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以其法治思想影响了唐朝以及后代的历史。虽然他在具体实践中也有践踏法律的行为，但总的说来，它毕竟减少了对酷刑的执行，一方面维护着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也缓和了社会矛盾，他的法治思想虽然并未脱离儒学的“德主刑辅’’范围，但是，在具体作法上，确有以“保民而王”的主导的创见，终于寻找到了以“治吏”而达到“治民”这一具有远见历史意义的治国途经。为此，李世民的法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其意义深远，惠及后世。
（下）
明经55诬告者必反坐，法律尊严必维护
“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今若赫之，使开侥幸之路，无法取信于民。”
——李世民
实行诬告反坐之律，目的在于端正社会风气，维护法律‘尊严，使法制转入正常轨道。
诬告反坐源于秦汉刑律，此后历代相承。《唐律》卷二十三制定的“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的条文，就是显著例子。
《唐律》还发展了诬告反坐的量刑定罪范围，如“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的规定，据清末法学家薛允升考证，“即诬告反坐之办法也。”诬告不实，即按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名对原告加以量刑，使诬告者自食恶果。
唐太宗为了切实端正社会风气，在注重诬告反坐之法的基础上，还极为重视诬告反坐司法，使诉讼程序纳入正轨。
有一次。发生了诬告辅弼重臣的事件。贞观三年，唐太宗破格任用魏征为秘书监，让他参预朝政。不久，有个长安县人名叫霍行斌，心怀不满，造谣言，刮阴风，上书诬蔑魏征参与什么“谋反”。唐太宗及时地识破了这个诡计，指出：“此言大无由绪，不须鞠问，行斌宜附所司定罪。”魏征知道后，顿首拜谢。唐太宗又说：“卿之累仁积行，朕所自知，愚人相滂，岂能由己，不须致谢。”的确，自玄武门事变后，魏征归附于太宗，前后谏诤二百余事，无不忠于所事，件件合于朝廷的利益。这一切，唐太宗又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对于奉公守法的魏征根本不用审问，而对那个诬告者则处以死刑。因为谋反者当处斩刑，诬告不实，即按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处以斩刑。
又有一次，发生了诬告军事将领的事件。贞观九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起先不服李靖军事调度，后又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当然不会偏听轻信。试想，李靖原是当年秦王李世民从斩刀下营救出来的，武德年间跟随太宗转战南北，立下了汗马功劳；贞观以来，奉命捍卫边疆，威震北狄。
这样久经沙场，出生人死、勋业卓著的将领，怎会谋反？为了慎重起见，唐太宗还是派了法官进行调查，“有司按验无状，甑生等以诬罔论”，按理应处死刑，但唐太宗考虑到高甑生曾是秦府功臣，“减死徙边”。可是，高甑生仍不死心，托人求情，希望再予宽大处理。太宗严正指出：“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以“必不赦”的决心维护了诬告反坐的司法尊严。
唐太宗依法执行诬告反坐律，维护了他的用人唯才是举的方针。魏征、李靖是贞观文臣武将的代表，都是唐太宗的肱股重臣。文治武功，堪称卓越，唐太宗任以重职，信用备至，遭致群小之辈的诬陷，在所难免。但能荣宠善终，殊不多见。如高误与魏征均为隋唐初期名相，史称魏征“有经国之才”，高误“有经国大才”，但两代高才名相遭遇结局却迥然而异。高误失宠于炀帝，遭到杀身之祸，以致隋末“刑政由是衰坏。”魏征受宠于太宗，排除诬告身死之，促使唐初政教致化而治。
魏征说得好：“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佞人得志，诬告成风，必然使国家陷于衰败危亡的境地。倘若魏征、李靖等重臣名将都为谗言所伤，诬告所中，那么，唐太宗的左右手又有几个人呢？“贞观之治’’岂不付诸东流？可见，诬告反坐的司法是维护“贞观之治”的法制手段。
明经56开“守法”典范，做“治世”明君
“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
——李世民
律令颁布之后，能否得到严格的执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要求立法者必须按法律行事，如果立法者不遵守法制，法官们上下其手，违法办案，法律制定得再完备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唐太宗对这些道理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首先从自身做起，“开守法典范”。
早在贞观元年，太宗就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守法习惯。当时，他见兵部郎中戴胄正直公允，就把他提拔为大理少卿，负责司法审讯。这个时期选官制度尚不健全，一些选人就乘机伪造档案、资历，以求获得较好的职位。太宗下敕令选人中作弊者自首，否则要处于死刑。不久，果查出了作弊者，太宗打算处死。戴胄不同意，认为根据法律应判流刑。太宗大怒，说“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回答说：“这个敕条是根据陛下一时之喜怒而颁布的，而律条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根本大法。陛下应当忍小忿而存大信于天下之人。”太宗觉得戴胄说得对，自己确有意气用法的不足，遂转怒为喜地说：“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还有一次，广州（今广东广州）都督党仁弘犯了勾结豪强，收纳金宝，擅自向少数民族征税等罪，“法当死”。但由于比人在太原起兵与唐朝统一战争中立有战功，太宗不忍在他年迈之时诛戮而死，遂曲法免死。这样就破坏了法制，为了院回影响，不使官吏也相率曲法，太宗召集了五品以上官员，当众宣布自己破坏了法制，应当出南郊向上天谢罪三天。房玄龄等人觉得皇帝自罚有点不成体统，遂再三劝阻，太宗这才答应不去南郊谢罪。这种做法虽有故意做作之嫌，但也确实有维护法制，警示臣下不得违法的作用。
