度进步的表现，唐太宗还下诏废除笞背的刑罚。因为太宗读黄帝《明堂针灸书》时，知“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于是下诏“自今毋得笞囚背”。对司法官滥用酷刑，甚至拷掠致死的情况加以限制。
贞观律规定，司法官吏在判决案件时必须依法定罪和判刑，否则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断狱律》中规定：“诸判菲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这是唐朝审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制原则，对防止法官滥用权力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贞观时期还把录囚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固定下来。
录囚制是封建时代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囚犯的审理，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审判的案件是否合于法，以及有否冤滥，如果发现有此种情况，便予以平反的制度。这是对囚犯的体恤和宽待。这一制度起于汉代。唐朝自高祖已有录囚，据《新唐书·刑法志》载：“四年，高祖躬录囚徒。”至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亲录囚徒”。自此以后，每朝皇帝都把录囚作为一项善政而加以实行，凡录囚徒，多得原宥。这也是唐太宗简法宽刑思想的体现。
明经54禁止逼供，注重求实
“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必先以情审察情理。”
——李世民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一直层出不穷，惟独在大唐贞观时期出现一段“真空”。历史上著名的若干“千古奇案”，无一例是发生在贞观时期。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唐太宗采取的“禁止逼供，注重求实”等措施密不可分。
贞观四年十一月，李世民下诏令：“决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针炙之所。”因为他在这一年暇日看了明堂上悬挂的“孔穴图”，发现依照中医学观点，“五脏之系，咸附下背”。
他叹息说：“夫墓，五刑之最轻者也，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他由此想到隋代“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终于由乱法而乱国的教训，决心改变屈打成招而导致冤案不断的积弊，要求在审案时也要坚持“宽仁”之心。
《唐律》有明文规定，禁止严刑逼供，而且强调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断案原则。《唐律疏议》对此解释说：
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故拷囚之义，先察其情，审其辞理，反复案状，参验是非。“独未能决”，谓事不明辨，未能断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若不以情审察及反复参验，而则拷者，合杖六十。
虽然在封建社会，一切以行政权力的高低论是非，并不能禁止官吏的胡作非为。但是，明文规定诉讼慎重其事，总比轻率武断为好，多少降低一点冤滥错判的程度。李世民反对严刑逼供，提倡官吏依照事实“据状断之”，而不一定要犯人“承引”的口供，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实事求是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重事实而轻口供是司法官吏必须遵循的原则。李世民的思想虽源于对隋末农民战争所显示出的人民力量的考虑，但因此而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