在执法过程中，太宗仍然不忘恤刑慎罚的原则，如贞观十四年（640年），有一个州刺史名叫贾崇，因部下有人犯了“十恶’’大罪而被御史弹劾。太宗认为上古的圣贤都不能避免其亲近之人中有不贤者，如陶唐氏是大圣人，其子丹朱却不贤；柳下惠是大贤，其弟盗跖却为巨恶大盗。他们都不能感化自己的亲人改恶从善，却要求如今的刺史做到这一点，岂不是强人所难吗？太宗进而分析说：“如果因此而使刺史连坐，以后恐怕大家都互相掩盖罪行，使得真正的罪犯得不到惩治。”于是规定今后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再连坐，但必须认真察访捕捉罪犯，肃清奸恶。
太宗即位以来，不轻易颁布大赦令，尤其反对一年中数次大赦。他认为大赦是赦免了贼人，危害了百姓。大赦还有一个弊端，就是频繁赦免，使小人存有侥幸心理，从而导致犯罪率上升。太宗引用古人的话说：“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这种想法也是不无道理的，可以真正使法律达到惩戒罪犯的作用。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贞观时期良吏辈出，执法公平，世风渐变。由于社会安宁，四海无事，犯罪率也大大地下降了。
贞观四年，全年天下只有二十九人被判死刑。贞观六年，太宗亲自核定死囚三百九十人，因要到明年秋季行刑，遂把他们放回，与家人相聚，到时再聚集于京师。次年九月，放回的死囚无人督率，全都自动按期返回长安，无一人逃亡，“太罘嘉其诚信，悉原之”。这一切都说明贞观时期的法制成就是十分显著的，而这一成就的取得首先归功于唐太宗的率先垂范，正是在他的榜样带动和影响下，大唐子民争相效仿，才出现了四海安宁的好局面。唐太宗李世民的明君本色，由此可见一斑。
明经57尊儒崇孔，匡正百姓
“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
——李世民
唐太宗在思想领域的一项非常重大的举措就是“尊儒祟孔”，借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达到匡正百姓、维护长治久安的目的。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就被历代统治阶级作为正统思想，用来治理国家，统一思想，唐朝的统治阶级自然也不例外。唐高祖刚攻下长安不久，就下令恢复国子学、太学、四门馆的教学，并令各郡县官学设置学官，恢复招生。武德元年（18年），下诏令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一律到秘书外省举办的小学就读。同年，在国子学设立了周公庙、孑L子庙各一所，四时祭祀。武德七年（624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
太宗即位后，认为国家统一，四夷自安，应该偃武修文，遂尊崇孔子，推广儒教。太宗君臣认为：商鞅、韩非那一套学说，只可作为权宜之计行于一时，不是长久致化之道，要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尊奉儒术，行礼义教化之道。所谓儒学者流，“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由于认识到儒学有助于统治的长治久安，所以唐太宗特别强调：“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为了尊崇儒学，贞观二年，又诏停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并按照旧典，在孔庙中，孔子与颜回像两边陈放“俎豆干戚”之物，以侯四时祭祀。贞观二十一年，下诏将对儒学有贡献的二十一人，配享于孔子庙堂，这些人是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马融、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孙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诏书说：“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这些人都是历代研究经学有贡献的人物，均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但是，其中不少人的经学派别不同，在历史上一度斗争得十分激烈，存在着严重的门户之别，有所谓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郑学与王学之别。太宗将他们统统配享于孔庙，表明他没有门户之见，同样予以尊崇，这是太宗主张经学统一的具体表现。
为了把尊崇儒学之风吹遍全国，贞观四年，太宗下诏命各州各县都要修建孔子庙，四时祭祀。贞观十一年，又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在孔子的家乡曲阜特建庙殿，并专门拨二十户人家负责洒扫供养。
学校的大量兴办，科举的盛行，都为儒家学说的推广与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太宗还规定学生要是通一大经者。“咸得署吏”。就是说可以得至帽职，所谓大经指《礼记》、《左传》。这些措施都起到了鼓励士人理头儒家经典，苦心钻研仁德礼义之说的作用。
明经58修《四书五经》，兴大唐经学
“固民先固心，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令百姓礼焉。”
——李世民
唐太宗要振兴儒学，必然首先要做好经籍图书的整理与收集，这是儒学振兴与统一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隋末动乱，历代旧章，诸圣遗训、经籍图书均散失严重。
隋文帝在开皇年间曾派人到各地搜访图籍，每得一卷，赏绢一匹，获得了大量图书，整理后共得了万余卷。隋炀帝统治时期。又广泛地搜求书籍，使政府藏书迅速增加。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下令将东都观文殿所藏图籍运往长安，船行到黄河三门峡时触礁沉没，所载图籍八千余卷全部漂没。
加上毁于战火和各地散失的图书，到唐朝建立之后，检视所藏隋代图籍存者“十不一二”。武德时期，唐高祖命令狐德某负责搜集图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太宗即位时，弘文殿所藏四部书即达二十万卷。贞观三年，魏征又向太宗建议搜集天下遗书，并令书手缮写，藏于馆阁，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在国家经籍图书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遂命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所谓“去圣久远”。是说经籍经过长期的流传，文字上产生了许多错讹。我国在雕板印刷术发明之前，经书均以口传手抄的形式传播，同一种书不同的师承关系往往文字不同，有的甚至连篇目也存在差异，加上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长期因袭旧说，以讹传讹，于是就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师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唐太宗既要发展儒学，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熟视无睹，同时版本各异，文字错讹也使各类学校的经学教授不免受到影响，使学生往往无所适从。统一《五经》版本势所必行。
所谓《五经》，是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书的统称。太宗选定考定《五经》的颜师古，是大儒颜之推的孙子，从小就博览群书，尤精训诂之学，“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讨析申孰，必畅本源”。太宗命他考定《五经》时，颜师古正好因事闲居，可以投入全部精力完成此事。颜师古利用秘书省所藏图书，用晋、宋古本进行校勘，一字一句皆有依据，校正了大量的错讹文字。书成以后，太宗召集当时的儒学名家共同审定，于是诸儒各执所学，“共非诘师古”，师古对答详明，“人人叹服”。太宗遂于贞观七年下诏颁行定本，令学者肄习。自《五经定本》颁行后，诸经文字完全统一，从此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
《五经》的版本与文字统一以后，下一步就是要统一《五经》义疏了。自两汉以来，由于对儒家经籍的解释与阐发的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经学学派。自汉武帝以来经学极盛，有的经书义疏（即解释阐发）即达百万字以上，远远超过了原，书的篇幅，有的经学大师解释经书中几个字往往用十余万字，如西汉的秦延君，以研究《尚书》而著名，他曾经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中的两个字，又用三万多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按照这种办法一个士人要学通一经，往往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所以官学中学派林立，争论不休。
如汉武帝时，《周易》就有四家博士，《尚书》有三家，《诗经》三家，《仪礼》两家，《春秋公羊传》又分为两家，总称为五经十四博士。到西汉末年，王莽又把古文经学派的四家博士列入官学，即《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家。以上仅是官学中的情况，其实当时私学中还有不少著名的经学大师，成就远远超过官学。魏晋以后，地分南北，政治上的分裂，又造成了南北经学思想与理论上的歧义，长期的积累使经书的解释与阐发五花八门，所谓“师说多门”。这样一种现状，显然不能适应唐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统一经学成为太宗推行文德治国路线的当务之急。
唐代把儒家经书分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经》、《仪礼》、《周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太宗命孔颖达负责撰定五经义疏。
孔颖达早在隋朝就以深通五经而名重海内。他早年曾去拜访名重一时的大儒刘焯，开始刘焯看不起这个年轻人，经过辩难经义后，“遂大畏服”。隋炀帝大业初年，孔颖达明经及第，被任为郡博士。炀帝曾广召天下儒官于东都，辩论儒家经义，孔颖达力挫群儒，居于魁首地位，而年纪又是最轻，许多老儒名师耻居其下，派遣刺客暗杀孔颖达，迫使他躲藏于杨玄感家才幸免一死。太宗平定王世充，他投奔唐朝，任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学博士。太宗即位后，历任给事中，国子监司业、太子右庶子、散骑常侍等官。
由于五经义疏的修撰不同于定本，不仅工作量很大，而且难度极大。实际上是孔颖达领衔，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名儒共同协作完成。全书共一百八十五卷，最初名为《五经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命交会国子监，作为学生试用教材。凡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诵习经书，义理必须依据《正义》所说，否则就是异端邪说，就有落选的可能。
由于《五经正义》出于众家之手，其中不可能没有谬失之处，当时的国子监博士马嘉运就出面“驳正其失，至相讥诋”。